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几乎是一夜之间，顾彬――一个有着非常中国化名字的外国人成了中国媒体上的名人。2006年11月，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对中国当代文学谈了他的一些看法。随后，国内一家媒体发表了题为《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文章，引起了各界读者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有骂的，有捧的，网民们投票，记者们追逐，风浪许久未平。两年后，顾彬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即将出版。
小阁楼里的成长岁月
1945年12月17日，一个叫沃尔夫冈・库宾的孩子出生在德国中部一个叫策勒的非常漂亮的小城市，他就是后来的顾彬。顾彬的父亲是搞技术的，在一家公司工作，摄影是他的爱好。在二战中，父亲参加了帝国空军，工作是在飞机上拍摄地面照片。他的母亲在波森的一家克虏伯工厂当职员。
二战中，策勒这个小城没有被战争的炮火摧毁，那里保留了许多德国大木头格子的老建筑。顾彬的家当时就在一座这种后来非常著名的“法赫威科式”的楼里，在市中心，卡兰路。他在这幢房子里住了五年。顾彬是老大，后来他有了两个弟弟，玛梯亚斯和托马斯。
他们家的楼上有个木头建筑的小阁楼，在他的小说《半场爱》里，顾彬一开始就用了不少笔墨来描述这样一个阁楼：“不仅在童年漫长的日子里，而且也在青春的短暂年头，我出于无聊的原因爬到阁楼上去，经过住在三楼的一家人。那里有条狭窄的、昏暗的过道，通往一个粗大的、既短又陡的梯子。尽头有一道粗壮的木门，配着一把大铁锁……作为孩子，这里吸引着我继续往上走，到第二层，甚至第三层阁楼。”阁楼里有许多“扔掉的东西”，其中有一些属于一个水手留下的东西，是一些跟中国有关的东西很多，主要是瓷器，“里面有一本日记，我至今还保留着它。它描述着前往中国去义和拳士们那里的过程。在阅读时，我经常仿佛听到军乐，这是在采取这样的军事行动、在镇压起义者们时不可缺少的”。顾彬对笔者说，这是一段他的真实经历，在那名水手的日记里，他认识了中国。
水手留下的东西里还有一幅画，画上可能是个中国年轻女子。后来，中国女子的画像成了顾彬小说的一条主线，主人公后来的女人观都是一种图画观，有点柏拉图的意思。
顾彬一家在他十岁的时候搬离了策勒，住到了一个叫萨尔茨贝根的小地方。那地方太小，顾彬的中学是在附近的城市莱纳念的。小时候的沃尔夫冈对文学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尽管家里有不少父亲的文学藏书，都是当时的德国当代文学作品，他也读，但并没有太当一回事。当时他读得比较多的是德国文学，比如荷尔德林、特拉克尔、胡果・冯・霍夫曼斯塔尔等。
他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开始写诗了。有两首还发表在当时的学生报上。不过，那时诗只是一个小游戏，小插曲。顾彬虽然不喜欢父亲的枯燥技术行业，但他的志向却也不见得不枯燥多少：他是个基督教（新教）徒，他的理想是当个牧师。中学毕业后，他选择的专业就是北威州美丽的中型城市明斯特古老的明斯特大学的神学专业。后来为什么不学了呢？他说，是因为明斯特大学教的是新神学，而他中学里读的是老神学，新神学太深，他读不懂。
爱上了唐诗和中国文学
1968年，正是欧洲学生运动、中国内地“文革”喧嚣的日子里，顾彬离开了明斯特的神学院，一头扎进了大都市维也纳。他开始学中文，他的中文启蒙老师给他起的中文名字顾彬，他很喜欢。于是，沃尔夫冈・库宾变成了顾彬。
至于为什么要学汉语，原因很简单，顾彬读了英语译的李白那首诗“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一下子就爱上了唐诗和中国文学。作家北岛后来说：“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李白那首简单的诗，会让他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这是一条不归路，就像“顾彬”这个名字在他身体里诞生后就再也收不回去一样。1969年，他转到同在德国北威州的鲁尔区的波鸿，仍然是“主修汉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哲学和日本学”。1973年，他在波鸿大学获得了汉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他的论文题目是《论杜牧的抒情诗》。此后，他担任讲师，教中国语言文学。1974年至1975年，他到北京语言学院进修中文。1977年到1983年，他担任柏林自由大学东亚学系讲师，主讲20世纪中国文学及文艺。1981年，他在柏林自由大学考获教授资格。1985年，他在波恩大学当上了东方语言学院的中文教授。
在中国的时候，不爱讲话的顾彬交了许多中国朋友，而处于他的中国朋友群最中心的，是以北岛为首的一帮诗人。顾彬跟北岛是在1981年9月认识的，在友谊宾馆。那时的顾彬，还是一个“未来教授”，而北岛已名满中国。他们却很快成了至交。顾彬只有三首诗译成了中文，都是由北岛润色的。八九年后，北岛在北欧，经常到波恩看望顾彬，顾彬总是白酒款待他，北岛在文中写道：“我和顾彬相对无言，频频干杯。”在德国，顾彬不仅让北岛住在他家里，还带他去他母亲的家乡维也纳，去德国南部他弟弟那里。顾彬尤其喜欢带北岛逛公墓，向他介绍许多以前活过的人。在美国，顾彬一家也是北岛的客人，他们的两个儿子跟北岛的女儿还“很合得来”。
还有一个对顾彬一生影响甚巨的中国诗人：顾城。顾城死后，顾彬写了一篇叫《片段》的文章，里面说：“我跟顾城的第一次见面该是1984年11月。一天晚上，北岛来到天安门的国旗下接我。天黑得早，骑车一会儿就到了他的住所：几个人在包饺子，北岛的妻子、画家邵飞，我记得颇清楚，还有顾城，但另一个是谁，就不大真切，或许是谢烨？北岛去帮忙干活，顾城和我便坐在一张沙发上，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谈话。”
顾城的死在顾彬心里或许是“轻于羽毛”的，但这并不妨碍他认为顾城的诗之“重于大山”，也不妨碍他把顾城视为永远的朋友。此外，在顾彬看来，鲁迅也是他永远的朋友。还有李白，甚至他“读不懂的”曹雪芹。
顾彬在中国进修的那段时间，正是中国十年动乱期间。他后来回忆道：“那时候中国的环境确实不好，但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好老师，还是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最大的收获，除了对中国社会有了较为真切的认识之外，就是认识了‘鲁迅’和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当然，还有一个更大的收获，顾彬在这里找到了他今生的另一半。
一个老外与一个中国人的爱情传奇
顾彬没有当成牧师，又喝酒，又成家，他终于连“清教徒”也没有当成，虽然他的朋友北岛仍然这样称他。这都要怪1981年。
1981年是顾彬事业爱情双丰收之年。在这一年，他的教授论文《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通过，使他获得教授资格。在同一年，他找到了他未来小家庭的第一员。从时间上说，这一切集中在一年里；从地点上说，这两样都离不开一个地方：北京图书馆。
那时他常到北京图书馆查资料。这段故事北岛讲得很生动：“顾彬去那儿，为刚完成初稿的‘空山’查找补充资料，由穗子和另一个工作人员接待。一回生二回熟。这位平日目不斜视的德国准牧师直奔穗子办公室，兜里揣着两张‘阿Q正传’的话剧票，惴惴然，到了也没敢把票掏出来，只好单独跟阿Q约会。人跟人的化学反应真是，酸碱中和――正好穗子话多，填补了顾彬那沉默的深渊。不，顾彬纠正我说，是穗子的梦多。”入空山却满载而归，顾彬的功夫深了去了。
那年顾彬三十六岁，张穗子三十一岁。张穗子是北京人，父母是归国华侨。那时顾彬已经进修完回国，他每年去中国两次，分别选择在春、秋季节，因为这两个季节北京不太冷，可以在外面见面。那时候的中国“文革”刚结束，中国人跟老外谈恋爱还不是什么理直气壮的事。有朋友甚至告诉顾彬，如果被公安局抓住，外国男人没事，中国女人会被送去劳改。但他们照样约会，经常采取的却是三人行的方式，拉一个朋友来掩护。他们采取“大隐隐于市”的方式，选择人多的地方去，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博物馆和剧院。有时，他穿上中国人的服装，选择晚上去公园。有两次，他们约会的时候，后面真的有人盯梢，顾彬说：“公安局的人跟在后面，想把我们抓住，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我们都是运动员。”1985年他们在德国结婚。
顾彬家呈男性兴旺之相。他自己这一代是三个男性，他和张穗子的下一代也是两个男性。大儿子小彬二十岁，小儿子子彬十四岁。他们俩都被他妈培养成了技术人才。这又是顾彬家的一个传统：他的爸爸就是搞技术的。他的两个弟弟，玛梯亚斯是医生，托马斯是著名的马普所的研究人员。只有顾彬背叛了家族的路线，搞文了。
东西方文化的一条“引渠”
2005年12月，顾彬即将迎来他的六十岁生日，他的学生和同事们把他的各类作品大体上归纳了一下，编了个目录，印出一本书来，作为给顾彬六十大寿的贺礼。
他的作品，记载着他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一条“引渠”所付出的努力：
专著：《杜牧的历史观及其与艺术的关系》（博士论文）、《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教授论文）、《关于“异”的研究》、《基督教：儒教与现代中国革命精神》、十卷本中国文学史的几本。
主编出版的书：茅盾的《子夜》、丁玲的《索菲亚日记》、《世界文化史故事大系：德国卷》、六卷本鲁迅选集（其中有许多是他译的）。
论文：《革命和谅解：毛泽东诗词创作与中国文学的转变》、《郁达夫：维特和内心化的终结》、《相遇张洁》、《道路的哲学：论冯至的诗》、《用你的身体写作：舒婷诗中的伤痕文学》、《王蒙》、《苏秦的“结婚十年”》、《王安忆》、《德国的忧郁和中国的伤痕》、《上帝病－人病：论中国与西方的不完美性问题》、《张欣辛》、《徐悲鸿的马：怎么理解现代中国画》、《红楼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接受度》、《电影和诗歌：从香港的角度看》、《审美意识在中国的兴起》、《德国与欧洲的当代文学》、《解读中国古代的忧郁感》、《论北岛》、《论诗人王家新》。
书评：顾彬给老舍的《四世同堂》、余华的《许三官卖血记》以及高行健的作品写书评倒没什么，有意思的是他给被他斥为“垃圾”的美女文学作家棉棉的《啦啦啦》和卫慧的《上海宝贝》都写了书评。
译文译著：毛泽东诗词三首、周恩来诗一首、陈毅诗四首；丁玲、鲁迅、徐志摩、冰心、冯至、北岛、高行健、顾城、舒婷、多多、谢烨、杨炼、王家新、翟永明等人的作品。
正如托马斯・齐默尔曼在他的《沃尔夫冈・库宾赞》里写的那样：“作为汉学家，习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世界里穿梭，沃尔夫冈・库宾在他的中介人角色中如鱼得水。作为翻译，他在过去以给人深刻印象的方式创造了一个风格。”
三名师生代表在这本小书一开头写给他的公开信中说：“享受着一望无际的视野，您现在相当于生活在一座高山上。在攀登山峰的过程中，您打开了中国语言、文学和哲学给人深刻印象的全景。”
这样的信如果放在其他人身上可能显得过头了，但放眼西方，能够与顾彬比肩的确实没有几人。
顾彬的中国文学史今年秋天要在中国出版了，这是一件大事。中国文学史，自然有不少人写过，但外国人写的很少很少，连中国人加外国人，一写就是十卷的恐怕更少，而且，像顾彬这样按文学类型来分卷的可能就根本不存在了。
2002年，当这十卷本的第一卷――由顾彬自己撰写的中国诗歌史在德国出版时，德语区最有影响力的两大报纸――《新苏黎世报》和《法兰克福汇报》的专业记者给予了高度评价。
新苏黎世报评论家伊尔密・施外格尔显然被沃尔夫冈・库宾在他十卷本的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里，以轻盈的步子和敏锐的目光穿越两千年的中国诗歌艺术所震动。这位激动的评论家建议以苏东坡的诗作为库宾这一卷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的结束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法兰克福汇报》评论家马克・西蒙斯在他的书评里对这一“德国学问的宏大行动”表示深深的敬意。他也指出，顾彬放弃传统的大百科全书目光，而走到具体诗歌的分析里去，开创了一条新路。给这位评论家印象最深的是，读者被拉进了一场“持续几百年、纳入几大洲的对话中去”。
作为中国文学的德国介绍人兼研究者、评论人，人们知道的多是顾彬那些惊人之语：垃圾论等。要理解他的这些言论，首先要看到两个方面：一、他自己是个诗人；二、他尤其重视“悠长的气”（langer Atem）。正如他的同事和学生献给他的生日祝愿一样：“快乐，轻松和继续保持您经常作为科学工作者最重要的道德向您的学生们灌输的那著名的‘悠长的气’。”
“悠长的气”是什么意思呢？顾彬说，那是他的老师常说的话，主要是一个人做事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此外，他认为要确定一个作家是否伟大，至少要在五十年后。这话就是说，要看一个作家是否能够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即使是这个时代，也不能只要今天，也要看到明天。一百年后，一部作品能否仍然被人记住，五百年后，一个作家是否还有价值，这本身对今天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大考验。
拼命的德国人顾彬
干瘦的顾彬，是一个不喜欢多讲话的人，却给人充满精力的感觉。就像金庸武打小说里的老和尚，一旦发力，难有对手。北岛对此深有体会：“当年顾彬常来北京，骑着自行车满城飞。凭他那体力，要是有便衣跟踪，肯定累得半死。”北岛到德国后，自己尝到了当“跟踪”者的味道了：“顾彬是那种不知疲倦的人，刚放下行李，就拉我出去散步。每回跟他出门我都犯怵。那哪是什么散步，完全是一种德国式的急行军，我得紧追慢赶，才能跟上他的速度。城墙荒草瑟瑟，有木梯石栈勾连。我自己风箱般的喘气和怦怦心跳。顾彬话不多，皱着眉头大踏步前进。他坚持要带我去看一个中世纪刽子手的故居。据说当年几乎每个城镇都供养这么个职业刽子手。我们爬上爬下，拐弯抹角，足足找了一个多钟头。我两腿发软，差点儿就要在找到刽子手之前求饶了。”
顾彬喜欢踢足球，他十四岁就开始踢球，现在还每周踢一次。一起踢球的人里面，他的年纪比其他人大一大截，至少二三十岁。他主要跟他的学生们踢，也有一些以前的学生、同事。对自己的球技他这样评价：“跟专业的人比呢，我不算好；跟业余的人比呢，我算比较好；跟我这个年龄的人比呢，我算非常好。”爱踢当然也爱看，但是，顾彬每天总有做不完的事，以至于没有太多的时间关注足球。2008欧洲足球杯接近尾声的时候，德国队已经进入了决赛了。顾彬那么喜欢足球，可是欧洲杯的比赛，他都没有时间看。他采取的看球方案是：儿子在楼下看电视直播，他在楼上继续做他的事业。进球了，儿子就大声叫喊，他就以足球准职业运动员的速度奔下来，看这个进球的重播镜头。
顾彬的确很忙，他每天睡五个小时的觉。他的一天开始得很早：5点半到6点半，是他的创作时间。这段时间他主要用来写诗，也写小说。其他时间顾彬用来备课。不是波恩大学的课，而是中国的、台湾的，还有其他许多地方的。每年，只要德国大学不开课，放假的时间（这时间是很多的），顾彬就坐了飞机。请他的地方太多了。说起四川大地震，他有点要哭的意思，他说，他在那里也有很多朋友。海南他也去讲过课，上海、北京那就更不用说了。他是中国数不清的大学的客座教授。随便翻一下，就可以发现他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青岛海洋大学、山东大学、重庆三峡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大学的教授。他似乎也是来者不拒，名牌大学请他，他去，不是名牌的他也坦然受之。
他是个多面手，人家要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要他讲古典中国文学，他就讲古典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他讲；德国文学，他也讲；要他讲哲学和神学，他还讲。他在四川，有一次人家要他讲古汉语，他居然讲得头头是道，令中国专家佩服不已。
他备课是从来不炒冷饭的。他说过：我不喜欢讲重复的话。不重复就要不停地备课，那个量是可想而知的。讲课的同时，他现在正在翻译北岛等三位中国作家的书。这一切，他都是在晚上进行的。晚上除了备课，就是翻译。此外，他还有许多应酬，比如一年前的波恩电影节，他是主持人之一。
再过四年顾彬就要退休了。顾彬曾经对一个国内媒体说过，没有中国文学他不知道怎么办。也许在别人看来，没有顾彬，中国文学至少在德语区这一大块地方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中国文学西游作出贡献的是“伟大”的顾彬，我们只能希望，这个精力无穷的学者到八十岁时还能出现在足球场上，到一百岁时还能口无遮拦地说：中国文学不光有“垃圾”，而终于也有了许多的伟大。■
（责任编辑/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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