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沛金是李济深的二儿子，自1946年去美国留学起，已在美国学习、工作、生活了六十多年。在自己已步入耄耋之年后，李沛金时时想起父亲的一些往事：革命活动、家庭生活以及他起伏跌宕的人生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我的父亲出生于中国南部一个落后的地区。他从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历经风雨，终于成长为一位省长、集团军总指挥、国家军事总参谋长，并一度高居上将之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当选为国家副主席。
李宗仁称父亲为“人丛中的一条龙”。他不但深信三民主义，平等对待所有的人，还是一个真诚、坦白、勤俭、值得信赖的人。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里，我看到的，听到的，亲历的，有许多难忘的事在八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依然记忆犹新。
被父亲责打
我于1916年6月22日生于北京，是父亲的第二个儿子，当时父亲在陆军大学里。那时，我们的家庭成员有父亲、母亲、大哥沛文（生于1906年）和大姐筱梅（生于1909年）。我们住在一个四合院的后半边。1921年，全家搬往广州前，一天，父亲的同班同学张孟深的儿子张铨来访，我们到处乱跑，捉迷藏做游戏，突然撞在带有大玻璃的门上，把玻璃打碎了。父亲很生气，换一块得花六块银元。六块银元对于我们的家庭预算来说是个大数目。那时父亲可能是军事学院的初级讲师。父亲严厉地责打了我。可能我们同时撞在玻璃门上，可能仅是张铨撞在了门上，所以我觉得自己受罚很不公正。而且责打也使我受了很大痛苦。我非常气愤，屏住呼吸，胸膛像鼓一样挺起来。可能是巧合，我病了，发高烧晕了过去。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但我记得当我醒来在床上睁开眼时，看到父亲和三四张脸围在床上看着我。其中父亲的好朋友冯祝万叔叔说：“他现在醒了，他现在没事了。”
父亲一定是受了惊吓。自此以后父亲再也没有责打过他的任何一个孩子。相反，我时常感受到他的慈爱。
1921年，我们举家从北京迁到广东，我们乘的是海轮，船不大。海上大风大浪，每个人包括父亲都晕船了。我们都呕吐了。父亲把我抱在怀里，一边走动一边哼着童谣。这种感受我永世难忘。
和父亲上庐山
1946年春，我陪父亲和母亲去了广州，随后去了重庆。父亲参加了令人失望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时，有一天宋子文邀请我和父亲到他家吃午饭，他们在席间谈到了国家面临的危机。宋子文表现得极其沮丧，我看到他擦去眼眶中的泪水。
这年夏天，父亲带着全家离开重庆前往南京。当时，董必武为支持北方的民主事业提供了七百万元，父亲带了六百万元，余清心带了一百万元。他们准备去北方劝说军事领袖们停止内战。但这有些麻烦，因为父亲当时是军事参议院主席、军委成员、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到各地去旅行会招致猜疑。
当时蒋介石上了庐山，连发三份电报让父亲也去。当时的陈诚参谋长建议父亲先上庐山，说北方正有许多军事活动，实在不方便旅行。陈诚建议父亲：“在庐山趁天热好好避避暑，也许能和蒋多谈谈。秋天到了再去北方也不迟。”于是，父亲、母亲和我乘着蒋介石提供的飞机上了庐山。在私交方面，蒋介石确实对父亲非常友好、尊重。然而在政治上，他多次用扣留和暗杀来对付父亲。
在庐山，我们住在由蒋介石的侍从室安排的最好的宾馆里。不久，蒋介石又一次命侍从室为我们找一处房子。但父亲看到蒋无意改变其独裁统治，便也无心在这儿多待，拒绝了他的好意。
父亲满心希望能同蒋介石长谈一次，可是最终只短短地见了两次。在最后一次约会的前夜，父亲花了大半个晚上写了一封十九页长的信准备带去呈送给蒋介石。这次会面我也被带去。蒋的侍从室要求我写一份简历。
我们到了之后被安排等在大厅里，蒋出来迎接我们。他穿着一件中式暗色丝长袍，上面套着一件长外衣。父亲同他握手之后介绍了我。他转向我半伸出手，我不知他是不是准备同我握手。但如果是的话我不理他自然是不可想象的。于是我索性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又软又大。
我们被领进了一间小客厅，后面两个沙发椅面对着，右面一排长沙发。父亲同我坐在左面沙发椅上，而蒋和一个健壮的男秘书坐在右面长沙发上。
坐在椅子上，我透过门窗看见一个健壮的家伙笔直地站着，正面对着客厅看着我。当我扫视他的时候他试图把眼睛挪开。他大约离我十至十五英尺，我感觉他一直在盯着我。
闲聊了一会儿之后，父亲递上那封十九页长的信，说，要说的都写在里面了。蒋礼貌地接过来，说以后再看。
父亲告诉蒋我正在大学里学化学，并准备去美国深造。蒋转过脸来问我：“你认为中国工业如何？”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听说有些初次来访者在开口之前便吓得汗流浃背，有的因为立正太用力而滑倒。由于父亲平静镇定的态度平定了我的紧张，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对于这样一个大问题，他希望的也是一个概括的回答。于是我说：“也许我们都得更努力些。”蒋说：“很好很好，我帮你忙。”直到1948年，我才明白“我帮你忙”的意思。原来，蒋介石对朋友的每一位去美国的孩子都给了一万美元（孔祥熙的儿子除外），这是我理解的“我帮你忙”的含义，他一定是想要给我一万美元。后来何应钦1947年1月在纽约找我，就是想把从蒋介石那里拿到的一万美元给我。可是最终我没有拿到这一万美元。最后由我的姐姐筱梅证明，筱梅嫁给了蒋介石的忠诚拥护者吴稚晖的唯一儿子。吴稚晖是1929年蒋介石派往上海劝说父亲去南京进入“虎口”的四个元老中最执著的一个。当时我告诉筱梅我没有得到一万美元，她承认她和吴稚晖的儿子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了两万美元。吴稚晖先生的私人秘书也在他的书中提到了这两万美元。
作为离开庐山的借口，父亲说想到上海送我去美国。几天后，我们便乘蒋介石提供的飞机回了南京。蒋介石的侍从室还替我们付了住宿费和饭钱。
父亲写了首诗，表达他庐山一行的心情：
万方多难上庐山，
为报隆情一往还。
纵是上清无限好，
难忘忧患满人间。
庐山高处最清凉，
却恐消磨半热肠。
自是人间庸俗骨，
由来不惯住仙乡。
父亲、母亲和我回南京之后，内战正酣。包括在上海的孙夫人宋庆龄、何香凝、蔡廷锴，以及在香港的第三党的丘暂、李伯球等在内的民主人士都谴责蒋介石政府，号召停战。然而，国民党政府不仅不理他们的请求，反而宣称要在三到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
不久，国军占领张家口，蒋介石得意万分。他宣布11月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给独裁统治披上民主法制的外衣。作为代表之一，父亲被一再要求参加国民大会。父亲不愿成为国民党欺骗人民的工具，拒绝参加，转而去了上海。
离别宴和周恩来
1946年9月，父亲带全家来到上海。蒋介石已差人将我们安置到一幢三层豪华官邸中。官邸是从日本人扶植的伪政府国家银行行长那儿查抄充公的，现在由军委用来接待高级官员。它有三百英尺长、一百英尺宽的草坪和一个日式花园。一辆豪华轿车配给父亲用，一辆吉普车供我们使用，厨子、用人、一对侍从，一应俱全。由此再次显示了蒋介石对父亲的尊重。
在12月26日我和妻子打算动身去美国前，父亲带着全家到著名的会宾楼举行了临别宴会，我们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我们并不感到难受，因为我们原计划只在美国待几年然后回国效劳。我们留下了树勋和惠君两个孩子在家，由守寡的婶母“十二婶”照顾。
“十二”这个数字需要作一下解释。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我父亲这一辈的排行是由父亲的爷爷计算的。所以祖父的每一个孩子都要算在当中。父亲排行第九，所以在大家庭中父亲总是被叫做“九哥”或“九叔”。父亲上面一个哥排行第八，还有两个小弟弟排行第十二、十三，因此“十二婶”就是父亲小弟弟的妻子。在家乡的村子里每个人都叫她“十二婶”。我们也用这种称呼。同样母亲总是被叫做“九婶”，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村子里。
非常不幸，十二叔很早就去世了，没有留下子女。在那时候，社会上一个体面人家的寡妇是不能再婚的。因为十二婶没有子女，父亲就让十二婶收养我们以延续十二叔一家的香火。我们家在村子里的有五十二间房的屋子被政府用来作为学校了，家里的所有东西都不见了，包括那幅父亲特地为我写的对联：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在父亲1948年搬到北京后，大家庭就散掉了。我不知道是否有谁作为家庭的香火传下来了。十二婶将我们的孩子看做亲孙子一般，在我们外出期间非常乐意照看他们。树勋和惠君叫她“阿�”。然而由于朝鲜战争和后来国内的局势，我们不打算尽快回国了。因此1947年12月26日在会宾楼的宴会成为一场生离死别的晚餐，成为我和父母的最后一次晚餐。
在饭店，听说周恩来也在那里。父亲希望我去见见他，便带我去了周恩来的房间。在门口，父亲介绍了我，并说我要到美国去，我们握了手，周恩来的手很有力。
父亲在香港
1947年1月，父亲送我去美国之后，感到住地处处受到蒋介石的限制，便提笔给蒋写信，想回乡扫墓。蒋则说“看在老朋友的分上”请父亲去南京吃饭。父亲接受了蒋的邀请，于2月到了南京。2月8日中午，父母同蒋介石夫妇共进午餐，戴季陶作陪客。午餐气氛和谐，大家都在畅叙往事。之后，父亲同蒋介石二位旧同志亲切地握手道别，此后便再也没有见面。2月23日，父亲带全家登上“S.S.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