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汪精卫的心腹干将、汪夫人陈璧君的干儿子。 他是汪伪政权的重要人物,曾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委兼中宣部副部长、中华通讯社社长,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宣传部长、安徽省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等职,被称为汪氏集团“一支笔”、“戈培尔第二”。
他就是作恶多端的大汉奸林柏生。
1946年5月,最终没能逃脱正义审判的林柏生被判处死刑,于同年10月8日被执行枪决,在万众唾骂声中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刊载“艳电”留骂名
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在中国抗日军民的打击下,侵华日军也已成全面溃败之势,其傀儡汪伪政权亦岌岌可危。11月10日,伪政权头号人物、大汉奸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更让汪伪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中。但即便临此危境,大大小小的汉奸们仍不放过任何争权夺利的机会,依然在尔虞我诈地进行着明争暗斗。
汪精卫死后,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而“行政院”副院长之职,则由大汉奸周佛海担任。陈、周两人,遂一个以国民党改组派首领出现,一个以国民党CC派首脑自居,相互争权,各抢要津。陈璧君的干儿子、大汉奸林柏生,就这样在陈、周两人的矛盾中,在陈璧君的鼎力支持下,抢到了安徽省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的职务。
林柏生别号石泉。他1902年出生于广东信宜,1915年就学于高州中学,1920年考入美国教会学校岭南大学读书,三年后因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罢课活动,被校方开除,后于执信中学担任训育主任。1924年,林柏生弃教从政,经执信中学校长曾醒的推荐,担任驰骋当时中国政坛的著名人物汪精卫的秘书。1925年,林柏生在当时以国民党“左派”人物自居的汪精卫支持下,偕其妻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直至1926年9月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7年12月,林柏生还曾随汪精卫去法国游历,创办《留欧通讯》(后改为《欧美通讯》),当时汪精卫一伙正鼓吹重新改组国民党,被称为“改组派”,林柏生是骨干成员之一。翌年5月,林柏生提出国民党应建成一个超阶级的政党,“既非代表任何单阶级的政党,更非各阶级的大联盟”的主张,深得汪精卫的赞赏。1929年冬,其又奉汪命在香港创办南华通讯社,次年2月创办《南华日报》,他自己担任社长。1932年,林柏生再奉汪命于上海创办《中华日报》,次年起担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直至1937年《中华日报》因缺乏资金停刊,林柏生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前往香港主持《南华日报》。
由于林柏生长期追随汪精卫,遂成为汪的亲信,深得汪的赏识。而林也投桃报李,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便成为“改组派”的骨干之一,大力宣传汪精卫的政治主张;1938年初,以周佛海为首的“低调俱乐部”在汉口成立了以宣传“反共媚日”为宗旨的“艺文研究会”,林柏生不顾汉奸的骂名,在汪精卫的授意下立即于香港成立了“国际编译社”和蔚蓝书店,与周佛海的宣传遥相呼应;同年12月,汪精卫由重庆逃到河内,草就响应日本近卫首相招降声明的电稿,交陈公博等带往香港,嘱找顾孟余研究商量后,由林柏生在报上公开发表。顾孟余虽看不起蒋介石,但见此稿仍坚决反对,认为汉奸决不可当,此电绝不能发;陈公博表示无可无不可,周佛海则力主发出。而对汪精卫忠贞不贰的林柏生却说:“汪先生此电稿是指定交给我发的,你们如果不同意,我也要负责发出,反正不要你们出名,你们无权反对。”随后,林柏生便以醒目的标题在1938年12月29日的《南华日报》上刊载了通电全文,此即臭名昭著的“艳电”,留下了千古罪证。
汪伪政权“一支笔”
“艳电”刊出后,全国上下一片哗然,对汪精卫的汉奸骂声此起彼伏。但林柏生仍恬不知耻,他开动了其所有的宣传工具,通过在《南华日报》上发表社论等形式,鼓吹对日投降,为其主子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摇旗呐喊。林柏生的卖国行为引起了爱国人士的极度愤恨,1939年1月17日,两名军统特务就曾在香港大街上袭击林柏生,用铁棍猛击其头部,使其当场昏死过去,后经治疗一个多月才痊愈。林柏生因此双眼几乎失明,但通过力主发表“艳电”与被刺这两件事,使得他在汪精卫眼里身价倍增。不久,汪精卫在河内论功行赏,林柏生同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杨思平、高宗武、曾仲鸣等被封为“首义分子”,并每人发给安家费港币五万元。
1939年8月在汪伪国民党“六大”上,作为汪精卫眼中的唯一心腹人物,林柏生被汪指定为伪中央常务委员、伪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第二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林柏生在汪精卫支持下历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行政院宣传部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伪最高国防会议委员等职,成为汪伪政权内炙手可热的人物。为报答汪精卫的知遇之恩,林柏生刚就任伪行政院宣传部长便立即接管了沦陷区的文化宣传机构,一手控制了沦陷区的舆论,大肆鼓吹“战争是国家民族毁灭的死路”,“强化中日和平轴心”,“创造建设东亚新秩序,确立永久和平”等汉奸理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更是拼命地为其日本主子效力,宣布“确立战时文化宣传体制,动员文化宣传总力”,“务使思想上之决战与武力上之决战相互辉映”,表示“吾人之笔即吾人之枪杆”,“虽效死疆场亦所弗辞”,逐渐成为汪伪政权的“一支笔”,被人称为“戈培尔第二”。
而林柏生自被汪精卫一手提拔为伪宣传部部长后,十分得意,他除了在南京有“公馆”外,还在上海分设“公馆”,招徕大群无耻之徒,替其摇旗呐喊。稍后汪精卫病死于日本,他又如丧考妣似的,在南京大哭一场,并由此获得陈璧君的垂怜,替其向陈公博说情,被派到蚌埠做了伪安徽省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
1944年年底,林柏生辞去伪宣传部长职务,从南京伪中央宣传部带着一批人马,奔赴安徽蚌埠正式上任。当时汪伪安徽省政府设在蚌埠国富街,林柏生的官邸在唐园(唐少侯家花园),二者相距不到一百米。在1945年元旦举行的就职典礼上,林柏生宣誓道:“今天是柏生等宣誓就职,余等誓以至诚,恪遵国父遗教、先生(指汪精卫)遗言,奉行‘大亚洲主义’,实行‘中日亲善’,以‘和平反共’为建国纲领,树立‘大东亚共存共荣’之宏基。安徽地处江淮要冲,蚌埠属津浦、陇海之门户。我等奉命来皖,当以先生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挽既倒之狂澜,救皖民于水火……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省长林柏生率全体委员谨誓。”林的汉奸嘴脸,至此暴露无遗。
就职后的当天下午,林柏生曾在汪伪省府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汪伪安徽省府委员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除省府全体委员以及各厅、处、局头头外,日方代表樱庭子郎等也列席了会议。
亡命日本遭遣返
随着全国形势的不断变化,时间到了1945年8月中上旬,也即日本投降前数日,林柏生奉陈公博密召赴宁,伪省府一切事宜交由秘书长范谔代管。8月13日夜,范谔接到南京汪伪中央电告日本天皇正式投降的消息,林柏生于当夜又匆匆由宁返蚌,向范谔面授伪省府善后有关事宜。
翌日清晨,天刚拂晓,范谔以代省长名义,召集伪省府各厅、处全体人员听候训话。上午10点,仅到各厅、处科长以下职员不足百人。范谔面带愁容,结结巴巴地说:“林省长昨夜带病匆匆返蚌,今仍不能起床,嘱我转告诸位,时局急转直下,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我等应本平日之精神,每日按时上班,安心工作,毋得轻信谣言,自相惊扰。一切善后问题,我当负其全责。希望各位同人不但要全始全终,办好交代,更应爱护公物,看好物资,戴罪立功,听候处理。”但树倒猢狲散,未及几日,伪省府就只剩下代省长范谔、参事蒋凯生及秘书李仁、徐源达等寥寥数人,其他人皆作鸟兽散。
而“带病不能起床”的林柏生则早已于14日夜携带几千万元的“关金”,乘着朦胧的月色,仓皇出走至南京,以观动静,打探消息,为自己寻找退路。不久,伪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于17日在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林柏生等与会,会议决定解散“南京国民政府”,把“中央政治会议”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当晚,陈公博广播发表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历时五年四个月的汪伪傀儡政权随即宣告寿终正寝。
南京伪国民政府解散后,陈公博找到日军代表今井武夫,要求去日本避难。今井武夫向冈村宁次报告,日军总司令部与东京联系后决定让陈等亡命日本。林柏生得知后,为求得活命,免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惩处,便送重金于陈公博,换来8月25日与其乘日机秘密飞往日本的逃命机会。当时飞机为节省燃料,除留下一只坐椅给陈外,其余一律拆除,林柏生等人便只能站着或者蹲在飞机上出行,分外难受。飞机冒险直飞日本京都,但由于风向关系,后来不得不在日本山阴的米子机场降落。日本外务省遂决定将陈公博、林柏生一行秘密安置在京都的金阁寺内。但不久陈公博、林柏生等人潜居日本的消息泄露,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将陈公博、林柏生等人引渡回国的要求,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只得无条件答应中国的要求。就这样,林柏生等一行七人遂于1945年10月3日被何应钦派的中国宪兵用专机引渡回国,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百般狡辩亦枉然
为使卖国巨奸们得到应有的惩罚,国民党政府司法部于1946年4月1日正式任命赵琛为高等法院院长,陈光虞为代理首席检察官,高等法院即在南京朝天宫正式成立。5月13日,由高等法院检察官陈绳祖提起公诉,列举了林柏生在任伪职期间的种种祸国罪行。
在被宪兵引渡回国时,林柏生已知自己罪孽深重,定然难逃国民政府的惩处,但此刻面对检察官的起诉,孤注一掷的他仍在做着垂死挣扎。仗着其雄辩口才,林柏生对起诉书所列罪行采取了避重就轻、推脱抵赖的手法,并一度不知羞耻地宣称自己是一个“为国为民”的英雄志士。
5月25日,林柏生写了《申诉书》,表示将对检察官的起诉予以说明。
不愧为汪精卫的心腹,林柏生身处牢狱时仍不忘在《申诉书》中对汪精卫大加赞扬,说什么“国难当头,战事颓败之时”,“幸有汪先生其人者,不顾一己之安危,抱吾人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宏愿,根据我党二十七年汉口临时代表大会之宣言,响应近卫声明而发艳电,始而复党,继而组府”,实在是一个“仁人君子”。对汪精卫的卖国投敌罪行进行掩饰和美化,其目的还是在为自己开脱卖国的罪责。
在《申诉书》中,林柏生对自己的汉奸事实百般抵赖,行尽推诿辩驳之能事,其想要说明的无非是一个意思:即他只是汪精卫的“追随者”,是“随员之一”,因此他只是犯了执行错误,虽然此错误“很大很多”,但仅表示自己要深刻反省,要引以为戒。
5月26日,这个汪伪政权的吹鼓手、人称“戈培尔第二”的大汉奸更加嚣张,又呈送了一份五千余字的《补充说明》:“柏生反问我自己,有没有帮同敌人进攻国土呢?没有;有没有勾结敌人引寇深入呢?没有;有没有劫粮劫械、争城争地呢?没有……柏生反问我自己:有没有分裂国家呢?没有;有没有变更国体呢?没有;有没有把整个国家送给敌人呢?没有。”
林柏生还大肆吹嘘自己的历史“功绩”,特别强调他在任伪职期间的种种“有利于抗战”的事迹,标榜他“于党国,社会文化不无微功”,他还恬不知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说在学生清毒运动中他“功不可没”,是“林则徐第二”,请求政府以此予以体恤。
但林柏生永远也不会知道,那次清毒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广大青年中长期进行教育的结果。
5月31日上午,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公开审理林柏生卖国案。8时不到,朝天宫大成殿的旁听席上已是人头攒动,连大院也被挤得水泄不通。9时整,审判长及几位法官、检察官入席。接着,身着长衫、戴着眼镜的林柏生被押进法庭。
审判长先是问林柏生,为什么要在1938年12月23日的《南华日报》上发表汪精卫卖国求荣的“艳电”?后来是怎样得到汪精卫的赏识担任伪政权要职的?在任伪职期间,做了多少叛国害民的事情?
对这些连珠炮般的责问,林柏生无法正面回答,他一一承认了所任职务,却只字不提卖国行径,最后被问急了,就说是“为救沦陷区百姓于倒悬”。林柏生略显有些激动:“本人认为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不应孤注一掷,一定要像汪先生所说,忍辱负重来维持地方与人民,而来收回失地才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英美登陆后仍在抵抗而不策应是汉奸,或胜利后还在拥兵自卫的也是汉奸,南京政府于敌人投降之后的第二天即自行撤销,就不应算是汉奸了。”
稍喘了一口气,林柏生继续说道:“再说到日本投降至今,中央有许多地方还未接收到,而南京政府昔所能统治的地方都是抵抗别的组织,等待中央来接收,所以现在江南一带能有今日,这都是南京政府的力量,人所共知的,不待本人赘述。这不能说南京方面无利于国家吧?……”
林柏生以种种诡辩妄图洗清他的汉奸罪行,可法庭当众播放了1943年11月12日林柏生在日本东京参加东亚青少年指导者会议上发表的《团结大东亚青少年,实践大东亚宣言》以及在南京广播的《正义的和平与道义》录音唱片后,旁听民众对其卑鄙无耻、卖国求荣的讲话,无不万分愤慨。林柏生见其卖国嘴脸暴露无遗,这才不再吭声。
下午2时,审判继续进行。对于法庭指责他的三次赴日进行卖国活动的行为,林竟说是为了中日和平、减轻沦陷区百姓的灾难,并以其先前写就的《申诉书》及《补充说明》来百般狡辩。
针对林柏生的所谓《申诉书》及《补充说明》,检察官逐条予以驳回,并当庭公布了其在敌伪时期发表的署名文章、演讲录音等罪证一百零九件,说明伪政府所谓“救国救民”完全是无稽之谈,沦陷区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所谓“和平抗战”更属可笑。这些都是林柏生甘心附逆,参与种种反抗本国行为的凿凿罪证。林柏生眼见无法再抵赖,便又摆出一副超然自若的样子,几乎全部承认下来。随后,审判长赵琛宣布判决:林柏生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名成立,着将其处以死刑,�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左右,公审才结束,林柏生在法警押解下,蹒跚地退出法庭。
得知丈夫被判处死刑后,林柏生的老婆徐莹经过紧急策划,亲自向法院提出,声明自己有“足以影响判决之重要证据漏未审酌,有利于被告之事实不及衡量”,因此要求“付诸再审”。8月19日,她呈上了《补陈再审理由之请状》,洋洋万言,并附李品仙等国民党大员所开具的证明、函电等数件。
事关重大,高等法院立即进行复核,但结果却证实徐莹所提出的再审理由以及其所谓的“新证据”,一些是敷衍人事,不能采信的;一些与量刑重轻没有关系,根本就没有调查审酌的必要。鉴于此,高等法院最终裁定:“原判确定委无遗漏,声请意旨应认为无理由,予以驳回。”林柏生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1946年10月8日下午2时50分,检察官陈绳祖、典狱长孔祥霖、书记官王步云等率领一批法警走进老虎桥监狱后院的刑场。随后,林柏生被两名法警押来,检察官陈绳祖当面向其宣布:
本案判你死刑,业经判决确定,经奉最高法院检察署奉司法行政部令准执行到处,今天将你提案执行死刑。
林柏生对死虽然在心里已经有所准备,但闻及此仍不免伤感。临近死亡,他才知道生命是多么珍贵。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恐惧使他浑身颤抖,语无伦次地回答道:“好的。”
检察官最后问:“你还有什么遗言吗?”
林柏生仰天看了看,片刻后,又低下了头,怅然回答道:“没有了。”
林柏生说完,随即蹒跚地朝草丛中央走去,还未等他走到指定地点,身后便传来了两声清脆的枪声,这个曾被称为汪伪政权“一支笔”、“戈培尔第二”的卖国巨奸就这样顷刻间毙命,走完了其罪恶的一生。■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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