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治台港文学研究多年，对著名诗人余光中喜爱有加，在多年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余光中…… “酒逢千杯知己少，话不半句投机多”
第一次见到余光中，是在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上。在欢迎晚宴上，我和他坐在一起聊天、碰杯，他忽然慨叹台湾政坛投机分子何其多，文坛知音何其少，因而顺口将古人的两句诗“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颠倒过来：酒逢千杯知己少，话不半句投机多！
之所以“知己”少，与文学商业化有关。如希望评论家当作家的知音，作家得先拿红包来，评论家才能写文章吹捧他。这正是：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钱！
高级而有趣的朋友
1980年代，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时，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在一篇散文中曾将朋友分为四型――高级而有趣的，高级而无趣的，低级而有趣的，低级而无趣的。
最理想的朋友是第一种。可这种朋友就像沙漠里的清泉那样稀罕。我和余光中相识十多年，觉得余光中本人就是一位“高级而有趣”的朋友。记得1994年我和他到苏州大学出席世界华文散文研讨会时，我睡懒觉迟至8点才起床，头未梳便奔赴餐厅，而早起的余光中已坐到餐桌旁和美国哈佛大学的李欧梵教授、德国波恩大学的顾彬教授、日本神户大学的山田敬三教授及香港的梁锡华、黄维梁博士一起等候用餐。他一见我的尊容便劈头一句：“哈哈，你这是昨夜的头发。”我这个广东客家人，“昨夜”与“卓越”分不清，误以为是“卓越的头发”，连称“不敢当，不敢当”。美国华文散文作家蔡思果连忙解释说：“他不是恭维你，是嘲讽你不修边幅。”说得我脸红起来。还记得199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宣读论文时，我一下讲台，余先生便跟我说：“古先生，你的演讲真是如雷贯耳呀！”我又误解了他的意思，连忙客气地说：“你过奖了。”他解释说：“我是说你嗓门大，演讲时又离麦克风太近，把我的耳朵都快震聋了。我的普通话也许说得不准确，属‘有限公司’，请你原谅。”其实他的国语说得非常流利，是我没听清楚。
序你的大头
为朋友的著作写序，余光中一般不会推辞，但对他来说是一种苦痛的责任。之所以苦痛，是因为没有充裕时间去阅读这些“披头散发”的稿件。本来他答应写，可又因横生枝节，临时插入一些事，因此无法按时交稿。这时，索序人就成了债主，尤其是催稿电话使得他这位欠债人的不安感与日俱增，他由此发牢骚说：“奇怪了，我又没跟人借钱，怎么一下子冒出这么多债务，永远都还不清呢？”他甚至说：“政府真该定一条法律，禁止出书写序这种不良风气。”他还真想写一篇《序你的大头》的小品，以谴责自己出书却把别人拖下水的这种“不道德行为”。
不过，如果真没有人请他写序，他又会觉得自己老了，文坛把他遗忘了。
戒除回信的“恶习”
和所有文人一样，余光中喜欢读朋友的来信，读完后却无时间一一作复，接信之乐早变成欠信之苦。他自嘲道：“我便是这么一个累犯的罪人，交游千百，几乎每一位朋友都数得出我的前科。”以笔者为例，我和他相交近二十年，只得到他字稀行阔的两封信。有一次在台湾开会时，我问他：“你怎么老不给我回信呢？”他竟说：“要过好日子，必须像王尔德说的那样，‘戒除回信的恶习’。”
这种做法显然不近人情，他只好狡黠地说：“凡是没有回信的人，我最难忘。因为没有回信就像欠了你一笔债。一叠未回的信，正好比一群不散的阴魂，在我罪深孽重的心底幢幢作祟。相反，对那些回过信的朋友，我从没有这种欠债感，回过信后便早把他忘光了。”
资深的怜香惜玉者
余光中很少给人回信，但对某些女作家、女学者，他不再奉行“戒除回信的恶习”的信条。比如大陆某位研究他的女副教授，就曾收到过他不少来信。台湾的陈幸蕙不是余门女学士，不常写信向余氏请教，但一旦有信，余氏即准时回信，决不欠债。
余光中可谓是资深的怜香惜玉者。从1956年走上杏坛起，他就对男生要求严厉，对女生则多有偏爱。表面上道貌岸然的他，仍有一颗年轻的心。他戏称女学生为“村姑”，而“村姑”们也不敬畏他，和他一起开玩笑、吃盒饭。“村姑”们毕业后，余光中还叮嘱她们勿忘记母校：“不要以为毕业离校，老师就没有用了。写介绍信啦，作证婚人啦，‘售后服务’还多着呢。”
余光中不仅在台港任教时怜香惜玉，而且在国外授课时也对金发碧瞳的女生呵护有加，如为她们取中文名字：栗发的是倪娃,金发的是文芭，金中带栗的是贾翠霞。
男教授偏爱异性，是人之常情。大陆某著名高校中文系，同一个教研室有两位博导，女的专招男生，男的专招女生，可谓分工明确。
“雅贼”余光中
余光中在幽默散文《书斋・书灾》中云：“有的人看书必借，借书必不还。有的人看书必买，买了必不看完。”
余光中的一些文友均属借书不还的“雅贼”。他很想写篇杂文声讨这类借而不还，甚至久催不理的“孔乙己”式人物，可正当动笔时，发现自己也做过“孔乙己”。他说：瞧，书架上有一本《美国文学的传统》下卷，便是从同事朱立民教授那里借来的，“侨居”已多年矣。眼看他已无完璧归赵之意，朱立民索性声明是赠他的，并附送了上卷。还有十多本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图书，在他的书架上也有十多年的“侨龄”，以至久借而“归化”。听说台大借书处仍是当年那位漂亮的女士管理，吓得余光中十来年不敢进她的辖区。
“余光中同志”
1981年，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以研究20世纪40年代作家作品为主题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在会上，上海作家柯灵头一次见到台湾同行余光中，便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余光中同志，你好。”余光中听后很不是滋味。他心里嘀咕：在台港，同性恋者才称“同志”，我和你头一次相识，怎么就成了你的“同志”？退一步说，大陆作家不知道境外“同志”的特殊含义，那在台湾，国民党开会才互称“同志”，而你是共产党，我怎么有可能是你的“同志”呢？
在大陆，称余光中为“同志”的老作家绝不止柯灵一位。哪怕改革开放后的2003年，笔者出席海峡诗会，还听到东道主、福建作协老主席郭风在致辞中说：“热烈欢迎余光中同志的到来。”
被香港“红卫兵”批斗
在“文革”期间，香港左报左刊对否定“文革”的余光中展开全面围攻，有一首长诗里面有这样义正词严的警句：“你精致的‘白玉苦瓜’，怎禁得起工人的铁锤一挥？时间到了，终难逃人民的审判！”另一港式红卫兵办的《文化新潮》，为了批倒批臭既“反共”又“反华”的对手，把余光中改名为“余黑西”，把余氏具有强烈中国意识和民族意识的代表作《白玉苦瓜》辱骂为“白玉矮瓜”，个子不高的余光中同样被其丑化为“矮冬瓜”，余氏脍炙人口的作品《莲的联想》也被篡改成《藕的联想》，还把余光中攻读硕士学位的美国“爱荷华大学”写成“爱他妈大学”，把余氏参与创办的“蓝星”诗社篡改成“黑星”诗社。文章标题处还备上大幅以笔当枪的打靶图，使人感到大陆红卫兵真的移师到香港来了。
对盗版者深恶痛绝
1994年，余光中赴厦门大学出席一次会议时，有二百之众学生找他签名，学生们手持山东某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听听那冷雨》。使他吃惊的是，他是头一次看到此书。编者虽然给他写过信，但还来不及等他回复表示同意就出版了。对这种不尊重原作者的盗版行为，余光中非常生气，他对笔者说：“山东是出圣人的地方，怎么可以出‘强盗’！当然，自己的孩子流落到江湖，如果白胖胖的，那我也高兴。可此书编得错漏甚多，这会给以后的研究者带来版本上考证的麻烦。”
改行当“秘书”
我受长江文艺出版社之托编《2004年全球华人文学作品精选》，选了余光中的文章，我便打电话到高雄中山大学，希望余氏授权。我问：“余光中先生在家吗？”“对不起，他不在。”“请问您是――”“我是他的秘书。”从这回答的熟悉声音中，我猜出接电话的人就是老顽童余光中自己。我问他：“你怎么可能委屈自己去当秘书？”他答：“我这几年天天接的电话不是你这类要授权书的，就是要我演讲的题目和时间。更麻烦的是，事后又寄来一大沓演讲记录稿要我修正兼校对。所谓‘事后’，有时竟长达一年，简直阴魂不散，简直令我这位健忘的讲者‘忧出望外’，只好听命修稿和仔细地核对原文，将出口之言用驷马来追。像接电话和校对这些工作，做起来既不古典，也不浪漫，它不过是秘书的责任罢了。可我并没有秘书，只好自己改行兼任，不料杂务愈来愈烦，兼任之重早已超过专任。”
欢迎“余光中一行”
2005年，成都市有关方面邀请台湾作家余光中、洛夫及大陆诗人舒婷访问。这三位均是蜚声海内外的作家，可在峨眉山宾馆门口挂欢迎横幅时不能面面俱到，只好简化为“热烈欢迎余光中一行来我市访问”。
余光中的《乡愁》及不少诗文已进入大陆中学课本，温家宝总理又引用过他的诗，故他的知名度远大于洛夫。至于舒婷，年青一代早已对她的诗作淡漠了，“朦胧”了。这就不难理解这次访问各媒体的焦点均将镜头对准余光中。受到冷淡的洛夫，心里很不平衡，他对一位同行的大陆诗评家说：“我什么时候成了‘余光中一行’了？”据说，另有一位洛夫的忠实读者和崇拜者去采访这位心仪已久的著名诗人时，问他：“你就是台湾诗人洛夫先生吧？”洛夫的回答出乎这位记者的预料：“我不是洛夫，我是‘余光中一行’！”
这个故事在大陆诗坛小范围内流传。我是听一位香港“余迷”转述的，对这个“故事”结尾“我不是洛夫”的真实性我颇为怀疑。“余迷”们可能不知道，余光中和洛夫，一个酷似诗坛重镇，一个俨然诗坛舵手。不过，由于洛夫作品过于艰深，故他的读者面相对小一些，但不等于说他的诗歌艺术成就比别人差，有人甚至认为洛夫的诗比余光中的好，广西师范学院卢斯飞教授就出版过一本《洛夫、余光中诗歌欣赏》而非《余光中、洛夫诗歌欣赏》。台湾《当代诗学》2005年评选“当代十大诗人”时，洛夫排名第一，余光中落居第二。他和余光中一样，系诗坛硕果仅存的少数几位重量级选手，属1950年代崛起至今仍冲劲十足的寥寥几座活火山之一。
光中诗人的双胞案
与余光中同名的台湾诗人杨光中，“美”是他的宗教，“爱”是他的信条，“书”是他的亲密伴侣，“笔”则是他的唯一知己。
有一天，一位余光中粉丝看到《中央日报》上有署名“光中”的《猎艳手记》，便打电话痛斥自己崇拜多年的诗人：“你为什么改变自己的风格，在保守的道德声中毫无顾忌地歌颂性爱，写出这样的无耻之作？”余光中无言以对，后来他写了一封信给杨光中，曰：“光中兄：区区薄名，竟犯尊意。不过我仍希望你以后写稿，续用‘光中’之名，这样可以使日后的文学史家大伤脑筋，岂非一乐乎？”
台湾诗人麦穗在杨光中仙逝后披露：余光中自接到这位女读者电话后，发表文章一律不再用“光中”而用连名带姓的“余光中”，以免读者把他和比自己年长而专写下半身的诗人杨光中混淆。■
（责任编辑/陈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