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一幅幅《我们热爱和平》的彩色宣传画,从首都北京飞向全国各地,进入千家万户。画上两个怀抱和平鸽的孩子在和煦的阳光下幸福地笑着。这张宣传画印了五百多万幅,而且这样的画面还被印在信封、明信片、搪瓷杯、笔记本以及祖国慰问团赠送给“最可爱的人”的纪念品上。画上那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孟运。
孟运是怎样走上宣传画的呢?五十多年来,她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让我们重新回到1952年那个阳光明媚的初夏……
摄影师眼睛一亮:“太好了,就是她!”
《我们热爱和平》这幅全国亿万人民喜爱的宣传画,出自1952年6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报眼的一幅新闻图片。当时朝鲜战争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人民日报社社长胡乔木和总编辑邓拓向大家传达了周总理在一次形势讲话中的指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绝不怕战争。他们要求记者们能发表一幅以“保卫儿童,保卫世界和平”为主题的照片。邓拓又向摄影记者阙文作了特别交代。
阙文认真地思考着:要拍好这样一个主题,画面上就要有儿童的形象,儿童好找,但让他们干什么呢?他突然想到,西班牙著名现代派画家毕加索,献给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是展翅飞翔的“和平鸽”。这只“和平鸽”已经“飞翔”在世界各地,成为世界和平的象征。阙文想,把孩子与和平鸽融为一体,不是很独到的构思吗?他立即拨通了北海幼儿园的电话,问幼儿园有没有养鸽子。当他从于陆琳园长那里得知幼儿园不仅养了一群鸽子,孩子们还经常到北海公园放鸽子时,他兴奋极了。
第二天一早,阙文背着照相机,兴冲冲地来到北海幼儿园。在一群玩耍的孩子中间,他一眼就看上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叫马越,一副聪明调皮的模样,一双大眼睛特别有神,笑起来十分惹人喜爱。阙文当即就把他定下来。再看看那些天真活泼的女孩子,他感到有些美中不足――几乎是清一色的“童花头”。
正在这时,于园长领来一个胖嘟嘟的小女孩,黄黄的头发,还扎着一对粉红色的蝴蝶结。阙文眼前一亮,当即拍板:“太好了,就是她!”这个小女孩就是孟运,那年四岁,是于园长的独生女。
为了营造一个轻松的环境,阙文请老师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放鸽子。说话间,孩子们像出笼的小鸟一样,怀抱着鸽子,飞也似的冲出幼儿园,来到北海东边的草地上。他们跳着,叫着,放飞手中的“和平鸽”。
阙文拉着孟运和马越的小手,来到一块微微凸起的土坡上,简单地交代了几句,就对着他们“咔嚓咔嚓”地试拍了几张。一开始,两个孩子都有点儿紧张,表情有些呆滞。阙文便逗乐地启发他们:“马越,运运,告诉叔叔,谁的鸽子最好?”机灵的马越把头一歪,抢先回答:“当然是我的!”小孟运很不服气,还没等她开口,阙文已经按下快门――“咔嚓!”照片定格在最灿烂的一瞬间。
后来,这幅新闻照片经人民美术出版社两位编辑精心设计,画面的左上角加了一枝梅花,又在绿色的底边上写上一行字体充满童趣的文字――我们热爱和平。然后印成了彩色宣传画,国庆节期间即向全国发行。
这幅充满和平、温馨的宣传画,飞向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怀抱和平鸽的孩子成了祖国重托的象征。许多志愿军战士把它揣在怀里,甚至冲锋时也高喊:“为了祖国的孩子们,冲啊!”
孟运和马越成了全国人民心中的“小太阳”。全国各地寄来成百上千封信,祝福两位可爱的小天使。有很多人来到北海幼儿园看望这两个孩子,甚至接他们去参加机关、部队和学校的联欢会。
童年随父亲在建设中的“一汽”度过
孟运出生在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孟少农是留美汽车专家、清华大学教授。母亲于陆琳出生在山东济南一个教育世家,抗战爆发后,跟随已是共产党员的三姐于若木跋山涉水来到革命圣地延安。1946年,于陆琳被党组织秘密派往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在她的影响和帮助下,积极倾向革命的孟少农教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们结为伴侣。1948年10月,在父母秘密撤出清华园奔向华北解放区的途中,小孟运出生在河北省泊头镇。父母带着她一路辗转,终于来到平山县西柏坡。
北平解放后,党组织派于陆琳去接管一所幼儿园。于陆琳爱孩子,原来只能容纳三十多个孩子的小小幼儿园,在她和教职工的不懈努力下,不断完善和扩大。后来,幼儿园搬到北海后门的蚕坛院,取名北海幼儿园,成为一所环境优美、设施齐备、教育质量一流的著名幼儿园,在园的孩子猛增到四百多人。
1953年9月,于陆琳带着发展新中国幼儿事业的美好憧憬,赴苏联列宁格勒赫尔岑教育学院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学习深造。五岁的小孟运便跟随父亲来到刚刚破土动工的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
初到长春时,“汽车厂”还是一片荒郊野地,孟运随父亲住在市郊一个当年日本人留下的小院里。那时,父亲是中国一汽的副厂长兼副总工程师。为了尽快造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几年后,小孟运和父亲的家搬进了新建成的汽车厂宿舍。
汽车厂建设初期,生活很艰苦,小孟运却过得很愉快。父亲的爱好很广泛,闲暇时,他总要带女儿出去玩。令孟运记忆最深刻的是1956年7月15日,第一批“解放”卡车下线。那天,彩旗飞舞,锣鼓喧天,整个汽车厂沸腾了。孟运和其他孩子也挤在欢庆的人群中,观看披红挂彩的卡车沿街游行。十二辆军绿色的“解放”卡车保持着队形缓缓驶来。一辆卡车驶到孟运跟前时,突然停住了,一位叔叔从车上跳下来,迅速把孟运抱上汽车,让她分享这特殊的快乐。坐在卡车驾驶室里,孟运高兴极了,一眼望去,道路两旁的人们挥舞着花束和彩带,汽车就像行驶在五彩的长河中……
于陆琳赴苏联留学,一去四年,期间曾两次回国探亲,可是她的感情却与孟运的父亲渐渐疏远了。直到小孟运懂事了,闹着要回北京找妈妈时,爸爸才把他们已经分手的事实告诉给心爱的女儿。爸爸妈妈都喜欢孟运,可是他们却不能在一起生活,以致孟运上小学时,转了五次学,直到她考上北京师大女附中,才结束了在北京和长春之间辗转的生活。
初到美国,不服输的她非要拼搏一下不可
1964年,孟运初中毕业,她报考了神秘的“海军政治学校情报系”。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她兴奋得一夜没睡着觉。
在军校学习的一年,是孟运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一年,出操上课,行军野营,助农劳动,万米达标游泳比赛……一到星期天,她最喜欢一个人坐在海滩上,吹海风,看海鸥,写日记。她心中的那只和平鸽,仿佛变成了搏击风浪的海鸥,大海成了她人生梦想开始的地方。
1965年秋天,孟运转到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学习英语。不久,“文革”开始了。她的父亲和母亲都遭受迫害,她本人也受到株连。因为说了“江青整我妈妈”一类的话,才十七八岁的她就遭到批判,甚至被隔离审查,最后以“受‘二月逆流’思潮影响,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一纸“结论”,结束了军旅生涯,到北京一家国有工厂当模具钳工。她忍辱十年,直至“四人帮”倒台后的第三年,才得到彻底平反。在工厂期间,她虽然被工厂推荐到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学习,但工农兵学员的特殊身份,总让她心里感到不那么舒服,后来考研又败下阵来……回到工厂当技术员的孟运,非要再拼搏一下不可。
这时,一位老师善意地劝她出国留学,另辟蹊径。孟运根据自己英语基础较好,有专业技术知识,又有工厂实践经验的优势,决定出国学习工业管理。她利用业余时间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进行英语强化学习,又在对外经贸大学与美国合办的经济管理外语班听课,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通过了托福考试,取得赴美“交流学者”的资格。
1987年,孟运要出国了,她写信与父亲商量。父亲给她回了一封长信,鼓励她说:“人生的道路不平坦,你们这一代受了折磨,你的生活很不正常,但没有办法。我想,你下决心学出个名堂来是个正确的想法。中国今后会繁荣富强的,你能在今后的前进中赶上队,事业上有所成就,其他也就不重要了。学习主要是靠自己,要下狠心,有股顽强劲儿才行。以你现在的条件,努力还不算晚……我希望你在遇到困难时能找到勇气,找到精神力量!”
已经三十九岁的孟运,带着亲戚送给她的一千美元登上了飞向大洋彼岸的飞机,到亚特兰大美国南方理工学院自费留学。其实,这些钱只够她付三个月的学费。初到美国,孟运感到自己就像沉到海底一样,连个泡儿都吐不出来。她真的要背水一战了。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性格开朗、做事泼辣的孟运很快调整好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状态。她住在一对美国老人家里。周一至周五,白天,她一边护理患有严重哮喘病的男主人,一边读书,晚上(除周五)还要去学校听课。周五、周六的晚上,她要去餐馆打工,双休日的白天,还要给一家印度人看孩子,只有星期日一个晚上的时间是自己的。这样的生活,孟运硬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在两年内读完了学校的全部课程,获得工业管理硕士学位。
毕业后,孟运没有立即回国,而是想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考验一下自己的生存能力。为了找工作,她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随身行李和两纸箱书,独自开车从亚特兰大来到旧金山。由于有着在北京电视设备厂工作的经历,她终于被一家生产监视器的公司录用了,成为一名修理工。她每天除了完成八小时的紧张劳动外,还参加公司的自愿加班,因为加班工资是正常班工资的一点五倍至两倍。为了多挣一些钱,孟运当然不会放弃这样的好机会。很快,她便成了修理监视器的行家里手,从修理小组调到技术部门,还能拿到比较丰厚的收入。
每当谈到这段经历,孟运总是很感慨。她说,我到美国,真的是去历险,虽然很艰苦,但见识了西方社会,接触了西方文化,也是人生一段难得的经历。让孟运感到压抑的是,她如此卖命,却是给外国人干活儿。每当想起父亲为新中国汽车工业奋斗的经历,她心中总感到惭愧。1996年,她主动放弃了已经取得的美国绿卡,义无反顾地回到北京。
四十七年后,两个“小天使”在北海幼儿园再次相聚
1998年12月,《羊城晚报》记者在报纸上发表了题为《寻找抱和平鸽的孩子》的长篇报道。经过半年的努力,1999年6月1日这天,当年那幅《我们热爱和平》的彩色宣传画上的孩子――孟运和马越终于在北海幼儿园相聚了。
《我们热爱和平》彩色宣传画发行不久,曾引起一场“风波”。画中的小主人公马越,由于社会的关爱、父母的娇宠,渐渐产生了优越感。进入小学后,他不讲礼貌,不守纪律,打人骂人。对马越的变化,老师们没有及时抓住苗头给以启发和诱导,家长甚至粗暴地责骂和棒打他。家庭和学校的冷遇,最终导致马越离校出走。
后来,北京东城区第二中心小学接收了马越。在校长和老师的关怀教育下,马越加入了少先队。他在转变后写了一篇《我爱老师》的文章,以一颗羞愧的童心追述他所走过的一段还算不上曲折的路。后来,《中国青年报》以《昨天人们手上的‘凤凰’――马越成长中的风波》为题,作了详细报道。
老作家冰心读了这篇报道后,难过了好几天,她以慈爱之心、细腻之笔,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的文章。她认为“家庭、学校、社会是教育儿童的三个重要方面”“家庭,责无旁贷地有特殊的责任”。她告诉父母们应该如何以身作则,从细微处对孩子进行品德教育。
那场风波给马越的教训太深刻了。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下,马越很快又成了好孩子。上初中时,他不仅学习优秀,还加入了共青团,连续两年获得北京市中学生优良奖章。从清华附中高中毕业后,马越完全可以考一所北京的名牌大学,但他希望人们彻底地忘掉他,于是,他报考了国防科委所属的西北工业大学,学习直升机设计与制造。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贵州某国防基地当技术员,后来又成为贵州省警官学校的一名教员。四十多年来,马越总忘不了大家对他的关怀和期望。他希望能为社会多做些贡献,于是,他尽心尽力地培养教育了一批又一批学生。
那天,孟运和马越漫步在北海边,寻找着那片留下美好瞬间的绿草地。他们一起快乐地喂着鸽子,共同追忆童年的幸福时光,畅谈曲折的人生经历。
一生的情感,随着父亲的事业――
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而跳动
孟运爱自己的父亲,打心眼里敬佩和崇拜他。父亲是我国汽车工业的技术泰斗,一直工作在生产第一线,经历了一汽创业,陕汽翻身,二汽腾飞……而他的家却越搬越偏僻,越搬生活越艰苦。
孟运是个孝顺女儿。“文革”后,父亲调到陕汽,后来又去了二汽,替父亲采购生活用品是孟运的一项重要任务。父亲爱吃,可山沟里生活条件很差,他也只能节制一下爱好。每次父亲来北京,临走孟运都会把他的两个大旅行包装得满满的,什么腊肉、香肠、粉丝、芝麻酱、酱油膏、酱黄瓜,还有北京的点心和果脯。那时,全国副食品供应都很紧张,不少东西都要凭本供应。孟运宁肯自己不吃,也要为父亲攒着。父亲身材较胖,衣服不好买,为父亲织毛衣的活儿,都由孟运包了下来。父亲每次来北京,孟运都会给他换“行头”。穿着女儿织的又宽松、又柔软、又合身的毛衣,父亲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父亲患有痛风病,退居二线之后,肾病已经很严重了。孟运写过几封信劝他老人家回北京居住,但父亲执意留在二汽。父亲来信说,他在汽车厂觉得心里特别踏实,靠近汽车,听得到汽车的脉搏,他才睡得着觉。而且他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他刚写了一本教材,已经在汽车学院试讲过,还需要修改一下;他还准备写一本关于汽车发动机的书……
然而,在孟运刚刚赴美留学,抵达亚特兰大一个月后,传来了父亲病逝的噩耗。这是孟运一生中最心痛的事。
孟运是在汽车厂长大的孩子,她一生的情感都随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而跳动,因为那是父亲一生的事业。孟运的丈夫张超在岳父和妻子的影响下,也对汽车有着深厚的感情。孟运回国后,曾和张超一起在北京创办了一家农用车制造厂,研制出一种新型的前驱动四轮农用车,获得多项国家专利。
孟运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父亲,也渐渐理解了自己的母亲。父母的社会经历、价值取向、生活氛围不同,感情不能强求。
母亲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在从事教育工作。留苏回国后,她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担任系主任、总支书记。1982年离休后,她仍旧心系教育。在一些老革命家和老教育家的鼓励下,她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中华社会大学,并担任校长。“社大”白手起家,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被称为“一所没有院墙的大学”,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信誉和知名度。“社大”创办不久,即成为具有颁发正式学历资质的正规大学。
如今,孟运和九十岁的母亲居住在一起。她们的生活过得很简朴,却充满了温馨。■
(责任编辑/穆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