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1896―1979),湖北钟祥人。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二十九岁受聘清华,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讲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交相辉映。他是第一个独立主持现代考古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领导历次殷墟发掘及其出土器物的搬迁、研究等工作,在他的带领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考古组培养了一批像“考古十兄弟”一样的顶级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与傅斯年、陶孟和、赵元任、李方桂、梁思成、梁思永、曾昭�等患难与共,同舟共济,以学术和科学之灯,照耀风雨如晦的中国。郭沫若称李济是“我们中国光荣的一面”。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李济的弟子张光直说:“李济体现了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所能达到的最高学术典范。”
李济选择的是以学术报国,他始终保持治学与政治分途的清醒,没有去趟政治的浑水。但这并不是说,学者没有政治倾向。在20世纪激荡的历史风云之下,纯粹的学术几无可能,学者不去招惹政治,也会被政治纠缠。1948年底,李济选择去台湾。20世纪50年代,胡适、李济自然属于被批判之列。此后,李济渐渐被人忘却。近年来,李济的名字又浮出水面,像出土文物一样引起人们的关注。
尹达(1906―1983),河南滑县人。考古学家。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参加过殷墟、浚县辛村和日照两城镇的发掘。1938年,尹达在长沙选择了与李济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赴延安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尹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先后兼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在历史分岔的道路上,两代考古学家的历史选择和人生走向,折射出百年中国的风云变幻。
1982年4月,河南大学来了一位身穿中山装、脚穿布鞋、戴黑框眼镜的学者,他就是尹达――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考古学奠基人之一。他为母校师生作学术报告,他用八个字概括了自己的学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尹达望着台下年轻的面孔、闪亮的眼睛,有种时空转换的错觉,他仿佛回到五十多年前的河南大学。
刘�选择了考古学,和李济一同工作
1928年,受军阀混战的影响,几经周折升入河南大学本科的刘�(字照林,又名虚谷),先读哲学,后转国文系,他不会预料到自己的人生会与考古学结缘,更不会想到十年之后,他会成为抗日洪流中的一员,投身革命,来到延安,成为延安的学者,改名为尹达。
就在刘�升入河南大学本科后不久,傅斯年物色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和安阳殷墟发掘主持者,在三十二岁的李济和四十八岁的马衡之间,他选择了李济。1928年12月初,李济收到中研院蔡元培的聘书,正式履职中研院考古组主任。李济马上从广州赶赴河南安阳,会晤董作宾,商讨殷墟的发掘。李济打算以小屯为中心,往四面辐射,在三五年之内对殷墟有一个彻底的了解。自1928年起,中研院先后十五次对殷墟进行大规模发掘。
近水楼台先得月,刘�走上考古学的道路可谓天时地利。1928年11月,曾任河南大学讲师的董作宾回母校作“安阳小屯发掘之经过”的专题演讲,学生争先恐后来听。董作宾将殷墟发掘的七百八十四片甲骨文字写在黑板上,译成楷书,并辅以绘图说明,这是刘�初识小屯考古与殷墟甲骨文。
1929年12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来到开封,与河南省政府协商合作开发安阳殷墟问题,晚上就住在河南大学。傅斯年在河南大学作学术演讲,第一次演讲的题目是“现代考古之重要性”。他从“汲冢”与“竹书”谈起,指出:“竹书不过是战国时期的作品,被人盗掘,不知被烧去了多少。安阳甲骨是殷代作品,比竹书早千余年,现在如用科学方法处理,将来作用不可限量。他从安阳殷墟的发掘,谈到河南地下埋藏着丰富的古代文物,进而强调必须借以现代科技考古手段才能更好地开发与保护。
傅斯年关于考古的专题报告,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坚定了国文系二年级学生刘�和史学系二年级学生石彰如从事考古的决心。
1931年3月,刘�、石彰如等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作为第一批实习生前往安阳,直接参与殷墟的发掘。这是由李济主持,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郭宝钧、王湘等参加的殷墟第四次科学发掘。梁思成从美国哈佛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学成归来,也首次参加发掘工作。面对着充满激情和经过较好训练的新助手,李济等考古学家欢欣鼓舞;刘�也因能与这么多的考古界知名人士共同工作而兴奋不已。
1931年的一天,刘�和往常一样在开封书摊上浏览,郭沫若的史学名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吸引了他的目光。当他翻开书卷,发现枯燥的中国古代社会能被描述得如此生动且富有力量,他被深深地打动了。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无数的知识青年彷徨着,对前途不知所措。20世纪40年代,已改名为尹达的刘�明确表示:“30年代,我读了郭沫若关于古代社会的著作后,就很自然地被吸引了……我之所以学习考古,而且走向革命,都同样是受到了郭老的影响。”“在治学的精神上,我已成为郭老的私淑弟子了。”后来在延安时,尹达将他的著作《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转交给当时在重庆的郭沫若,他和郭沫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2年,刘�以优异的成绩从河南大学毕业,并顺利进入中研院史语所读研究生课程。就在这一年,年仅二十六岁的刘�奉调主持河南浚县大赉店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此时的他已经成长为考古学界独当一面的骨干。通过对大赉店遗址东西区的发掘,发现了龙山文化晚于仰韶文化,且两种文化同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两种不同系统的文化遗存,各有其独立的特性。1934年,刘�完成研究生学业,留任史语所助理研究员。
1934年10月至1935年12月,刘�参加了由梁思永主持的安阳侯家庄西北岗殷王陵墓的发掘。此次发掘是中国考古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发掘,规模大,水平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次发掘,除了原有人员外,又充实了考古组的李光宇、王湘和当时清华大学考取留英学生的夏鼐。
夏鼐对刘�印象深刻,他曾写过:刘�穿的是蓝布大褂。那时他便有点清瘦。但是工作起来精神奋发。那时他主持的是侯家庄西北冈一○○一号大墓。他蹲在墓中二层台上,一丝不苟地描摹花土的花纹。这不能不叫人佩服他的耐性和细心。他热爱这考古工作。白天辛勤劳动,经常亲自拿着小铲子动手,并且当天即做好记录。晚上整理标本和补充记录之后,他经常找梁思永团长,汇报新发现和新看法,交换意见,有时谈到深夜,一直等到工作站服务人员提醒他们:“明天清早还要上工,赶快上床睡觉吧!”他们才中止讨论。如果雨天停工或者晚上没有零活,他们谈起来更起劲。这是发掘团中非正式的学术活动的一部分。后来,刘�去延安后,我在李庄时好几次听到梁思永在怀念他。
梁思永派刘�挖掘一○○一号大墓,可见梁对他的赏识和器重。梁思永喜欢刘�,说他的工作认真、仔细,说他思想敏锐,善于思考,有综合能力。事实上,正是在梁思永先生的关怀和指导下,刘�才走上了考古学的道路,并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考古学家。
1936年,又是在梁思永的领导下,刘�和祁延霈一道,发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此次共发掘五十多座墓葬,有的随葬品特别丰富,尤其是陶器,大大地丰富了人们对龙山文化文化内涵的认识。
1937年3月至6月,史语所考古组发掘团进行殷墟第十五次发掘。七七事变爆发后,卢沟桥上隆隆的炮声中止了安阳殷墟发掘。史语所开始准备向西南搬迁事宜。
史语所和中博院最初由南京迁至长沙,住在韭菜园、圣经学校等地。来长沙不久,日寇的飞机来轰炸。有一天,警报还没有拉响,日军飞机飞至长沙上空,一通乱炸。
大片的国土在沦丧,山河破碎,人的生命异常脆弱,生死往往在一瞬间,他们面临着生死抉择,战争将这些致力于学术的年轻人推向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刘�、王湘等人,早已打算投笔从戎,赴前线杀敌。
尹达去了延安,李济去了台湾
1937年11月初,随着史语所和长沙临时大学要迁到昆明的消息传来,李济召集史语所考古组众人,为刘�、王湘等人在长沙郊外的小饭馆聚会。“国将不国,学术何为!抗日第一,爱国为先!”寒风中的刘�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这次被称为“清溪阁醉别”的告别聚会,带有慷慨悲歌的意味,风萧萧兮湘水寒,同人一去兮不复返。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相见。
刘�举起一杯酒,祝李济先生身体健康。李济内心感慨良多,他实在无法处理抗战救国和田野考古这一矛盾。李济对刘�、王湘等人的选择并不感到意外。李济回想起在南京史语所的一件往事:
一天深夜,李济忽然到标本室去查看某个刚出土的标本,正好刘�就睡在标本室;李济一进来,刘赶忙把一本书掖藏在枕头底下。于是李就走过来问刘:“照林,你在看什么?”刘不好再隐瞒,就拿出了这本小册子(是一本关于社会发展史的通俗读本)。李济翻看了一下,说了一句:“我们作科学考古的人,不要戴有色眼镜啊!”刘�向李济辩解了一下:“我觉得扩大一些知识面有好处。”李济好像又重复了一下刚说的那句话,刘�也说了一些他的看法,李济没再说什么,找到标本后就出去了。
李济是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张把学术和政治分开。在长沙,李济无意劝阻刘�等人赴前线杀敌,只想说服自己和留下来的同人:“我们是否也应该赶赴前线,与日本鬼子决一死战;考古这种工作,在现在的处境中是否是一种浪费?我们并不懊悔选择这份职业,但要放下它扛枪赴前线打仗的冲动是完不了的,是异常强烈的。”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众人:“现在我们既然没有机会表达我们这种志愿,那就只有继续我们原有的工作。”
关于当时的教育和科研,当时国民政府主张战时须作平时看,坚持“抗战与建国兼顾”的原则,顾及到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但中研院和长沙临时大学都有大批青年人奔赴前线,保家卫国。
1937年12月6日,刘�在他一篇未完成的《日照两城镇陶器报告》的最后,写有这样一段话:
别了,这相伴七年的考古事业!
现在敌人的狂暴更加厉害了,国亡家破的悲剧眼看就要在我们的面前排演;同时我们正是这幕悲剧的演员!我们不忍心就这样让国家亡掉,让故乡的父老化作亡国的奴隶;内在的矛盾一天天加重,真不能够再写下去了!我爱好考古,如果有半点可能也不愿舍弃这相伴七年的老友!但是,我更爱国家,更爱世世代代所居住的故乡,我不能够坐视不救!我明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明知道这是一件冒险历危的工作,但是却不能使我有丝毫的恐怖和畏缩!
时隔七十多年,我们仍能感受到刘�的一腔爱国赤诚,抗日战争使他无法苟安于“考古生活”内。这是一个勇敢的抉择,跨出这一步,刘�成了尹达。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刘�离开长沙后,他的行踪为史语所考古组同人关注。后来刘�去了延安,而一道离开的王湘、杨廷宝等仍无消息,李济放心不下,四处托人打听,还通过朱家骅写信去问询周恩来。后来朱家骅回函李济:“关于王湘、杨廷宝二君之事,前蒙台嘱,即经致函周恩来君,顷接复云:‘嘱事曾特电探寻。现王任延安振华造纸厂厂长;杨在延安解放社出版局图书馆工作。’”
刘�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到达延安后,改从母姓,化名尹达。1938年4月,由于尹达在学习和工作中表现出色,再加上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和无限热爱,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11月,他被分配到陕北公学任教,又调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并兼陕北公学总教员。在此期间,他还参加了由著名史学家范文澜组织的史学名著《中国通史简编》的编撰。1941年调任中共中央出版局任出版科长,直到1946年。
在延安的尹达,并未忘记考古学。在历史的拐点,尹达在延安见到了昔日的领导、史语所所长傅斯年。
抗战胜利后,为促进国共和谈,1945年6月2日,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联合黄炎培、章伯钧等七位国民参政员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访问延安。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复电对其以民族利益为怀表示钦佩和欢迎。7月1日,傅斯年一行在王若飞陪同下飞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到机场迎接。
在延安,傅斯年和尹达晤面交谈。
在和傅斯年的会谈中,尹达表达了想完成“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发掘报告”的愿望。然而,不到数月时间,国共和谈彻底破裂,傅斯年、梁思永、尹达等多少考古学家殷切盼望的“两城镇遗址发掘报告”最终未能完成,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进程中的一件憾事!
老师李济在抗战胜利后,参加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1946年3月31日,李济飞赴日本,调查日本文化劫掠的罪行,追讨国宝,并达成了日本人1937年以后从中国劫掠的文物都需归还的协议。
1948年秋冬之交,国共内战的炮火逼近长江北岸。1948年12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将三千八百二十四箱文物分三批,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偷运到台湾。“从庙堂之高到漂泊江湖之远”,这批中国历朝历代遗留下来的文物,因为战争改变了命运。而李济的选择和这批文物紧密相连,他是这批文物的押运者。迁台文物中,包括故宫博物院的皇家收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安阳殷墟出土文物、中央图书馆的宋元古籍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大批珍贵文物。
南京国民政府溃败之际的这次文物搬迁,无疑是一种劫持。中央研究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得知这一消息,联合曾昭�等在1949年3月6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题为《搬回古物图书》的署名文章。李济帮助偷运文物到台湾之举,招来一片骂声。随着两种力量的对决,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得不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与胡适、王云五、朱家骅等人被中共宣布为战犯相比,李济不在这份名单上并非偶然,因为他没有加入国民党。在历史分岔的道路上,知识分子的选择,有的被看做革命的,奔向光明的新中国;有的被视为反动的,“顽固地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
李济之子李光谟选择在1949年从台湾回到上海,迎接解放。李光谟谈到父子选择的人生道路时说:“1949年真的不离开他,我跟着他,那就算孝吗?我很难下这样的断语。我是要把他争取过来,跟我一块儿革命去,这也算孝吗?我不好说,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经历的坎坷太多了。那些年,让人大声笑的可能性都没有。历史是没法选择的。没有可选择的了,那就只能是这样。”
1979年,李济在台湾逝世,遗物中只有几件仿造艺术品,没有一件古董。他一生亲手发掘和经手保管的文物无数,如此清廉,令人景仰。“考古工作者不收藏文物”,李济始终遵循自己当年订立的规矩。许倬云从李济身上看到希腊精神和儒家修养的结合,笔者则从李济的命运中看到在复杂的历史境遇下,两代知识分子艰难的抉择。
两代学者的历史命运
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真诚地接受思想改造。批判胡适的时候,李济自然也在被批判的行列。李济的弟子夏鼐发表了《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的长文,从搜集材料、整理材料、提出结论等几个方面对“前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发表的考古论文和报告”作了全面的否定。“当年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人”就是夏鼐的恩师李济。夏鼐终于大义灭亲,反戈一击。此时,尹达在中国科学院任要职,当他看到考古研究所刊登的“粉碎李济之流的资产阶级的考古学”诸如此类的批判文章,不知心中会作何感想。自从20世纪50年代清算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思想影响开始,李济渐渐被人遗忘。李济在大陆的弟子,虽然可以批判李济,但显然无法将自己的过去连根拔起。在一定的形势下,李济成为统战的对象,鲜为人知的是,夏鼐曾有一封劝降李济的信。
1960年夏天,夏鼐约见了李济的儿子李光谟,拟带一封信转交李济。这封信没有封口,李光谟看了信的内容,感到“兹事体大”,就拿去找尹达过一下目。只见信中写着: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这是南朝梁武帝之弟萧宏的记室丘迟在《与陈伯之书》中的一段千余年来脍炙人口的名句。尽管文字清丽感人,毕竟这是一封劝降书。
当时尹达读完这封劝降书沉默了好一阵,对李光谟只说了一句话:“夏作铭(指夏鼐)好糊涂!”他把信留下了,没让带走。
尹达还是懂李济的,李济毕竟是带领尹达走上学术道路的老师。“夏作铭(指夏鼐)好糊涂!”只这一句话,可以参悟尹达的内心。在尹达看来,夏鼐何必多此一举。
“文革”期间,“造反派”的一批人曾向“保皇派”尹达逼问:“你当年参加殷墟考古发掘时,在反动学术权威李济指使下,加入了什么反动组织?必须老实交代!”尹达作了一再的如实说明,可就是过不了关,又找不到“可靠旁证”,这桩公案就只好“挂”了起来,不了了之。
而在彼岸的李济,对昔日的弟子批判自己,似乎看得很超脱。他了解夏鼐在史前考古、汉唐、中西交通和科技考古等方面的成就,了解他为大陆中国考古事业所起的作用。李济就尹达于1959年任大陆考古所所长一事在一次谈话中说:“刘照林(尹达)和夏作铭(指夏鼐)早就完全有资格担任所长了……”
直到20世纪80年代,李济的名字才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度尽劫波之后,回望以李济和尹达为代表的两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激荡的历史风云俱收眼底,不论他们往左走,还是往右走,文化的中国在他们的情感和理念中是至高无上的,超越了历史的纷争。■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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