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文协于1938年3月成立于武汉,老舍以高票当选为理事,文协不设主席,不设理事长。老舍的“入会誓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在誓词中说:“我是文艺界一名小卒,十几年日日夜夜操劳在书桌上和小凳子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劳。小卒的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做的一切,我确实做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周恩来是全国文协的名誉理事,他通过理事冯玉祥的关系,请老舍担任总务部主任,总管会务工作,也就是全面负责。老舍在全国文协理事会中得票居首位,他爱国反帝,赴汤蹈火为抗战。对于文艺界人士,不论共产党、国民党,不论海派、京派,只要爱国抗日他都视为同志。在首届文协理事当中,既有郭沫若、茅盾、夏衍、阳翰笙、田汉等“左派”人士,也有国民党方面的冯玉祥、邵力子、张道藩、胡绍轩等。老舍广泛联络,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在坚持团结之中,也就保护了进步力量。冯玉祥有两首丘八诗赞扬老舍:
之一
老舍先生到武汉,
提只提箱赴国难。
妻子儿女全不顾,
赴汤蹈火为抗战。
之二
老舍先生不顾家,
提个箱子撵中华。
满腔热血有如此,
全民团结笔生花。
1938年8月,全国文协从武汉迁到重庆后,老舍受《新蜀报》社长周钦岳的邀请,负责该报副刊工作。这样,就为全国文协在大型刊物《抗战文艺》之外,又开辟了一个文艺阵地。
老舍十分重视文艺大众化的工作,他特地写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一文,号召“宣传文艺到工农兵当中去”。他除了写小说,又涉足话剧,写了《残雾》、《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作)、《面子问题》等几个剧本。他放下大作家的架子,写了许多鼓词、小曲、相声,大受工人、农民和士兵的赞扬。老舍说:“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地,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必须是炮,也必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大手笔,什么小手笔,只看实际的作用与效果。”
1939年,老舍率作家访问团到了延安,在招待会上,毛泽东和他热情碰杯喝酒。老舍回到重庆后,大力宣传延安是崭新的天地、崭新的人。国民党为此对老舍主持的“文协”工作时有刁难。老舍幽默地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只有这一块牌子,你重庆不让挂,我就挂到延安去。”国民党听他这样一说,只好改变态度。1940年,“文协”举行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会,借附近的巴蜀小学举行,国民党宪兵和警察跑来干涉。老舍挺身而出说:“‘文协’是抗日机构,今天的大会主席是军事委员会冯副委员长,非开不可。”纪念会顺利召开了,第二天许多报纸把这次纪念会作为重要新闻发表。
老舍来重庆四年也没有个家,他常住“文协”所在地张家花园六十五号。这座房屋是由冯玉祥资助八百银元,给老舍租赁下来的,与巴蜀小学为邻,周围都是农田,虽是白天也能听到蛙鸣。老舍把其中一间简陋残破的房子取名“多鼠斋”,这里安放着他的一个铺位。各地到重庆来的作家找到了“文协”,招待吃饭都是老舍掏钱,当晚还要把这张铺位让出来,自己到《新蜀报》编辑部去挤个睡处。1943年11月17日,老舍夫人胡�青带着孩子从北平逃难到重庆,老舍才在北碚安了个家。
1942年,重庆文化人自香港陆续脱险归来。徐迟先回到重庆,老舍安排他在“文协”住下,同时高兴地为欢迎其他脱险作家的归来做准备。他力促张道藩派汽车到黔、桂去接那些作家。不久,胡风、于伶、凤子、宋之的、王苹、王莹等一大批作家、艺术家也到了重庆,国民党方面由张道藩举行了欢迎会,大家客客气气,却冷冷清清;“文协”方面由老舍组织的欢迎会上,则一个个谈笑风生,欢畅热烈,与张道藩的欢迎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责任编辑/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