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在巴黎开会的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声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到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孔夫子那里去汲取智慧。当时引起学术界一片哗然。这些精英为什么要到孔子那里汲取智慧？汲取什么样的智慧？
提到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许多人会想到“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耳熟能详的箴言警句。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何以能被普通百姓接受、产生深远社会影响？我认为，“仁爱”学说与其说是官方的推行，不如说是通过像家训教化、蒙学读物的传播来实现世俗化的。今天我们就谈谈传统家训中的仁爱教化。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以家庭为本位、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模式，因而以“教家立范”、“提携子孙”为宗旨的传统家训文化，在强调治家教子、睦亲齐家的同时，十分重视对家人子弟进行处世之道的教育灌输，其中尤以“仁爱”教化最为丰富，它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概括起来，家训仁爱教化大致包含“仁民”、“爱物”两个部分。
传统家训的仁爱教化理论与实践对中国封建社会稳定、发展，对世俗风尚的改善和人际关系的融洽、和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譬如以其家训《郑氏规范》传世的浙江浦江的郑氏家族，是一个一再受到封建统治者传世表彰的封建大家族，宋、元、明史中均被列入孝友传或孝义传中。洪武初年，朱元璋亲自接见郑氏八世孙郑濂，问其历经三代而不衰的治家长久之道，答是“谨守祖训”。当朱元璋看到郑家的家训后深有感慨地说：“人家有法守之，尚能长久，况国乎！”此后，朱元璋又对郑家屡屡表彰：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称赞郑氏家族为“江南第一家”；洪武二十三年，又亲笔题写了“孝义家”三字赐之；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聘请郑氏家族的郑济为皇家的家庭教师，专门为太孙讲授“家庭孝义雍睦之道”。
经明朝统治者树立的这个典型，对后世影响深远。《明史・孝义传》中记载不少慕郑氏家风、以其家训作为治家教子必读书的事迹。如与郑濂同时代的一个叫王澄的人，非常羡慕义门郑氏的优良家风，临死时将子孙召集到病床前，教导他们说：“你们如果能向郑家学习，和睦相处，不分家，我死了也就能瞑目了！”仅明代前期，像郑氏家族这样被皇帝旌表的“义门”就多达数十家，这些大家族累世同居，和睦邻里，以治家教子、仁爱处世、多行善举被树为楷模，对稳定社会秩序、和睦人际关系起了重要示范作用。
作为家庭教育尤其是“仁爱”品德教育的教科书和教育方式，传统家训拓展了儒家“仁民爱物”伦理思想社会教化的视角和领域，促进了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仁爱学说的社会化过程。尽管家训文化随着封建社会的终结而衰落了，然而，今天的家庭仍是社会的细胞，和谐社会仍是由无数个家庭“细胞”构成的，仍需要同情人、关心人的人道观念；更需要协调物我关系、保持生态平衡，因而也就更需要人们以“仁爱”之心相待相处。
同时，家训仁爱教化中有关扶危济困、乐善好施、举办公益、捐资办学等许多理论阐述与实际指导，在全社会倡导以人为本、生态文明、共建共享理念，引导人们积德累善、大力提倡兴办公益慈善事业的今天，更彰显出其不朽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家训仍不失为先人们留下的一笔十分珍贵的伦理文化遗产，值得我们批判地取舍、借鉴，以促进人心向善、道德昌明、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