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湛邦(1914―2008),字春山,号龙山人。国务院参事,副部级干部。1914年3月生于广东顺德龙山。早年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1940年始任民国重要历史人物张治中将军的机要秘书,亲历三次国共和谈,一直陪同张治中先生到人生的最后一刻。
余湛邦先生有幸见证了毛泽东与张治中的相识和深入交往,他认为毛、张二人的友谊是在统一战线中孕育、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交往体现了他们彼此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情怀。
毛泽东住到了张治中的家中
毛泽东与张治中在大革命时期同在广州,可惜无缘交往。他们二人的相互理解,是从重庆谈判开始的。我曾亲历三次国共和谈,都是跟随张治中将军进行的,由此见证了张治中先生和毛泽东的最初相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政治局面到了一个转折点,蒋介石采纳张治中和吴鼎昌的建议,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毛泽东经过郑重考虑,欣然同意。张治中遂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偕同美国特使赫尔利于同年8月27日坐专机由重庆飞赴延安迎接。张治中对国共和谈的热情,给毛泽东以良好的印象。
毛泽东到重庆后,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工作与安全。关于住处,毛泽东一下飞机,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周至柔就说已为他准备了接待美国客人的招待所,说是地方好,设备全。毛泽东笑笑说:“我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不住美国人的招待所。”张治中在汽车旁对毛泽东说:“已为您准备了市郊黄山和山洞林园两处,任您选择。”毛泽东未置可否。在这方面,操心最多的是周恩来。他原来设想让毛泽东以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做起居、工作、活动的中心,但一住下来就感到不合适。红岩不仅地方较偏,且路不好走,上下山石阶太多,周围又特务密布,对来客不方便,对毛泽东也不安全。至于曾家岩五十号他自己的住处(大家习惯称“周公馆”),地点较好,但地方狭小局促,且二楼是国民党人居住。唯一比较合适的是张治中官邸(上清寺桂园中山四路十八号)。那里的房舍虽不大,设备也一般,但还合用,而且距离曾家岩五十号和红岩新村都不远,又在马路旁边,地点适中,汽车进出也很方便。周恩来一开口,张治中先生便慨然答应,随即全家便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一所狭小破旧的平房里。于是,毛泽东就以桂园作为会客、工作、休息之所。每日上午由红岩来,下午会客,晚上回红岩睡觉。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对张治中的热情接待和积极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好感。 重庆谈判历时四十三天,风波迭起,险象环生,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多次濒于破裂。国民党四代表(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中,最活跃、最积极的是张治中,每到关键时刻,他最卖力。我看他在整个谈判中,时而绕室彷徨,时而沉思兴叹,显得饮食无心,坐立不安。他这种真诚谋国、公而忘身的精神是毛泽东所目睹心印的。
国共谈判基本达成协议时,外边谣言纷传,说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热心的民主人士以“重庆气候欠佳,不如早返延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等相劝毛泽东离开重庆。周恩来为此也心焦如焚,就和张治中商量提前签署协定,并暗示如果让毛泽东一人独返,放心不下。张治中慨然答允亲送毛泽东回延安,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周始感如释重负。
10月10日,国共在桂园签署《双十协定》,10月11日晨,张治中代表蒋介石亲送毛泽东返延安。四十三天的共处,毛泽东、张治中彼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毛在去机场的路上笑着对张治中说:“我在重庆,知道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张治中问:“怎见得?”毛泽东说:“有事实为证。第一,你把《扫荡报》改名《和平日报》。《扫荡报》是在江西围剿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一定有些人很不赞成;第二,你把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撤销了,是做了一件好事。”
至于张治中对毛泽东的态度,如同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写的回忆录中说的:
“1945年以前,我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他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层。
“1945年10月11日,我坐专机送毛主席回延安。下飞机时,飞机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领袖的最大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看了真叫人感动!其后,我还常常和朋友们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
毛泽东送了一棵大白菜给张治中
1949年北平和谈时,张治中由南京飞到北平,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设宴接待。毛泽东一见面就爽朗地说:“1945年到重庆时,承你热情接待,感激得很呢。”“你在重庆时用上好的酒席招待我,可是你到延安时,我只能以小米招待你,抱歉得很呢!”毛的话,热情、自然、亲切,是对待老朋友的态度。
1949年和谈破裂时,张治中发表《对时局声明》,留居北平。毛泽东每次为张治中介绍给初会的朋友时总爱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张治中内心感到暖烘烘的。
是年6月,全国政协酝酿筹备,中央人民政府准备成立。有一天,毛泽东当着朱老总和好些中共领导人的面,提出请张治中参加人民政府并担任职务。张治中说:“过去的阶段,我是负责人之一,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了,我这个人当然也就成为过去了。”毛泽东恳切地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做起!”这话对张治中来说,既是热情的期待,又是严格的要求,他在后半生牢牢地记着这句话,并把它作为鞭策自己的座右铭。
新疆和平解放后,军政事务百端待理。张治中写成数千字的书面意见给毛泽东,除介绍新疆的一般情况外,还就以后新疆的长治久安之计提出六项重要意见。毛主席很重视,说:“请你和彭总一同到新疆去就地具体解决。”不久,西北设置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任主席,张治中被任命为副主席。
张治中在北平是安顿下来了,虽然由于在西北兼职不得不经常来往于西安和北平之间,但主要活动还是在北平。所以,张治中一决定留居北平,毛泽东、周恩来就交代主管单位为张治中解决寓所问题。
那时,我陪同张治中夫妇一起去挑选房子。先看了方巾巷的一栋小洋房,张嫌房间太小,又是楼房,上下不便。又看了东总布胡同的一处住宅,三个大院子,气派不小,可张夫人又嫌门槛太多,迈步出入困难。看了好几处都有缺点,最后选中了北总布十四号,以前是孙连仲的官邸。房舍高大宽敞、富丽堂皇,餐厅能摆四五十桌,舞厅能容百把人。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张治中生活起居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淮河根治工程开始,张治中是中央慰问团团长。动身前,张治中病倒了,毛泽东特派江青持亲笔函到张家慰问。张治中有腿神经痛宿疾,周恩来、邓颖超不时馈赠药品。毛泽东有一回收到山东农民送来的特大大白菜四棵,即派人送一棵到张家。菜重二十七八斤,张氏夫妇舍不得吃,把它用大花盆栽下,陈列在客厅里,后来,大白菜抽苗开花,花足有二三尺高,人见皆称奇。
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我想到外地视察去,你可愿意同行?”
在1958年8月下旬北戴河会议期间,有一天,毛泽东请张治中全家到他住处吃饭、谈话、看电影。分手时,张治中对毛泽东说:“过两天我要回北京去了,主席有何吩咐?”毛泽东说:“不忙,我还有话和你说,稍等一等。”
可是,一天、两天、三天,十多天过去了,毫无消息,张老和我都感到纳闷,又不好问。直到9月上旬,毛泽东才请张治中去说:“我想到外地视察去,你可愿意同行?”张喜出望外地答:“那太好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张治中回到住处,对我说:“这回你要好好准备。我每天紧跟在毛主席身边,你利用速记把他讲的每句话都记下,并留意环境和采访群众,到晚上我们把材料凑在一起,就可以成为一篇宝贵的日记。”
9月10日上午8时,毛泽东、张治中分坐两机由北京飞往武汉,11时40分抵达。是日,晴空万里,气候特佳。一下飞机,张治中就关切地问毛泽东:“您昨晚恐怕又没睡觉吧?”毛泽东回答:“昨晚开了五个会,今天清晨又接见新疆参观团,没有睡。”张治中说:“那您先好好地睡一觉吧。”毛泽东说:“不,天气热,我们马上到长江去。”说着就登车。张治中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车随行。他们在船上吃中午饭,中午饭很简单:一碟炒青菜,一碟肉片黄瓜,一碟炒小鸡,一碗冬瓜汤。张、曾、王和毛泽东夫妇共五人用餐。饭后,毛泽东忙着要下江游泳,他笑着问张和曾:“你们可下水?”张、曾同声抱歉地说:“不能奉陪了。”毛说:“好吧,你们都当‘观潮派’吧!”
到武汉的第二天,毛主席面江而立,要下长江游泳,张治中向毛泽东介绍我说:“这是我的秘书余湛邦同志。”毛主席回过头来,温和的眼光落在我的脸上:“噢!”接着向我伸出手。我迈进两步,双手紧紧握着他那温暖的手,心突突地跳,既紧张又拘谨。当时船上机器轰隆,人声嘈杂,我顾虑他老人家没听清楚我的名字,就补充说:“我叫余湛邦。”毛主席听了微微抬起头,似在沉吟。我又想到我的名字既不好念又不好写,容易被人弄错,同时我的广东腔咬字不准,因而又补充说:“是湛江市的湛,联邦的邦。”毛主席跟着问:“是干勾于吗?”我马上心里责备自己:多疏忽,怎么只提名而不道姓?就赶快答:“是人禾余。”大概是我的紧张和拘谨让他老人家看出来了,他温和而又带点儿幽默地对我说:“yu姓很多,有干勾于,有人禾余,有人则俞,有口人则喻,有虞姬的虞。”说到这里,他用手指着江水:“还有水里的鱼。”最后补上一句,“其鱼甚多咧!”
9月16日,毛泽东乘船沿长江从武汉抵达安徽安庆,后又去了合肥、马鞍山。
在合肥时,张治中和曾希圣、罗瑞卿在毛泽东处聊天,毛泽东向张治中介绍《楚辞》,由《楚辞》谈到《论语》,谈到《论语》的朱注,谈到朱熹。谈朱熹时,毛主席对张治中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张治中说:“朱夫子被江西抢去了,婺源县现在划归江西。”毛泽东说:“婺源虽然划归江西,但不能因此改变朱夫子的籍贯,七八百年来他一向被认为是安徽人嘛。”
由马鞍山去南京的火车上,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来迎接。刚坐定,毛泽东就笑问江渭清:“你借文白(张治中,字文白)先生的三千元到底还了没有?”大家觉得很奇怪。原来,张治中在抗战期间任国民政府湖南省主席,青年时期的江渭清写信给张治中,说:我是共产党人,要抗日打游击,没钱,请你资助。张治中想:此人真有胆识,而且对我如此信任,就批给他三千元。这一经过是毛泽东从张治中的谈话中听到的。
当时在座的,还有罗瑞卿、曾希圣等。毛泽东指着张治中问大家:“你们可知道他为什么字文白?”大家说不知道。毛泽东说:“他青年时当过警察,取字警魄。后来警察不当了,警魄的字也不用了,遂从警字中取一‘文’字,魄字中取一‘白’字,故字‘文白’,看来他还是个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呢!”大家听了都笑了。
毛泽东习惯在夜间工作,我是早听说过的,这次跟着一起出来,愈加证实了这种情况。原来,他老人家白日里活动频繁,到深夜12时才开始审阅文件、开会、研究问题。
9月21日,我们一行由南京坐火车经上海去杭州。在南京经过一整天的紧张活动,张治中在11时就睡了。睡梦正酣,叶子龙同志来说:“主席有请。”张治中被叫醒后忙披衣到主席座车上去。毛泽东问张治中:“你大概是夜梦初醒吧?”张说:“刚睡不久。”一看手表,快凌晨1时了。原来,毛泽东利用经上海之便,要视察上钢一厂。
第二天,张治中对毛泽东说:“您经年累月没有很好休息,这次到杭州多休息几个星期吧。”毛泽东说:“看情况吧。我只要睡三天就可以恢复过来,最多五天。”最后还笑着说:“这几天怎样活动,你自己安排,我们暂时‘分道扬镳’吧。”事后,张治中问叶子龙、罗光禄同志,才知道毛泽东基本上还是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只有两天睡到六个小时,每天审阅的文件,并不比在北京时少。
杭州是此行视察的终点站,专列到站前,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杭州是大家多次到过的,你的观感如何?”张治中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整顿当然不同。”毛泽东说:“有两大缺点:一是湖水太浅,水草太多;二是坟墓太多,与鬼为邻。不过,我虽然批评它,还是喜欢它。”
张治中说:“我不能完全同意
您的意见,这是您我所处
地位不同之故”
1958年5月22日,毛泽东给张治中的信上曾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同年9月19日在离开合肥去马鞍山的列车上,他们谈起这件事。同座的有罗瑞卿、曾希圣等。
“您说在世界观方面我们有距离,指的是哪些地方?”张治中问毛泽东。
“你在《六十岁总结》中曾说,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而在今年写的《自我检查书》上怎么没有提到?你对阶级斗争没搞清楚吧?”毛泽东说。
“《六十岁总结》上所说的是1924年至1948年时期,我当时虽然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不过从1949年我在北京住了九个月,通过报上看到的,报告会上听到的,又读了《干部必读》一些书和您的好些著述,我已初步地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所以才能把过去的错误、缺点检查出来;如果对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毫无认识,我就检查不出来了。”张治中解释说。
“噢。”毛泽东露出微笑,但又跟着说,“你在《六十岁总结》上说:你‘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我不相信。”
“可能是彼此处境不同,感觉上就会有差别吧。”张治中答。
“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儿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毛泽东说。
“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这是您我所处地位不同之故。您说在1955年之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政权,您就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千斤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钩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昏庸无能,眼看国家这样败坏下去,怎么得了!所以一直在苦闷中生活,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张治中作了详细的解释。
两人各抒己见,各谈感受,坦率、真诚而亲切。
在随毛泽东视察的二十天中,张治中把每天所见所闻,特别是毛泽东的言论、行动都写成日记,到杭州后整理成册,约四万余字,题名《真挚、亲切、爽快、率直、英明、伟大的人民领袖》,送请毛泽东审阅,要求发表。
“你的日记我是不看的,净在吹我。”毛泽东说。
“我的日记还是想请您看看,我想发表。”张治中说。
“我不看你就不能发表。”毛笑着说。
“我有言论自由权。”张治中振振有词。
“你写的是我的事情,我不答应,当然不能发表。”毛泽东稍停又说,“萧三也写过一篇东西,我也没让他发表。”
“我写的都是亲身的见闻,是实事求是的,有一句说一句,没有一点儿夸大。您看了之后,能不能发表再说,如果既不看又不让发表,那我不服。”张治中力图转圜地说。
“好,我再考虑考虑,但是你只能说服,不能压服!”毛泽东最后说。
张治中曾对毛泽东夸耀黄山风景之美,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动员毛泽东到安徽去游黄山。毛问:“上山有路吗?汽车能上去吗?”张治中答:“当然有路,汽车到不了的地方可以坐滑竿。”毛泽东说:“我不能坐滑竿。”张治中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不能坐滑竿。1958年视察安徽时,张治中又向毛泽东重申前请。毛泽东笑着说:“你们那个偏僻的地方,谁去?”张治中仍不懂。后来到了杭州,毛泽东向张治中叙述过去如何游北高峰、南高峰,风景如何美好。张治中为之动容,但毫不经意地问:“有滑竿上山吗?”毛泽东微微一笑指着自己的双腿说:“我有这一副滑竿!”――这是毛泽东对张治中的委婉批评。在张治中看来,坐汽车、骑马与坐滑竿都是代步,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坐汽车、能骑马,就不能坐滑竿?他没意识到坐滑竿是骑在人民头上;人家汗流浃背,你却安静悠闲地欣赏风景,这是不人道的,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
张治中有时也给毛泽东提些批评和意见
1949年全国政协召开前,曾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问题。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一些党外人士包括张治中等座谈,听取大家意见。最后毛泽东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大家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张治中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觉得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
同时还酝酿国旗图案。全国征集国旗图案两千多幅,审阅小组通过党中央提出了三幅。讨论时,毛泽东手持两幅:一幅是红底,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三横杠。说明是:红底象征革命,五角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三横杠代表长江、黄河、珠江。手中的另一幅就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征询大家意见,多数人倾向三横杠的那幅。张治中表示不同意见:“一是杠子向来不能代表河流,中间三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二是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上三根金箍棒干吗?因此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毛泽东觉得张治中所言有理,建议大家采用五星红旗。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后,要发表公告。中央拿出来的稿子只列举主席、副主席姓名,五十六位委员未列姓名。张治中站起来说:“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国内外观感,应该把五十六位委员的姓名也列上。”毛泽东说:“这意见很好,这样可以表现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探知毛泽东不准备讲话,就想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毛讲话。后来周、彭告诉张治中,毛泽东仍不愿讲话。于是张治中给毛泽东直接去信,说:“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式的主持人,怎能不讲话?”毛泽东对张治中说:“就你一个人希望我讲话。”张说:“不,不是我一个人,是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听到您的讲话。”毛泽东还是不同意。但是到大会开幕时,毛泽东讲话了,而且很全面、扼要,有力量。讲话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两句尤为重要,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欢迎,使大家受到极大鼓舞。会议期间休息时,毛幽默地对张说:“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张治中说:“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
“文革”开始时,张治中正在北戴河疗养,听说红卫兵在北京大搞打砸抢,心中惊疑不定。后来,中央统战部派人到北戴河邀集一批民主人士,传达中央文件,特别强调了“‘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红卫兵是毛主席派来的,要正确对待”。张治中这才放心回京。谁知回家才两个小时,红卫兵就找上门来,楼上楼下,翻箱倒箧,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名为破“四旧”,实则打砸抢。红卫兵走后,张治中对我及其家属说:“若干年之后,这将是一个大笑话!”
“文革”中,形而上学猖獗,非马列的东西泛滥,激起了张治中极度的愤懑。红卫兵要求张治中在室内挂毛主席的语录,我无意中在张治中的坐椅对面墙上悬贴了一幅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张治中问:“这段话出自哪里?”我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张治中又问:“你的看法呢?”我答:“这很清楚嘛。论时间,是1927年;论空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论对象,是地主阶级。”张治中听了脸上极不好看,但不做声。
“文革”中,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张治中每次都看电视,我在旁陪伴。天安门广场上空随风飘扬的写着“伟大”、“万岁”的标语,字特大,非常显眼,张治中看了一个劲地摇头,但不吭气。他的意思我清楚:“我们不是向来反对个人崇拜的吗?”
1967年国庆,张治中已经病体不支,但仍由警卫员用手推车把他送上天安门城楼。张治中见到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这可以说是张治中对毛泽东的最后批评。从此张治中便只往返于北京医院和寓所之间,停止了一切政治活动。
1969年4月3日,张治中病情突然恶化,急送北京医院抢救,延至6日下午溘然长逝,终年七十九岁。■
(责任编辑/陈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