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者的马凯，目光一直关注营政治改革和经济政策，身为官员的马凯，也一直没有放弃学术研究的努力。在学界和政界，他游刃有余。 厚积薄发，从学者到官员
1946年6月，马凯出生在山西省兴县。1955年，他随父母来到北京。1959年，马凯考入著名的北京四中就读，高中毕业后，马凯留在北京四中任教。
1971年，马凯被下放到北京市郊区的五七干校劳动，平沙丘、修水渠、割小麦、起猪圈、拉粪车……整整干了两年。1973年，马凯由干校调至北京市西城区委党校任教，主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在干校和党校九年，马凯有了足够的思考和学习机会，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著作。
1979年，三十三岁的马凯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师从著名经济学教授徐禾、卫兴华、吴树青等人读研究生。
在形容当时读书的情形时，马凯说，那时的读书学习真是“拼命”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他每天晚饭以后用一两个小时，逐段逐节地阅读《资本论》。这个时期的学习经历对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马凯在人民大学的导师卫兴华教授每当谈到马凯时总是说：恢复高考后，像马凯、洪银兴、魏杰等一批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来学校之前都有了丰富的T作经历，他们知道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非常用功。他们的另外一个优势是能够理论联系交际。“入校时候的马凯就已经颇有理论素养了。”而马凯的毕业论文《计划价格形成的因素分析》，也给卫兴华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记得，这篇硕士论文后来发表在了《中国社会科学》上。“这是当时连教授都难以发表文章的刊物。”卫兴华说。这篇文章至今仍被价格理论界视为“双渠价格论”的代表作。
1982年，马凯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让老师们感到遗憾的是，马凯没有留校搞学术而是选择了从政。
搞理论出身的马凯把从政比喻为“下海”。当时选择“下海”也有原因：在潜心于学术研究时，几位挚友劝导他“下海”。“他们对我进行了一番‘诊断’，建议我投身到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去，增加一些‘实感’。经过同‘理论偏好’的‘痛苦’斗争，我终于‘下海’了。”马凯后来回忆道。
从1983年起，马凯在北京市西城区计委、北京市体改办、北京市物价局、国家物价局、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等部门工作。虽然是在政府部门担任官员，但他从没有离开过经济学，更没有离开他主要研究的“价格理论”。
1986年，马凯来到北京市物价局担任领导职务，来到了物价工作第一线。据当时在物价局工作的一批老同志说，1986年到1988年，正是政府对很多商品放松价格控制，进行价格改革的三年。其时，物价局被一些人称为“涨价局”，又被另一些人称为“压价局”。
各种矛头都指向了物价局，马凯说：“在物价工作的第一线，在各种矛盾的‘焦点’上，天天同代表各种不同利益要求的人打交道，解决了一批棘手的价格矛盾，又冒出一批新的价格矛盾。短短两年半时间，饱尝了物价工作的酸甜苦辣。”
马凯长期在经济部门担任领导工作，有大量的案头工作要做。他的一些部下说：“我们写的东西经常要受到马凯的批评，因为他很专业。有时批评多了，他就不再说了，有很多文稿都是他亲笔修改，因为他知道再批评你也没用，水平摆在那里。”
马凯一边为官，一边长期痴迷于学问之道。《共同的难题：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改革的参与和思考》、《从计划价格走向市场价格》、《在改革和发展中求索》……专著一部接着一部，共出版了十余部。
艰难的改革者
2003年春，曾经分别在计委系统和体改部门为官十年的马凯，被任命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作为国家发改委的舵手，马凯自然也走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关口。面对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的种种问题，他没有回避，在把脉经济走势中为中国经济的稳健跃进号脉，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发展和改革”，包含了中国经济前行的两大命题，马凯肩上的担子并不轻松。大量艰巨的任务注定要有大量案头工作去做，而马凯往往要亲自定稿。宏观调控一直是马凯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度拥有七十多个司、局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曾被外界看做是手握“经济大权”的“小国务院”。但在马凯那里，权力越大，需要平衡的利益也就越多，任职国家发改委主任的五年，马凯无时无刻不在寻求着一种“平衡之道”。
国家发改委脱胎于国家计委。作为一个新改组的部门，磨合和进入状态是很重要的。从过去单纯的审批项目转到宏观调控上来，从微观管得过细过多到以市场为依托的配置方式，旧有的体制不应该再被强化，这恐怕是许多市场人士的期盼。为此，作为国家发改委首任主任，马凯做出过不懈的努力，而且卓有成效。
“为了抑制各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我们的确压下去了很多高耗能的项目，这其中难免有利益的博弈。”说这话的是一位长期在国家发改委任职的干部，但恰恰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对于发改委行政手段运用过多，学界、产业界甚至政府内部，质疑声音不断。
作为马凯的下属，不少国家发改委的司、局级干部把这样的声音反馈到了马凯那里，希望得到领导明确的指示，以便让自己日后的工作有个“准谱”。马凯对此给出的回答是――现在全国人民都乘坐在通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这列火车上。宏观调控作用就在于把握好行驶的方向和节奏，避免火车出现大的颠簸甚至出轨，使这列火车一直保持着较快、平稳、安全行驶，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尽可能小的代价”恰恰是“平衡之道”的着力体现。
马凯主政期间的国家发改委，一方面管理权限庞杂、琐碎，但在另一方面却又是中国最具权力的部委之一。彼时，外界已经习惯于国家发改委调查、暂停甚至撤销工程项目立项的铁腕治理，由于审批大权在握，国家发改委的政令或许是畅通程度最高、打折扣最少的部分，而马凯的恪尽职守，也从另一个层面保证了发改委政令的畅通与高效执行。
“他很细腻，记性也很好，办公桌上文件如山，看着很凌乱，但他从不会去东翻西找想要的文件，总能迅速地找到它。”国家发改委办公厅的一位干部回忆说。而马凯的审慎、严谨的工作作风，更让他的同事和下属记忆犹新。
有着五年发改委掌舵经历的马凯，或许比谁都清楚政令畅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2008年7月20日，马凯履新的国务院办公厅“三定方案”正式公布，一个曾经有二百多人的国务院办事机构，编制扩充到了五百多人，国务院办公厅作为国务院政令上传下达的职能无疑在马凯履新之后得到了强化。无论是应急事务处理，还是监督政府信息公开，显然都需要马凯在国家发改委期间积累下的“落实政令”的经验。
对此，最为敏感的当数地方政府。习惯了发改委 指标管理与监督的地方政府，这一次恐怕要逐渐适应马凯履新国务院秘书长之后带来的变化。
诗人风采，真情流淌笔下
当人们有机会接触这位堪称资历深厚的财经高官时，便会发现马凯不但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而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
马凯的名字就是出自一首诗，唐朝的宋之问有诗云：“闻道凯旋乘骑人，看君走马见芳菲。”诗句所描述的是军队凯旋时的情景。马凯出生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为了庆祝胜利，父母觉得他的名字里头应该有个“凯”字。
从1953年起，马凯在西安市西北保育小学读书。西北保育小学的前身是延安干部子弟学校，专门招收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1955年马凯来到北京，1959年考进北京四中。
在四中这所北京最负盛名的中学里面，马凯学习、工作前后共十一年。他曾回忆说：“十一年的四中学习、工作，对我一生的成长起了奠基作用。勤奋、进取、严谨、朴实的四中传统，潜移默化地感染培育了我。它不仅培养了我较为扎实的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给了我获取和掌握知识的能力。”
马凯的第一首诗就诞生在四中。在马凯所有题给友人的诗词中，数量最多的是涉及四中同窗的内容，有励志，有赠别，有重逢。
马凯的诗词，从内容上来说，绝大部分属于古典诗词传统中常见的吟诵题材，如感时、咏物、述怀、励志、记游、赋事等。“星空银厦，粼波倒塔，小桥倩影谁描画?皓无瑕，素无华，悄悄来去静无价，只把清辉留天下。来，无牵挂，去，无牵挂。”他在《山坡羊・明月》中以笔抒宏论，以明月喻人生的潇洒、磊落和无私，立意不落窠臼。他在这里把情景人格化了，非常耐人寻味，韵味盎然，一种浓浓的诗意仿佛在胸口流淌，
工作的变动，从马凯的作品中也能反映出来。1998年以来，他随国务院领导到全国各地视察，1998抗洪、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澳门回归、青藏铁路开工等，大事发生时，马凯都有作品记之。
他的作品，感情充沛，随人民的苦而忧，随人民的富而乐。可谓“心有苍生，身无挂累”。也正是这种常人难以达到的大境界，使马凯笔下流淌的真情更加动人。
请听诗人自己的诠释。他在《山坡羊，自在人》一诗中这样讲道：“胸中有海，眼底无碍，呼吸宇宙通天脉。伴春来，润花开，只为山河添新彩。试问安能常自在?名，也身外；利，也身外。”
(责任编辑 谭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