在20世纪人类知识界革命中,与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并驾齐驱的,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创立的研究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学。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1998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评语):1919年12月,出版的《和平的经济后果》因大胆地预见了日后德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暴涨和可能导致的灾难而掀起抢购热潮;20年代初,撰写的博士论文《概率论》成为统计学的经典之作;30年代时,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在致命危机威胁资本主义世界时挽救和巩固了资本主义社会”;40年代的“二战”后期及战后初期,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等机构的组建工作而被誉为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因而一度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和“战后繁荣之父”。
聪慧少年
凯恩斯是地地道道的英格兰人,祖上是英国的皇室贵族。
1883年6月5日,凯恩斯出生于剑桥。父亲内维尔在剑桥大学任政治经济学和逻辑学讲师,母亲佛萝伦丝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和社会改革的先驱者,还担任过剑桥市长。
受浓浓书香的影响并得益于父母交际圈的熏陶,年少的凯恩斯得以和一些经济学家以及哲学家接触,并结识了不少有文艺才干和创新精神的玩伴。
七岁时,凯恩斯进入波斯学校读书,两年后考入圣菲斯学院预科班。在这里,他的过人天分渐渐显露,常常很容易就掌握了老师讲授的代数和几何知识。于是,1894年,在同龄孩子的艳羡中,凯恩斯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取了赫赫有名的伊顿公学(获得托姆林奖学金),主修数学。令人称奇的是,凯恩斯嗜好数学但绝不偏科,对于其他课程也是学得有滋有味,因而赢得了诸多老师的青睐。尤为重要的是,在伊顿公学,凯恩斯还被吸收为高贵社交圈――“波普”的成员,足以说明他不是一个只知道刻苦用功的学生,相反和同辈人比较起来也少不了贪玩、捣蛋了。于是,一边嬉戏着,一边学习着,凯恩斯轻轻松松地读完了伊顿公学,最终以数学、历史和英语三科课程均为第一的成绩考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数学专业。
在剑桥大学,凯恩斯的天分再次显现出来:1902年,也就是入学的第一年,他就获得了学习数学的一项开放奖学金,令师生们刮目相看。正因为如此,1903年,一位名叫阿尔弗莱德・马歇尔的学院派经济学教授,在设立了经济学学位课程之后,立刻想到了已经小有名气的凯恩斯:“这小子,天生就是块搞学术研究的料,挖过来淬把火的话必定能在经济学界大放光彩的!”他找到了凯恩斯。结果,两人一拍即合。于是,在攻读研究生学位时,凯恩斯转行研修经济学,并正如阿尔弗莱德・马歇尔预料的那样迅速地显示出了他在经济学理论方面的天赋。
就这样,凯恩斯开始了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段经济学正式教育生涯。
崭露头角
1905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凯恩斯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英国外交部印度事务部工作。
说起来,外交部印度事务部的位子很是惹人眼红,但具体工作却是一些繁琐的情报收集和信息汇总。因而,仅仅过了两年多,凯恩斯就感到厌倦了,于是留下一纸辞职报告后悄然离去。
想想还是校园生活美妙,凯恩斯就向母校剑桥大学递交了一份求职报告:申请国王学院数学研究员职位。很快,回函翩然而至:“尊敬的凯恩斯先生,敝院暂无数学研究员的需求……”立时,凯恩斯失望到了极点,但在翻到信笺的第二页时,顿时又欢呼雀跃起来:“尊敬的凯恩斯先生,敝院尚有一个教授一般经济学的研究员职位,不知您有没有兴趣呢?期待您的光临。”如此,阴差阳错之间,凯恩斯做起了经济学讲师来。
在众多课程中,有一门是每周一次的关于印度货币和金融方面的课程。天长日久,凯恩斯竟然上瘾了,就专门研究起了货币、信用和价值。还别说,结合之前担任公务员时积累下来的经验,凯恩斯撰写的对印度金融体系和货币的分析的文章一出来,立刻就赢得了学院同事和外界专家的好评―― 一篇以概率论论文入选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和一部以《指数编制方法》著作获得“亚当・斯密奖”就是有力的佐证。
就这样,几年后,凯恩斯成长为一位不可低估的经济学家。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作为货币问题专家,凯恩斯应征进入英国财政部任职,主管外汇管制、美国贷款等对外财务工作。
板凳还未坐热,问题就来了:社会各界质疑和抗议的呼声日渐高涨。原来,眼看着战争升级,绝大多数的英国公众非常担心会出现金融危机。为了防范可能因战争引起的经济萧条,凯恩斯经过认真思考后大胆地提出:花大力气,保持足够的黄金储备。为此,他竭力劝说劳合・乔治首相用黄金充实国库。
事实证明,凯恩斯的真知灼见相当英明睿智。如此,到战争结束时,凯恩斯在英国财政部树立了坚不可摧的地位,从而于1919年初作为英国代表奔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有意思的是,在这场“旨在从此结束世界战争的‘和谈’”中,当听到与会的同盟国代表众口一词地要求战败国德国支付惊人的两千亿英镑战争赔款时,一向沉稳的凯恩斯立时“从座位上跌了下来”:“噢,上帝,这哪里是和谈,分明是勒索嘛!”就据理为德国说话:“两千亿?简直是天文数字!你们想过没有,德国是被迫支付这样一笔它所没有的赔款的,何况它获得这种经济能力的手段也被剥夺了啊(指同盟国通过对德国工业施加严厉限制的条款)……”不想,大伙儿根本听不进去,还纷纷为自己“辩解”着:“没办法,德国活该如此,谁让它战败了呢?”看着这样一群卑鄙的嘴脸,凯恩斯气得浑身直打哆嗦:“这项和约令人愤慨和难以接受,它只会带来不幸。”言罢起身离去,并即刻电告首相宣布辞职,随后回到了剑桥大学。
眼不见但心还“烦”,凯恩斯只好借“文”浇“愁”。
1919年12月,几经增删之后,凯恩斯结集出版了《和平的经济后果》。在这部“回忆录”中,他对在“巴黎和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公约》的设计师们――包括从前的顶头上司劳合・乔治首相,进行了辛辣的抨击和无情的批判,与此同时还一针见血地剖析了公约中诸多的自相矛盾之处,并大胆地预见了日后德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暴涨和可能导致的灾难,因而甫一上市即掀起抢购热潮。伴随着《和平的经济后果》在英国、欧洲及美国的畅销,凯恩斯也因说出了许多人考虑到但却不能说或者是不敢说的事情而赢得了“激进派经济学家”的赞誉。
不得不说的一点是,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认为“这一赔款既不会得到全部的支付也不会使和平得到保障”的看法,也仅仅经历了短短的十几年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证明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
扬名立万
在以《和平的经济后果》崭露头角之后,凯恩斯的经济思想顿时宛若油井喷涌而出:1921年,发表博士论文《概率论》,成为其时统计学的经典之作;从1922年起,在出任“全国互助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期间,撰写的对股东的年中和年度报告成为金融界人士必读而且是抢先收听的新闻;1923年,出版专著《货币改革理论》,直接对单纯的市场调节提出质疑。
尤为有意思的是,凯恩斯还勇于把理论成果化为实践应用。在写作之余,他也从事起了货币买卖――结合之前在财政部工作时的经验和对战后德国的考察,认为欧洲货币必跌而美元则前途一片大好。于是,从1924年起,拿着赚来的稿费,按照百分之十的保证金建立了一系列货币仓位进行投资,结果短短数年就增值十来倍,从而以超高的投资收益率确立了在证券业中的声誉与地位。
1929年10月,一场发端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迅速蔓延至欧洲,使得英镑在几周内就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价值。
捏着已然干瘪的钱袋子,望着成群结队的失业者,凯恩斯也像绝大多数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那样不由自主地紧紧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慢慢地等待吧,资本主义的供求规则会使经济秩序恢复的!”只是,慢慢地,他开始发现有些不对劲儿了:失业人数继续上升,生产贸易继续猛跌。也就是说,传统的旧经济思想失灵了。
吃惊之余,凯恩斯“悄悄地”寻找起解释和补救的方法来。
1936年2月4日,在几易其稿之后,凯恩斯推出了一本厚厚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阐述了自己对经济危机的独特看法和解决方案:在由大萧条引起的需求不足和严重失业中,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只会导致更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动荡,因而不如政府干预来得行之有效且立竿见影。比如说,政府可以通过建设桥梁、大坝、道路等公共基础项目,来雇用大量的失业人员。而这批人就业后用领取的工资去购买衣服、食品等货物,就会大大地刺激对这些货物的需求,从而使得生产这些货物的厂家会雇用更多的失业人员。于是,这些新就业的人员又刺激了另一轮的需求,也就直接增加了另外一些人员的就业。这样,政府只需要花上一元钱,就能促成几元钱乃至十几元钱的经济增长。这就是所谓的“乘数定律”。由此出发,凯恩斯还对贸易差额与国民经济盛衰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投资的乘数作用表现为:一个部门的新增投资,不仅会使该部门的收入增加,而且会通过连锁反应引起其他有关部门的收入增加,更会通过连锁反应引起其他有关部门继续追加新投资从而获得新的收入,最终使得国民收入总量的增长若干倍于最初的那一笔投资。
可以说,在惊魂未定的时刻,《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恰逢其时:经济危机的淫威还在肆虐,饱受困扰与折磨的西方国家需要一剂“灵丹妙药”来祛毒止痛;资本主义经济已然进入深水区,传统的自由放任的贸易理论显然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了,需要一套新锐的学说给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当头一记棒喝。该书出版之后,立刻就因突破了传统的就业均衡理论而受到广泛好评――尤其在罗斯福总统实践了“乘数定律”从而使得美国经济迅速有了起色之后,先前诅咒和谩骂凯恩斯的老古董们立时哑口无言了,继而屁颠屁颠地奉《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神明起来。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仿若“回春的妙手”,为身患沉疴的资本主义世界开出了立竿见影的“诊治”处方,从而“在致命危机威胁资本主义世界时挽救和巩固了资本主义社会”,并因开创了研究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学,从而与研究个体消费行为和生产行为的微观经济学以及对经济现象作统计分析的计量经济学一起,构成了经济学完整的三位一体。
早逝星辰
正沉浸在“资本主义的救星”的喜悦中,一场致命的心脏病悄然袭来,凯恩斯不得不住进了医院。足足调养了两年多,凯恩斯才得以痊愈。
其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打得不可开交,凯恩斯应邀出任英国财政部顾问,直接参与战时财政金融问题的决策。在他的倡议下,英国政府开始编制国民收入计划,从而使得国家经济政策的拟定有了必要的工具。
1944年,欧洲战场形势已然明朗,凯恩斯开始变得忙碌起来:一边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寻求强劲有力的资金支持而有理有据地谈判英美贷款事宜,一边为促使建立比较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而马不停蹄地联系召开国际会议。7月1日,举世著名的布雷顿森林货币问题会议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举行,凯恩斯率英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在会上,他极力游说与会各国建立一个可以使因战争而受到摧毁的国家获得贷款的国际机构,最终促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辅助机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前身)的建立,并成为上述两个机构的英国理事和后者的第一任总裁。此外,还在会上提出成立一个国际性贸易组织(即后来的关贸总协定)的设想。
大功告成,凯恩斯携带着美国提供的一笔巨额贷款回到了英国,立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种种褒奖并被封为勋爵。
只是,在此起彼伏的道贺声中,早已精疲力竭的凯恩斯总觉得自己的身体似乎有些不对劲儿,但为不扫大伙儿的兴致只好苦苦地硬撑着。
1946年4月21日,才回到位于索塞克斯的家中,凯恩斯就因心脏病突发一头栽倒在地,旋即不治而去,享年六十三岁。
与大多数高龄的经济学家相比,凯恩斯去世得着实太早了些,尚没有来得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关贸总协定这样的左右世界经济的“货币―金融―贸易”三位一体的国际机构中好好地推行自己的理论和施展自己的才能,实在是一件憾事。
不过,逝世后一度挽救了资本主义的凯恩斯思想成为西方经济学诸多学派之一,被称为“凯恩斯学派”,并衍生出数个支系。自此,凯恩斯的经济哲学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了,资本主义各国政府纷纷采用“干预主义”政策来指导本国的经济发展。
多年以来,正如不少学者把凯恩斯思想比做“与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一样的革命”,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足足影响了好几代的经济学家,从而推动着经济学的发展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直至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而且,即便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仍旧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将继续影响他们未来若干年的经济思想。■
(责任编辑/金 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