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稚晖，名眺，字稚晖，江苏武进人，早年结识孙中山，为革命事业奔走呼号，后成为蒋介石的铁杆师爷。他一生行事怪诞，言语苛刻，是国民党内有名的“名骂”。他的文辞犀利，文采非一般人能比，但他却称自己的文章为“放屁”文章。为此，有人称他为“牛人”；胡适称他为“中国三百年来第四位反理学的思想家”；蒋梦麟则称誉他为“中国学术界一颗光芒四射的彗星”；还有人称他为“疯子”、“怪人”，可谓褒贬不一。
少小顽劣
幼年的吴稚晖有着孩童的活泼、好动、顽皮和奇思妙想，经常会做出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来，是一个顽劣至极的孩子。
六七岁的时候，瘦小的他练就了一身上屋爬树的功夫，可以在几分钟内爬上一棵参天大树，动作之快犹如猴子一般。后来，他竟将这爬树的功夫用在了爬别人家屋子上，经常神不知鬼不觉地爬到邻家屋顶上，在烟囱管上大小便。邻居纷纷到吴家告状，要求其父严厉管教这个调皮得让人讨厌的孩子。为此，吴稚晖没少挨父亲的责骂。但他往往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很快便将父亲的责罚抛至脑后，继续我行我素。有一次，邻居家办丧事，请和尚来念经以超度亡灵。吴稚晖觉得很好玩，便和小伙伴们前去凑热闹。中午的时候，吴稚晖趁着法事散场和尚去吃斋饭的机会，溜进做法事的屋子，在和尚的茶壶里撒了一泡尿，并得意地向小伙伴说道：“我给和尚泡了一壶上等的好茶。”结果，他的“壮举”又招来父亲的一顿毒打。
为了约束吴稚晖的顽劣，父母在他刚满七岁的时候便将其送入镇上有名的蒙学馆，希望他“读诗书，习经纶，去其顽劣，定其性情，以图将来”。可调皮的他入学不久便闯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祸。
入蒙学馆不久，吴稚晖和同学们尚未混熟，玩性稍微有所收敛，经常一个人坐在座位上望着窗外“构思”他的鬼点子。一天，他突然发现窗户的纸孔中出现一只眼睛，正往教室内偷窥。他急忙拿起桌上点书用的竹棒，朝着那只眼睛一阵猛戳，嘴里喊道：“让你偷看，戳瞎你的眼！”不一会儿，“那只眼睛”进了教室，原来是先生。吴稚晖心想：差点戳瞎先生的眼睛，这下可完了，准得挨罚。果然，火冒三丈的先生狠狠地打了吴稚晖十几戒尺。原来，这位先生有晨读后出去买菜的习惯，回来后便往窗户里偷窥，通过突击检查，使学生时时刻刻认真读书，不要有一刻的懈怠。可吴稚晖初来乍到，根本不知道先生有此习惯，也就非常冤枉地吃了十几闷棍。
十三岁那年，吴稚晖得了一场童子痨的大病。医生看过之后，给他下了“无药可救”的死亡判决书。他很绝望，既不打针也不吃药，每天清早都去爬附近的惠泉山。到达山顶后，他脱得一丝不挂，躺在地上晒太阳，看日出日落。出人意料的是，两年之后，吴稚晖的痨病居然不治自愈了。而且自此以后，他的身体一直很健康，很少生病。这件事以后，吴稚晖不但不相信医生，视他们为索命阎王爷，而且生了病也绝不打针吃药。有一年夏天，他徒步去看望老友李济深，结果中暑晕倒在地。恰巧有人经过将他送到中央医院。醒来后，他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身上还插着输液的管子，暗想：真是晦气，跑到这个倒霉催的鬼地方来了！于是，他趁人不备，把身上的盐水针和氧气管一把扯了下来，一溜烟地跑了。医生发现这位党国元老没了踪影，顿时乱作一团，四处寻找无果，只好报警。第二天，警察找到他家里时，发现他跟没事人一样在读书写字，弄得警察们啼笑皆非。
嬉笑怒骂
吴稚晖在国民党内有“名骂”之称。他写文章，脏话连篇，极其难听，“正言邪语、国骂村骂、市井俚语”，一齐上阵。他一生骂人无数，生就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使得他谁都敢骂，甚至连自己倾力辅佐的蒋介石他都敢骂，毫不给面子。
吴稚晖虽然一生尽心尽力辅佐蒋介石，是蒋的“铁杆粉丝”，人称“疯狗师爷”，但他对蒋介石经常以金钱和官位收买人心，导致上行下效、腐败横生的现象极其不满。为了给蒋提个醒，他经常大白天提着灯笼去开会。蒋一开始觉得吴稚晖性情古怪，而且其怪诞行为层出不穷，也就见怪不怪，没有放在心上。时日一久，蒋发现吴稚晖逢会必打灯笼，心里便开始打鼓。一天又开会，蒋介石远远地看见吴稚晖提着灯笼来了，便赶忙起身迎了上去，笑着问道：“稚晖公，大白天开会你打个灯笼干什么呀？”吴稚晖不紧不慢地学着蒋的宁波腔说：“娘希匹，这里太黑暗，太黑暗了。”引得在座的人哄堂大笑。蒋介石闻听此言，马上明白了吴稚晖这是在警醒和讽刺自己。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蒋介石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采取各种手段逐一消灭异己。一天，蒋介石找到吴稚晖，希望他能出面邀请李济深前来南京商量党国大事。吴稚晖没有多想，便给自己的亲家李济深发了一封电报。李济深一看是老友相邀，便欣然从广州赶赴南京。孰料，他一到南京就被蒋介石扣上了“蓄谋勾结桂系，反对中央”的罪名，还被开除了党籍，软禁在小汤山。蒋介石扣押李济深的消息一出，舆论大哗。很多人都将矛头对准吴稚晖，谴责他卖友求荣。吴稚晖没想到蒋介石会利用自己来对付李济深，气得直跺脚，并让卫队长转告蒋介石：“骂他是婊子养的！”
有一次，蒋介石偕宋美龄前去拜访吴稚晖。吴稚晖因为不喜欢宋美龄洋里洋气的打扮，便命令家人锁门关窗，拒绝接待。蒋介石的侍卫敲了半天门都不见动静，便开始大喊。吴稚晖一怒之下推开窗户，对着蒋介石大喊：“吴稚晖不在家！”弄得蒋介石一头雾水，他自知老吴的怪脾气一上来，谁都拿他没辙，只好偕夫人悻悻而归。
抗战时期，吴稚晖随国民党政权移居重庆。他仿照《陋室铭》写了一篇有名的《斗室铭》，借以讽刺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丢城失地，使得他这堂堂中央监察委员只能住在斗室里。“山不在高，有草则青，水不厌浊，有矾即清。斯是斗室，无庸德馨。谈笑有鸿儒，往来多白丁。可以弹对牛之琴，可以背癞痢之经。耸臀草际白，粪臭夜来腾（他喜欢到野外大便）。无丝竹之悦耳，有汽车之闹声。南堆交通煤，东倾扫荡盆。国父云：阿斗之一，实亦大中华之大国民。”他把自己的这篇大作称做“癞痢经”，不仅自己能倒背如流，还经常背给周围的人听。很快，他的“癞痢经”就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蒋介石品出了其中的讽刺意味，自觉对不住这位忠心耿耿的党国元老，便命人在牛角沱对岸山上为吴稚晖建了一栋宽敞的房子。谁知，吴稚晖却不领情：“这样的房子，我已经住习惯了，好比猪住在猪圈里，虽然很脏很臭，但它感到很舒服。倘使把猪搬进洋房，说不定反而要生病的。为了保住老命，我还是不搬为好。”直到抗战结束，倔强而正直的他才离开斗室，重新回到南京的家中。
1948年，已经八十三岁高龄的吴稚晖仍然手不释卷，还坚持教书育人。有一天晚上，他给学生讲课时突然晕倒了，经过家人的一番急救，总算清醒过来。女儿心疼老父，劝他不要再教书卖字了，“您这么大年纪还要这样劳苦，岂不是让人笑话做儿女的不孝？”吴稚晖朝着女儿嘻嘻一笑，说道：“有什么可笑话的？等我死了，你把我的骨头磨成粉，掺在茅厕里做肥料，你就是个孝女。”
清白做人
吴稚晖虽身居官场，却没有一点官僚习气，视权势、名利和金钱为粪土，一生清白做人，成为国民党内为数不多的洁身自好者。
吴稚晖早年信奉无政府主义，而且终其一生都以无政府主义者自称。他一生不喜做官，但所挂头衔却不少；他虽不愿做官，却声称国事是一定要过问的。他曾经对自己的不做官做过如下剖析：“我不过是一个闯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官场如戏场。戏班里有副对联：悲欢离合，开场日即收场日；男女老少，看戏人即做戏人。蔡元培的大学院院长被挤掉，胡汉民、李济深被关押差点送命，这不是真刀真枪么？黄埔系、CC系、政学系、亲日派、英美派，蒋家天下陈家党，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还轮得上我这个刘姥姥么？挤也挤不进去！”正是看透了官场的尔虞我诈、阿谀奉承，他才视官场如戏场，逍遥于争名夺利之外。
吴稚晖不但不喜做官，对于官场中动辄以祝寿收取贿赂的行为更是深恶痛绝，因此，他自己从来不做寿。在六十岁那年，上海的无锡帮想为他庆贺花甲寿诞，便邀集各界名流，一大早就赶到吴府。孰料，吴稚晖已经早早跑到杭州去了，并给来客寄来一封荒诞离奇的信：
诸位先生执事：弟因先母早逝，故先外祖母不忍提及弟等出生之日，从未有所谓“诞”，糊里糊涂，醉生梦死地白活在狗身上，不知到今几何年。有人登报说替我庆花甲，我才知道已登了花甲，这叫做谣言处处有，中国特别多。哈哈！我虽相信我或者已登了花甲，却不敢在月份牌上拣一个茶会日子就算生日。我最反对庆寿做生日，所以没有庆寿有我去拜祝的。本日弟已赴杭州，亦不能陪座，歉甚。
对于为何厌烦做寿，他曾有这样一番解释：“我吴稚晖是偷来的人生，出生前，祖母曾托梦给外婆，说从阴间奈何池里用秤钩钩出来这个孩子，趁阎王爷打瞌睡时，逃出了鬼门关，以左臂上有秤钩钩伤的伤疤为记。此子出生后，千万不能做生日，因为是阎王的逃犯，被阎王得知是要捉拿归案的。”他的胳膊上确有寸把长一块黑疤，使得这一解释“有根有据”。其实，他之所以拒绝做寿，与他一生崇尚节俭有关。他看不惯别人借做寿收受财礼，尤其是国民党内的高官们经常借做寿收受贿赂，滋生腐败之风，让他大为恼火。所以，无论何人做寿，吴稚晖是从来不去的，更不会给自己做寿。
他虽贵为国民党元老，却一生节俭，从来不拿一分不义之财，一直到晚年都坚持给学生上课，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收入。
一生不曾坐过轿子的他，总觉得坐轿子的是人，抬轿子的也是人，人抬人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他也很少坐汽车，虽位高人尊，却没有自己的座驾。有一次，一个朋友送给他一辆崭新的人力车，他却叫人把车把手锯掉，放在屋子里当沙发坐。他出门从来不带秘书和随从，从来都是安步当车，独来独往，一直到七十多岁，仍徒步出门办事，坚决不坐车。
对于穿衣打扮，吴稚晖是随性而为，常年穿一件黑马褂，又脏又旧，纽扣也时常扣不全，一副乡下土财主的形象。他偶尔也穿西装，但他那身西装是用箭袖长袍改制的，说是西装又带有袍子的样式，不伦不类，穿在身上皱皱巴巴，让人一见就想笑，但他却不以为意。1947年，他要去参加国民大会，但却没有一身像样的新衣服。家人劝他无论如何也要做身新衣服。他便把做新衣服的任务交给了曾经做过裁缝的弟弟吴菊初。可吴菊初不当裁缝已经很多年，手艺早已生疏，加上年事已高，老眼昏花，结果，做出的衣服七扭八歪，不成样子。但吴稚晖一点儿也不嫌难看，高高兴兴地穿在身上去出席国民大会了。他一进场，便引起哄堂大笑，整个会场成了笑场。他却镇定自如，好像大家笑的不是他。
吴稚晖虽一生节俭，却只是对己吝啬，待人却是慷慨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他会给予帮助；家贫上不起学的，他会给予资助。二战期间，因德国占领了法国，青岛大学教授许国园从法国逃到了葡萄牙的里斯本，没有回国路费。吴稚晖听说后，便命人提取法币一万六千元汇过去。有人劝他少管闲事，他笑笑说：“我是乙丑牛，还债牛，前世欠的债，今世来还呀！” 晚年时，家人替他清算财务，没有发现一分不义之财。他曾在遗嘱中写道：“生未带来，死乃支配，可耻！”
正是与众不同的怪诞行为，让他赢得了“怪人”、“疯子”的称号，使他成为民国史上颇有争议的著名人物之一。但我们从他看似荒诞不经的言行中，品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正直、朴实、善良和“世人皆醉我独醒”的见识。怪亦怪也，但他怪得可爱，怪得可敬。■
（责任编辑/陈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