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在中国,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 1964年2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达茂旗两个牧民的孩子放羊时遭遇暴风雪。为了保护集体的羊群,她们与暴风雪搏斗了一天一夜。姐姐龙梅被冻掉了左脚拇趾,妹妹玉荣右腿膝关节以下和左腿踝关节以下被截肢,造成终身残疾。而她们放牧的几百只羊,绝大多数安然无恙。
媒体把姐妹俩称为“草原英雄小姐妹”。在随后的四十多年里,她们作为爱护集体财产的代表被无数次书写和歌颂。她们的故事还被拍成电影、搬上舞台、谱成歌曲、写进教科书,激荡着几代中国人的心灵……
然而,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当年,到底是谁救了龙梅和玉荣;他们是怎么施救的;救了姐妹俩之后,他们的命运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日前,本刊独家采访了施救龙梅、玉荣的哈斯朝禄先生之子那仁满都拉先生。他娓娓讲述了事情的前前后后。
那仁满都拉先生现供职于内蒙古电力学校。他的普通话非常标准,语言表达清晰、富有很强的逻辑性……
我就是龙梅在暴风雪中看见的那个小娃娃
几年前,英雄小姐妹中的姐姐龙梅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电影传奇》栏目组采访的时候说,1964年出事的那一天,她和妹妹在白云鄂博车站附近的暴风雪中苦挨着的时候,先是遇见了一个小娃娃。后来,这个小娃娃的爸爸走过来,救了她,然后救了妹妹玉荣。
龙梅说的那个小娃娃就是我。那年我九岁,和妹妹玉荣一样大。“小娃娃的爸爸”,就是我的父亲哈斯朝禄。
事情已经过去了四十五年。可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是前一天离开家的。几天之前,父亲的老同学、在内蒙古财政厅工作的特木尔高力陶来看他。他们很长时间不见面了,猛然在一起,非常亲切,有聊不完的话题。特木尔高力陶叔叔在我们家住了四天。直到马上该过春节,要回家准备年货了,俩人才不得不分开。
父亲也得去买点年货,还想给我理个发。我们就一起前往白云鄂博,一来可以送送特木尔高力陶叔叔,二来他们俩还可以在路上接着聊。
出发之前,当时有点发烧的父亲还服了两片药。
白云鄂博车站在十几里外。我们在茫茫雪原上走了半天。赶到那里时,已经快到下午3点,而特木尔高力陶叔叔要坐的车再过几分钟就该发车了,他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存放在两里外的达茂旗物资局办事处。取了东西再走,显然是来不及了。我们只好在白云鄂博又住了一晚,准备让特木尔高力陶叔叔坐明天的车走。
可是,到了第二天,风刮得更大,雪下得更猛了。父亲着急了。家里有一群羊,还有两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姐姐。父亲来不及把老同学送上车再回家,他告别了特木尔高力陶叔叔,背着年货,拉着我的手,踏上了回家的路。
上午11点左右,我们穿过了铁道。不多久,我们看到铁路西的一道浅沟里有一群羊。暴风雪中的羊群,还发出了微弱的叫声。
一开始,父亲还以为是我们家的羊――铁路西这一带是我们公社的牧场,一般情况下,只有我们公社的羊才会跑到这里。
父亲和我一脚深一脚浅地往羊群跟前跑,一边在心里打着鼓。
跑到羊群跟前才发现,那不是我们家的。父亲总算长出了一口气。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大群羊。它们的身上挂满了冰凌,在风雪中颤抖着挤在一起。后来才知道,那群羊一共是三百八十四只。
父亲断定这是我们公社的羊。不管是谁放的,它们肯定是走丢了。父亲准备把羊赶到桑布家,再求桑布骑骆驼把羊群赶到我们大队去。
我和父亲轰赶起了羊群,我们发现有两只死羊,父亲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他先背起一只死羊,往附近的车站走去,想寄放到那里。我留在羊群旁边等父亲回来。暴风雪继续下着,这时从西边山坡上走来一个女孩。我问她:“这是你的羊吗?”她“嗯”了一声表示认可。
后来才知道,这个小女孩就是龙梅。当时她的脸冻得发青发紫,靴子里灌进去的雪化了,在她的脚脖子上冻成了疙瘩。
我一个小孩儿,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恐惧,一下子占满了我的心……
正在这个时候,父亲送死羊回来了,看到我和一个小女孩在一起,惊奇地问她的名字。这时候才知道,她叫龙衣(这是龙梅的本名,龙梅是后来媒体报道后才叫起来的),和我们是一个生产队的,她的爸爸叫吴添喜,和我父亲认识。
龙梅告诉我父亲,她的妹妹玉荣还在山里面。
这就是当年父亲和我在暴风雪中遇到姐妹俩的经过。
父亲是怎样救下姐妹俩的
父亲救下姐妹俩的过程并不顺利。他本来在发烧,身上没有力气。当他步履蹒跚地把死羊背到火车站的扳道房时,他两腿发软,几乎都站不住了。
当时,扳道房里正在值班的工人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姓王。父亲敲开扳道房的门,向他诉说了事情的原委,说要先把死羊放在这里,等把羊群赶回去后,再让生产队派人来取。那位工人一开始不同意,说值班的就他一人,马上到下班时间了,死羊会丢的。
父亲好说歹说,对方总算答应了,不过他提了个要求,下班之前必须把死羊取走。父亲把死羊安顿好后才折回来,看到我和龙梅在一起。
父亲把龙梅带到扳道房时,正是扳道房里交接班的时候。来了四个人。父亲把情况讲给他们听,请他们帮着救龙梅。这几个工人马上行动起来,给龙梅脸上、手上搓雪――这是冰天雪地里救人最常用的方法。又给她脱靴子,可龙梅的靴子和脚冻在了一起,怎么也脱不下来,只好用刀子划、用剪子铰。
父亲冲出扳道房,往邮电局赶。他把电话打到了公社,讲了这里的情况。又找到了白云鄂博矿区领导。矿区很快派来了汽车,还组织了十来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到山里去找到了玉荣。
我的耳朵也冻伤了。同一辆救护车载着我和龙梅、玉荣,把我们送到了白云鄂博矿区医院。这里有份当年的背景资料。
背景资料之一:
在当年抢救龙梅、玉荣的白云鄂博矿区医院的工作总结上,有两段文字记录着姐妹俩当时的情况:
“患儿龙梅,入院时表情淡漠,不能言语,手指手背肿胀明显,触之冰凉而坚硬,无明显压痛;两脚尚在毡靴内,与鞋冻在一起无法脱下。初步诊断为:全身冻僵、冻伤休克及肾功能障碍。”
“患儿玉荣,入院时呈昏迷状态。双耳肿胀,有水泡形成;眼睑浮肿,瞳孔对光反应迟钝;两小腿自膝关节以下皮肤呈紫色,踝关节以下呈暗黑色,表面有冰层附着,足背两侧动脉消失。初步诊断为:全身冻僵,上下肢冻伤面积28.5%;冻伤休克及肾功能障碍。”
若不是抢救及时,后果不堪设想。
龙梅、玉荣就这样得救了。
父亲哈斯朝禄的坎坷命运
背景资料之二:
龙梅和玉荣的故事发生的时候,著名作家玛拉沁夫和新华社内蒙古分社一位姓赵的记者正好到白云鄂博采访。听说了两个小女孩跟暴风雪搏斗而被冻伤的故事后,他们马上对相关人员进行了采访。
196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暴风雪中一昼夜》。3月14日,《内蒙古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草原英雄小姐妹》。
接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做出决定,授予龙梅、玉荣“草原英雄小姐妹”光荣称号。3月20 日,共青团中央写信表扬姐妹俩的高尚行为,同时热烈祝贺她们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
1969年国庆节,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龙梅、玉荣在中南海里住了十五天。姐妹俩还一同出席了国宴,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大典,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此后, 经过报纸、刊物、舞台、银幕和教科书的传播,两姐妹的故事传遍全中国,影响了中国的几代人。龙梅和玉荣成为家喻户晓的“草原英雄小姐妹”,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姐妹俩成了小英雄,父亲和我也为她们感到高兴。她们是牧民的女儿,和我们是一个大队的,她们的荣誉,让我们的脸上也有光。
但是,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事情的发展完全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我父亲救下了龙梅和玉荣姐妹俩。这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媒体报道的时候,根本就见不到我父亲的名字。姐妹俩获救,似乎和我们父子俩没有任何关系。
原因很简单:我父亲哈斯朝禄当时正在被下放接受劳动改造,他是被“管制”分子。
现在,必须介绍一下我父亲的经历了。
我们家是蒙古族家庭。父亲出生于1918年。他小时候,家境贫困,食不果腹。为了活命,他到处流浪,后来上了伪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
伪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是日本人办的学校,父亲接受了日本人的教育是不消说的。不过,父亲和绝大多数同学只是为了有口饭吃。实际上,他们眼睁睁看着日本人掠夺我们东北的矿藏、木材、粮食等,心里十分痛恨日本人。他曾举了个例子。日本人给他们列队训话说:“汉人还会做豆腐,你们蒙古人会做豆腐吗?”那意思是你们蒙古人连豆腐都做不了,更不会做飞机大炮,是一个落后的民族,就得听日本人的。
所以,父亲一边在那里上学,一边在寻找机会参加抗日活动,还曾因此而蹲过几十天监狱。
从伪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1946年2月父亲参加革命,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工作,任军事部军政司秘书。1946年9月1日,入东北军政大学北安总校学习。
新中国成立前,父亲已经是一个副团职干部。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因为他的文化程度较高,组织上就安排他到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
父亲为人正直,工作敬业,同事们对他很尊重。但是,他过于耿直,对领导有意见也不知道藏着一点明哲保身,而是有什么说什么――比如,他认为领导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就当面说:“我拥护党中央毛主席,但对你这样的领导持否定态度。”后来,出版社里开会,认定父亲反党反中央”――那位领导说:“领导干部是党的化身,你反对我们,就是反对共产党!”
父亲就这样成了“反动分子”、“内控右派”,不久被开除公职,被管制起来。1962年,被下放到达茂旗新宝力格公社当牧民改造。后来在“文革”中,又接连戴了好几顶政治帽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蒙修特务、内人党、被管制分子等。
媒体报道龙梅和玉荣姐妹俩事迹的时候,遵循的是“哈斯朝禄将功折罪,不见报不表扬”的原则。不报道、不表扬也就罢了,问题是,父亲渐渐发现,此后,根据姐妹俩的故事改编的一些戏剧中,他渐渐地从一般的“管制分子”升格为舞台上的“偷羊贼”、“反动牧主巴音(巴音为蒙古语,意为地主、牧主)”,他“偷偷把羊赶了出去,还想杀死姐妹俩”!
而呼和浩特铁路局授予当时参与救助龙梅、玉荣的几名铁路工人“民族团结光辉榜样”的光荣称号,并作出决定,号召全局职工向他们学习。内蒙古自治区还召开了隆重的表彰大会。
“头等功臣”就是那位王姓工人。他得了奖章,一口气涨了四级工资――在那个年代,连涨四级工资对一个人的生活水平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在公开的场合,王姓工人一口咬定,是他最先抢救龙梅和玉荣的。当年报道此事的记者和一些领导也坚决地认同这一点。不过,王姓工人私下里到我们家去过四次。他一次次地对我父亲说:“哈大哥,你的历史背景不好,说是你救的人也不会得表扬。请你别说了,保持沉默吧。”
我父亲因为这事心情很不好。他并不是想要受什么表扬,他只是想让世人了解事情的真相。但是,在那个年代,这竟然成了比登天还难的事。
实际上,龙梅和玉荣的父亲吴添喜对我父亲一直很感激。那时候,每到过年,吴添喜都领着姐妹俩到我家给我父亲拜年,感谢我父亲的救命之恩。他们说,没有我父亲,就没有姐妹俩,就没有一家人后来的生活。
真相是如何大白于天下的
还是在1964年的时候,父亲就开始搜集一些宣传龙梅、玉荣姐妹俩的宣传材料。后来,随着对他的批评的升级,父亲一次次地向上级申诉。但是,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他的申诉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使得自己的处境更为艰难。他被反复批斗,还被关进了监狱。等到后来他因病提前获释时,我们一家八口人却成了黑户。在那个年代,黑户,意味着没有口粮,几乎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事情才开始有了转机。
1979年,根据父亲的申诉材料,我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反映了当年救助龙梅、玉荣的全过程,也讲了我父亲的遭遇。这封信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内参上后,被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宣部部长、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同志看到了。他把文章批示给内蒙古党委,要求认真调查甄别。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专门由组织部牵头成立了调查组。调查组找到了当年经历这一事件的所有当事人。1985年1月,调查组得出结论:哈斯朝禄是第一个发现并抢救龙梅、玉荣的人,建议通过一定手段消除对父亲的影响,并给予一定奖励。
2005年,我的父亲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虽然他遭遇了很多磨难,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年救了龙梅和玉荣姐妹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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