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简介 1966年生,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大学一年级起,开始撰写并发表学术论文,获“季羡林东方学奖学金”一等奖。20世纪80年代,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历史文化学系,主修印度学,副修藏学和伊朗学。90年代,居家自修文史之学五年。1996年,受人引荐,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纂委员会委员。
2007年年初,钱文忠带着《玄奘西游》和《三字经》登上《百家讲坛》,在这个被称为“文化造星机器”的讲台上迅速蹿红。
季羡林先生去世后,本已红得发紫的钱文忠再次被人们热议,这次不是因为他的国学和梵文研究,而是因为他在季老的葬礼后与几位“恶人”卷入扑朔迷离的“遗产门”口水战之中,他在自己的博客中频繁地讨伐季老遗产继承事件中的“罪人”、“坏人”,使得季老身后事更加迷雾重重。
钱文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和季羡林先生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出身江南名门望族
钱文忠籍贯江苏无锡,1966年6月6日出生于上海。祖上是江南望族无锡钱氏,出过钱基博、钱钟书、钱穆、钱伟长等大名鼎鼎的人物。钱家深厚的家学,让世人颇为仰慕。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家里的长辈对往事避之唯恐不及,哪敢跟孩子们提什么家学。家里有长辈做学问,钱文忠是读初中时才知道的。
对钱文忠影响最大的是父亲。他的父亲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从事对外贸易工作,在“文革”中也能经常出国。钱文忠小时候,父亲每到一个国家都会带一些当地的古籍画册回来。那种彩色的、很重的画册当时在内地很少见到,很多画册到现在他还留着。他认为,父亲对自己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首先,父亲始终没有给他灌输学习仅仅是要掌握一种工具的观念;其次,父亲说他愿意学什么就学什么,从来没有告诉过钱文忠学习这个东西有什么用。父亲的远见没有把他变得很现实,也许这跟他日后选择学习梵文这么冷僻的专业还有着隐约的关联。“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后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结果:对离你比较遥远的东西,对不那么现实的东西,对表面上比较虚无缥缈比较神秘的东西,慢慢觉得会有一种亲近感”。
入1984级北大梵文巴利文班
钱文忠高中就读于华东师大一附中。大学后投师季羡林先生门下,成为专研梵文、巴利文的学者之一。 梵文巴利文是一个不为常人所知的专业。钱文忠说,他能接触到这一领域,要感谢高中历史老师郝陵生先生。“我很庆幸,我在华师大一附中读书的时候,遇见了优秀的历史老师郝陵生。郝老师喜欢在每节课前介绍点学术界的情况。有一次,他说梵文研究很重要,但是似乎学的人很少。季先生年岁已高,再没有年轻人去学,恐怕这门学问在中国要绝了。”钱文忠听说以后,突然对这门冷僻艰深的学问产生了兴趣,就自己找书看,然后和季先生通信。当年,钱文忠尚未满十七岁。
对于这段经历,钱文忠还说:“1984年,季先生决定,继1960年之后,第二次招收梵文巴利文专业的本科生,我和他老人家的通信,大概使老人家确信,在这个年头,还是有孩子愿意学梵文的。这应该起了点很微小的作用。在高考前,北大的招生老师就奉季先生之命,到华东师大一附中找我谈过。我们那个班级后来一共招了八个人,到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还以此为专业。”
1984年,钱文忠以第一志愿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班。这个班一共有八个人,之后先有一两个人转系,再后来又有人去了德国,最后剩下钱文忠一人还以此为专业,主修印度学,副修伊朗学、藏学。专业冷到不能再冷。
据说季羡林把看家的本领――吐火罗语传授给钱文忠的原因是,“这‘小东西’是我五十年教学生涯中所见过的最具备语言天才的人”。
考入北大不到两年,刚满二十岁的钱文忠便被保送到德国攻读硕士,两年后获得博士候选人资格。但后来回国后他遭遇变故,1990年离开北大,在社会上游荡了整整五年,这五年他下海经商,干过各种与学术无关的工作。后来经人牵线搭桥,他被介绍到复旦大学历史系,才得以重返校园。
登上《百家讲坛》
2007年初夏, 四十一岁的钱文忠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第十套节目《百家讲坛》,开讲《玄奘西游》。在中国,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几乎人人都知道,但与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这三个徒弟不同的是,唐僧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就是唐朝时那个伟大的僧人――玄奘法师。钱文忠讲述的不是《西游记》里面的玄奘,而是历史上真实的玄奘。《玄奘西游》一度成为《百家讲坛》开坛以来收视率最高的节目,超过了于丹和易中天所创下的收视率。可以说他给了央视一个收视率的神话,央视也把他打造成了学术明星。 在这个把学术作成时尚和流行的“坛子”上,钱文忠一炮走红。
钱文忠是当时登上《百家讲坛》的最年轻的讲者。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在讲台上,不看讲稿,抑扬顿挫地娓娓道来,还不时引用梵文的读音,电视机前的诸多观众还真是给镇住了。第一期十二讲播出不到一半,钱文忠就成了名满天下的学者。
2009年2月,他携新作《钱文忠解读〈三字经〉》重登《百家讲坛》。
从大学讲堂走到《百家讲坛》,钱文忠讲《三字经》,是更轻松还是增加了难度?钱文忠答:一点都不轻松!“我从小就读《三字经》,原来觉得自己都懂,可讲着讲着就发现很多自己不懂的东西。他觉得中国人普遍对这本童蒙读物的看法太轻率了,以为它就是给小孩子的,大人没必要读它,其实这是误解。《三字经》内容广泛,包括了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和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但是,现在受过大学文科教育的人能背十句以上就很不错了。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读《三字经》的原因”。
钱文忠挥动着他那戴着欧米茄玫瑰金表和卡地亚戒指的手臂,讲历史名僧玄奘,讲传统文化的经典启蒙读物《三字经》。中西文化在名牌加身的钱文忠身上不可思议地碰撞融合,也使很多人重新对佛经文化感起兴趣,孩子般捧读起了《三字经》。
名牌加身的“贵族学者”
五年下海的经历让钱文忠在经商赚钱方面也得以一展特长,他赚的钱足以供养他“玩”学术以度余生。他现在还担任北大青鸟环宇公司独立董事,同时料理着几家公司。钱文忠偶尔也会和朋友谈论时尚和奢侈品,这一点儿也往往成了生活、时尚类报刊的关注焦点。这些报道常常会罗列出钱文忠所喜爱的品牌。有人因此认为他是学术界的“时尚先生”、“贵族先生”。他不但有房有车,还有专职司机,这在教授中很罕见。他可谓左手去赚钱,右手做学问,用左手去养护右手。
钱文忠并不希望人们过多关注他学术之外的事情,对于他那段时间没有从事学术研究、下海经商的经历他也不愿意多谈,认为这是私人的事情。“我现在不大管理我的公司,我去公司,门卫都不认识我,他们把我拦在门外不让我进去。我要求他们合法经营,如此而已。”
“我过的还是传统读书人的生活。”钱文忠说,“传统读书人对生活其实是很讲究的,中国的大学教师都是物质上、精神上都相当丰富的群体。像鲁迅、胡适在他们那个年代都有很好的生活,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大学教授在收入上的优势荡然无存,现在这一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大学里讲究生活品质的老师很多,不单是我钱文忠一个人。”所以他说自己不是新潮,而是传统的。
确实,钱文忠感兴趣的不仅仅是读书做学问,很多行当他都很精通。据说他能用一根筷子,敲出瓷器的年代和真假。能和从事二十年玉器生意的商人畅谈玉器的收藏、鉴定和市场行情。至于收藏名表、雪茄,对他而言,也算是一种即兴之好。登上《百家讲坛》之前,钱文忠就已被时尚杂志看中,说他是当今少见的“学者玩家”和“教授玩家”。 还有人说他是“中国富翁中最有学问的人,中国学者中最有钱的人”。他自己说:“我大概是复旦大学很少的没有申请过任何科研经费和课题的老师。”
钱文忠有太多藏书。具体数字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可能有几万册,堆满了好几间房间,有时候想用而根本找不到,令他烦恼不已。现在他想找一个尽量大的空间来安顿它们。他每日夜间阅读,每天手抄古籍,不多不少,两百字。钱文忠自嘲脑袋大,但不聪明。又说自己喜欢读书,读书让他快乐。笔者跟钱文忠的助理沟通时,助理对他的感觉是 “好像他天天都在看书,书就是他的全部。是一个很聪明很勤奋的人”。
的确,钱文忠每天晚上读书,手抄古籍,他觉得现在人们读书,背诵少,记忆下来的也少,他赞同季羡林先生说过的话:“读书应该是聪明人下笨工夫的事情。”
对于如今流行普及国学、打造国学大师的做法,钱文忠的看法是:其心可佩,其志可嘉;想法可笑,效果可疑。
钱文忠和太太从来不吵架,他们是北大同学,毕业不久就结了婚,三十岁左右有了孩子。他和妻子都留过洋,在别人眼里他们应该是很西化的家庭,其实不然。钱文忠说:“在快速变化的时代,家庭最好不要变得太快。”
季羡林影子下的钱文忠
人在高处,就不可能不惹眼,登过《百家讲坛》的钱文忠更是引人注目。尤其在季老去世以后,这个疑问更加深重。他的成名总让人想起季羡林先生,事实上,钱文忠也是从十七岁与季老通信、继而学习梵文专业开始,便与季老联系在一起。不过,也有人提出,这么多年来,是季老给了他实质性的影响、他也从季老那里继承颇多呢,还是季老只是他身旁一个巨大的影子,让他看得见摸不着呢?
2009年7月19日,在季羡林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临近结束时,一位自称是北大教授的白衣女人突然指责钱文忠偷窃季老的两只宠物乌龟,并称“从字画被盗风波到季老的死都是一场阴谋,是钱文忠在背后指挥季老的儿子季承抢夺财产”。
其实,早在2008年10月底,就有消息说季羡林先生的部分藏品遭盗卖。2008年11月,北大两次发表声明,称季羡林先生的藏品未外流。但2008年12月8日,媒体报道季羡林表示丢画千真万确。隔了两天,媒体报道,季承表示父亲已将有关财产问题的处理权委托给他。而北大某知情人士透露,季羡林称“字画门是一场争夺财产的闹剧”,遗产大战已经上演好几个回合了。
在季羡林财产问题上被钱文忠频繁声讨的“罪人”、季羡林前秘书李玉洁发表了这样的声明:“钱文忠不是季老的学生,季老对他磕头作秀之举非常反感。此外,北大的人也都很藐视钱文忠。”一切表明,利益之下,这一场有失文化体面的口水战,已经让不少人对钱文忠有了更多的疑问。
其实,关于“钱文忠是不是季羡林的关门弟子”,早在2008年4月份,《南风窗》杂志就刊登了同属季羡林先生门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葛维钧先生的一篇文章――《钱文忠讲座中的梵文错误并及其他》,其中给出了对钱文忠不利的解释。不过,奇怪的是,此文发表这么长时间,作为师弟的钱文忠先生几乎没有反应。
葛教授文中写道:“季羡林先生招收的研究生计有:1978年的任远、段晴,1979年的王邦维、葛维钧,四人同于198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那以后招收的研究生共有五人,即:钱文忠、辛岛静志(日籍),于1991年毕业;李南,于1996年毕业;高鸿,于1998年毕业;刘波,于2000年毕业。其中,钱文忠获硕士学位,后四者获博士学位。这样看来,钱文忠教授与季羡林先生的师生关系,仅仅发生在研究生阶段,无论从时序角度,还是从学历水准看,都与关门弟子一说不符。”从葛维钧教授提供的资料来看,季羡林先生的关门弟子应是刘波而不是钱文忠。另外,葛文还就“钱文忠教授跪拜季羡林的真实原因”等五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葛维钧先生在文中写道:“至于钱文忠教授,我对他提出了批评,其间忿激之词,自知不免,而我最后要表达的,却是希望仍在,期其有成。这样的期望并非无端。钱教授颖悟好学,非比寻常,而其腹中所积,早已点算不易;清词丽句,小试而已。但是他目前所走的重浮名而轻实绩的道路,却是我们根本反对的。这样的道路,并不通向任何真正的成就,对于他的才能,乃是致命的浪费。我只想说,天赋异禀,不容辜负,切勿私而玩之,转须惜而用之。当务之急,在于摆脱名索,沉潜真学,十年深山,必能大有所成。以他的敏悟,不难弃聪明而就智慧。过得此门,即可一展长才,计其前程,依然不可限量。”
葛维钧先生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译者之一,读了他的这篇文章后,笔者拨通了葛先生的电话(对话见下文)。葛教授说,他的文章发表后,只看到过一位名叫李双木(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的先生撰长文回应。文中透露,钱文忠被问到“怎样看这番议论”时,钱文忠淡然一笑:“我讲的舛误我会及时更正;有些学术分歧只能各抒己见;有些误解纯系讹传;有些不实之辞让它自生自灭。”
一位名为潘采夫的学者撰文说:“所谓关门弟子说、背诵梵文书籍说、磕头祝寿说,都有值得推究之处,而且这三个存疑之处,分别代表了钱文忠师门渊源、学术水平、文化品格的三个方面,他们是钱文忠教授文化形象的根基。现在的问题是,支撑他成为学术明星的三个根基并不足够牢靠,不那么令人信服,那么,钱文忠还是公众眼里的那个钱文忠吗?”
笔者准备就以上问题跟钱文忠沟通的时候,他的助理说,现在是钱教授最忙的时候,很多媒体找他,大都是问有关季老的事情的。看来他确实太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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