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另类作家”文坛折桂】法国文坛

     文坛“万奖之王”又爆冷门      被视为文坛“万奖之王”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文学大奖,其归属自然也就成为万众瞩目的热点新闻。由于负责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从不提前公布提名者名单,因此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都是诺贝尔各奖项中最具悬念的。
  在2008年的评选结果公布之前,照例有不少媒体或研究机构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提前对当年“花落谁家”作出预报。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博彩公司也围着诺奖“盛宴”开始新一年的忙碌。在有如猜谜游戏一般的各种预测中,许多文坛“大腕”榜上有名。
  然而,和往年一样,众多“预言家”再次重蹈失败覆辙。诺贝尔文学奖延续了近年“爆冷门”的传统:法国作家中的另类、在此前的种种预测和赌盘中甚至连赔率都几乎没有的一位“黑马”―― 勒・克莱齐奥脱颖而出。
  2008年10月9日当地时间13时左右(北京时间19时左右),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让・马瑞尔・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这位“幸运儿”将独享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一千万瑞典克朗(约合一百四十万美元)。
  勒・克莱齐奥能够文坛折桂,当然不是“滥竽充数”之辈。他是20世纪后半期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之一。1994年,在法国《读书》杂志做的一次读者调查中,勒・克莱齐奥跻身在世界最伟大的法语作家之列,是当今法国文学的核心人物,与莫迪亚诺、佩雷克并称为“法兰西三星”。
  人们将勒・克莱齐奥视为“另类”作家,也是有原因的。虽然他年少成名,弱冠获奖,但其在法国所获的奖项并不多,重要的除了雷诺多文学奖外,只有保罗・莫朗大奖――1980年,法兰西科学院设立保罗・莫朗文学奖,他以当年出版的小说《沙漠》获此殊荣。此外,他还获得过法国两个较小的文学奖项、一个摩纳哥文学奖和一个瑞典文学奖。在法国这样一个文学奖项繁多、被戏称“每天摊一个文学奖还有富裕”的国度,他实属“名盛奖稀”,称为“另类”毫不过分。不仅如此,被认为法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一直与他无缘,最接近的一次居然是二十三岁那一年。
  勒・克莱齐奥喜获文坛殊荣的消息,令等待已久的法国人扬眉吐气,更令欧洲文学界感到十分振奋,却让非欧洲裔作家觉得郁闷和失落,毕竟,这已经是欧洲作家连续五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美联社评论说,自1994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获奖之后,诺贝尔文学奖就变得具有浓厚的欧洲味。应该承认,该评论是有一定道理的。
  
  少年成名的“流浪者”
  
  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公告中说,勒・克莱齐奥获奖是因为,他是“一位书写新的出发、诗性冒险和感官迷醉的作家,一种超越并沉潜于主流文明之下的人道精神的探索者”。而一些评论家则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流浪者。
  勒・克莱齐奥1940年4月13日生于法国海滨城市尼斯,但他的家庭与原法国殖民地毛里求斯关系很深。他的爸爸是英国人,但生在毛里求斯,后到英属奎亚那,再到尼日利亚,担任英军军医;他妈妈则是法国人。七岁那年,勒・克莱齐奥跟着妈妈踏上了去非洲的旅途,去寻找二战期间在尼日利亚做医生的父亲,在非洲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没有学校束缚的快乐童年。
  勒・克莱齐奥在英法双语环境中长大,并自小就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他在法国念完小学和中学,再到英国的布里斯托尔、伦敦,以及法国尼斯和普罗旺斯上大学。1960年,他娶半法国半波兰血统的罗萨丽・皮克马尔为妻,后离婚再娶。1966到1967年,他曾在泰国佛教大学教过书,此后又在墨西哥大学,美国波士顿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和新墨西哥大学任教。中年之后,勒・克莱齐奥又痴迷于墨西哥土著文明,并于1983年依靠一篇关于墨西哥印第安文明历史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也就是在前往尼日利亚的旅程中,勒・克莱齐奥开始显示出写作的天赋。在那艘慢吞吞的、沿着未知国度一路飘过去的货船上,这个早熟的孩子用大写字母写下了自己小说的第一行文字:您何时启程,阿乌尔布先生?――从那一年开始算起直到今天,他在文字世界里的辗转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
  
  1963年,二十三岁的勒・克莱齐奥大学毕业,凭借他邮寄给伽利玛出版社的小说处女作《诉讼笔录》一跃成为法国文坛的新星。在这部作品里,勒・克莱齐奥刻画了主人公亚当・波洛的形象,他过着流浪汉的生活,到处闲逛、抽烟、喝啤酒,住在荒置的小房子里,皮肤上一层汗泥。该作品问世后即引发关注,受到法国文学界大师级的人物如雷蒙・格诺、让・吉奥诺的力挺,并荣膺当年的雷诺多文学奖,此奖项也是法国四大文学奖之一,其重要性仅次于龚古尔奖。
  自成名作《诉讼笔录》蜚声法国文坛后,勒・克莱齐奥一发不可收,写出了一系列作品。他作为小说家取得突破的作品是1980年出版的《沙漠》,书中以非洲大沙漠人民悲壮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为背景,通过女主人公拉拉的际遇,深刻地揭示出现代西方世界的黑暗(瑞典文学院称,这部作品“蕴含着北非大漠中失落文化的宏伟意象,与之相对的是不速之客眼中所见的欧洲图景”),此书一问世即在法国获奖。勒・克莱齐奥著作颇丰,其作品还有包括小说、随笔、故事,以及印度神话和美国寓言故事的译稿等三十余部。此外,他在拉美原住民历史和南亚宗教神话等领域亦颇有造诣。
  本来,少年成名的勒・克莱齐奥完全可以在法国过上安逸平静的日子,但在巴黎领取雷诺多文学奖的经历使这位青年作家对巴黎的名利场十分厌恶。于是,他背上行囊,远离首都,周游世界,寻找他心目中的圣地,而那本叙述流浪汉边缘生活的《诉讼笔录》,从此也成了勒・克莱齐奥流浪的起点。他后来一生都在旅行。除了经常去毛里求斯岛和罗德里格岛之外,年轻时他对南美尤其有极为浓厚的兴趣,在1969年到1973年间,他每年都要在墨西哥住一段时间。“旅行和写作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它们给了我另外一种别样的人生,也许,是一种更美好的人生。”他说。
  勒・克莱齐奥经历丰富,足迹遍布世界,亚洲、非洲、南美洲,到处都留下他的身影。人们只能通过作品来认识他,知道他的行踪。在法国,人们视他为“游牧作家”、“城市中的印第安人”。正是由于在世界各地的长年游历,为勒・克莱齐奥的作品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浓郁的异域风情。
  
  作品充满人性及多元文化的“世界公民”
  
  “存在决定意识”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也同样适用于勒・克莱齐奥的写作生涯。由于从童年时代起就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成年后又长期在不同的国家工作和生活,这些人生经历在勒・克莱齐奥的写作实践中打上了很深的烙印。他的作品融入了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的不同元素,具有跨文化的品质,在大陆与大陆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自由转换,从无限制,地域在他的脚下流动成一幅唯美的画卷,绘着多彩,写着自然。
  从写作风格来看,勒・克莱齐奥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初涉文坛时,他思想激烈、狂放不羁,并受到新小说流派的吸引。当时,他和罗伯-格里耶等新小说派的重要人物都有过交往,不过他始终没有成为新小说派的人物。于是,他的早期作品,诸如《诉讼笔录》、《可爱的土地》等,多寻找一种空灵与寂静,人物时常在形式、色彩与物质的海洋中摇摆不定,人和物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作品中不拘一格的特点明显,杂糅着很庞大的东西,内容不集中,可以看出作者是有意为之的,充满“后现代主义”的色彩。但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勒・克莱齐奥已与新小说流派分道扬镳。他周游世界,笔蘸沧桑,完全抛弃了实验色彩,不再执著于痛苦的思索,而是通过对童年、青春期和旅行的描写,面向更广大的读者,因此,他的后期作品,诸如《淘金者》、《罗德里格岛游记》等,则更关注心理空间,向着自然与人这两个“宇宙”同时进行宏观与微观的探索,作品充满了旅行者的沧桑感、历史、异国情调及神话意境交织的神秘感和史诗感。他的文笔极其精练,且追求简洁到了极致的地步,有人将他的文风形容为“一根极细而不断的金丝”,不过,也有一些反对者则认为近于平淡。
  
  文学批评家们喜欢给作家贴上标签。与莫迪亚诺、图尼埃一起,勒・克莱齐奥被称为“新寓言派”作家。但他本人对此却表示不以为然。他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文学潮流:“我写作,就是因为自己喜欢写。”
  在确定写作主题时,勒・克莱齐奥关注的是现代社会问题,广泛涉及文化冲突、全球化不平等的另一面,以及对西方理性主义统治地位的质疑,对后工业社会和现代文明持反抗态度,希望重新回到大自然。他的作品多以漂泊不定的边缘人物,比如非法移民、小偷、逃犯等为主角,这些人物的存在,以一连串的迁徙建构起来,漂泊则是他们自由的标记。克莱齐奥通过展现这些人的内心世界,表现出他们力图脱离现代文明中心,向自由、自然的世界靠拢。有学者评价勒・克莱齐奥,说他“对现代西方文明极端厌弃”,可他又并不是以反抗者的姿态出现的,他更像个孩子,一个美丽的金发的男孩(他的作品中也有许多类似的人物),爱自由,忠于生活,热爱自然,有点天真并且不被人理解,像是坠入人间的“小王子”。他的作品也常反映出他对原始部落、消逝的古老文化的关注,他认为这些原始文明远比建立在理智上的欧洲文明来得强烈、热情,对世界也有更为感官性、直觉性的认知。
  悠游世界的人生经历,成就了勒・克莱齐奥旅行者、流浪者、世界性作家的三重身份。世界情怀与超现实,可以说是他作品的两大特点。在诺贝尔奖颁奖辞中,瑞典文学院认为,勒・克莱齐奥“作为作者,展现了新的起点、诗意的冒险和感官狂喜;作为探险者,发掘了隐藏于主流文明底部和外部的人性”。这种评价是颇为中肯的。
  勒・克莱齐奥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边缘化”。不论早期还是后期,他的作品总是以边缘世界为背景,以边缘人物为主角,要说区别,那就是早期这种“边缘化”突出的表现,是思想和行为的边缘,而后期则更多突出文化和地缘的边缘,不论是以异域荒漠为背景的《沙漠》,还是1985年创作的、被认为堪称代表作的《淘金者》都不例外。
  非法兰西化,则是勒・克莱齐奥边缘化的又一表现。尽管从加缪时代、甚至“太阳王”时代以来,法兰西从来就不乏移民背景的作家和文豪,但这些作家和文豪的创作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趋于“法兰西化”,而在勒・克莱齐奥的作品里却丝毫看不到这个趋势,他作品中“非法兰西”的边缘因素非但未因岁月而消磨,反而愈老弥坚,愈久弥醇。然而“非法兰西化”也许仅仅是一个表象:尽管他的创作风格、作品背景经常游离于法兰西氛围外,但他却执著地用法语写作,全部书稿除个别由瑞士出版社(也是法语)首发外,大多由法国出版社首发,在传统文学市场愈益萎缩的今天,法国也许是最后的沃土之一。尽管另类的他在获得诺贝尔奖前,并不受法国评奖委员们的特别青睐,但出版商的追捧,读者的认同,对他已是最大的奖赏。
  
  从年轻时就热爱中国文化
  
  诺贝尔文学奖是每年当中人们最关注的奖项之一,诺奖桂冠摘取者自然会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人物。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获奖的消息一公布,马上在世界许多国家引起反响,中国文学界和出版界也对他颇感兴趣。
  对中国读者来说,勒・克莱齐奥其实并不陌生。他的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被国内译介,漓江、译林、花城、湖南人民、安徽文艺、人民文学等多家出版社出版过他的《少年心事》、《战争》、《诉讼笔录》、《流浪的星星》、《金鱼》、《乌拉尼亚》等作品。2008年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曾联袂将2006年度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授予勒・克莱齐奥的新作《乌拉尼亚》。
  据勒・克莱齐奥本人透露,从青年时代到现在,他都对中国保持着很高的热情。1967年,中法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当时他还是一名刚应召入伍的新兵,希望能通过民事活动的方式来服兵役,于是他申请加入在中法两国交流合作协议框架下的由法国派往中国的第一批年轻人的队伍。“我现在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急切心情,我在等待法国外交部的决定。我的家乡尼斯的天空在我的眼里看来好像也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就如同我看过的曹雪芹写的《红楼梦》里的古老版画一样。当然,我对现代的中国一无所知,但是我买了一本汉法词文对照的字典,用这个办法来学习,还有一本中国的书法教材。”可惜他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这件事长久以来成为他的一大遗憾。
  
  尽管如此,勒・克莱齐奥仍一直保持着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兴趣,“对我来说,它代表了东方思想的摇篮。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鉴赏中国的京戏和国画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尤其喜欢中国现代小说,比如鲁迅和巴金的小说,特别是北京小说家老舍的小说。我发现老舍小说中的深度、激情和幽默都是世界性的,超越国界的”。
  不过,勒・克莱齐奥青年时代的遗憾中年时已经得到补偿。迄今为止,他已先后三次来过中国。第一次是1990年;第二次是2003年,他获得了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设立的一个奖,来北京领取;第三次来北京的时间则是2008年1月28日,他获得“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由于当时他在韩国讲学,就顺道亲自前来领奖。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编辑回忆:“他长得很清瘦,但很帅,很酷,穿了一身西服,脚下却穿了一双凉鞋!要知道,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北京的天气很冷呢!”
  勒・克莱齐奥前两次来中国都是悄无声息,第三次尽管是来中国领取文学奖,其影响大致也未超出北京的法语文学研究圈。当时,这位当代最著名的法国作家并没有引起中国媒体的关注――在那个时候,谁会想到八个多月后,“凉鞋先生”竟然会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呢?■
  (责任编辑/吕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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