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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尽了一个植物学家、一个中国公民应尽的责任”
在我国历史上，“植物学”一词出现在1858年，当时由李善兰和英国人韦廉臣等人合作编译的《植物学》一书在上海出版。从此“植物学”一词沿用至今。自从20世纪初期，植物学作为近代科学引进到我国之后，一百多年来，我国的植物学领域人才辈出，吴征镒先生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九十二岁高龄的吴征镒先生，听力和视力都非常微弱，但尽管这样，他目前仍然承担着一项重要的科研任务。对于一生潜心治学的吴老来说，获得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他并没有想到。
主持人：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感受是什么呢？
吴征镒：我只是尽了一个植物学家、一个中国公民应尽的责任。我没有辜负国家和民族的希望，让中国人在世界植物史上占了一席之地。
吴老从事植物学研究已逾六十年，正是因为他的工作，中国的植物学研究才获得了世界性的认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历时四十五年完成的《中国植物志》。
主持人：您能不能通俗地解释一下《中国植物志》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吴征镒：《中国植物志》就是把所有的中国植物按照一定的系统排列起来，分科分属，并按照一定的形态标准把它分清楚。比如栽培稻和野生稻它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又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中国植物志》起这样一个作用。
主持人：相当于植物的户口簿？都能搞清楚每个植物它是哪个家庭里的？
吴征镒：是的。搞清楚每个植物分布在中国的哪些地方和世界的哪些地方，它有哪些历史上已经登记过的用途，并从它的亲属关系、系统发育找出与它有关的某些植物。
《中国植物志》基本摸清了所有中国植物的家底，是未来我国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以及科学利用植物的最基础最重要的依据之一。《中国植物志》的编纂工作从1959年起正式启动，到2005年全部出版完。全书共有八十卷一百二十六册，共五千万字，五千余幅图版。吴征镒于1987年起担任该书的主编，在他担任主编期间，出版了其中的五十四卷八十二册，为《中国植物志》的编写做出了最主要的贡献。
主持人：这本书对中国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吴征镒：是所有中国植物宝库的全部。
主持人：这本书一共收入多少种植物？
吴征镒：三万多种，三百多科，三千多属，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志。比已经完成的欧洲植物志、北美植物志、苏联植物志、马来西亚植物志都大。
主持人：这三万多种植物您都能记住吗？
吴征镒：不敢说都能记住，但其中大部分有用的、常见的，我能记住一大半。
主持人：大家都说您是“植物电脑”。
吴征镒：是年岁的积累。
由吴老主编的《中国植物志》，它的英文版的名字叫做FLORA OF CHINA。“FLORA”这个词，在英文当中它是指花卉和植物的总称，但是在古罗马语的原意当中，它的意思是花神。对于那些熟悉吴老的人来说，他们也许更喜欢“花神”这个名字。
从吴家大院的少公子到植物学家
如果说，渊博的植物学知识是吴征镒几十年来学术积累的结果，那么他对植物的喜爱，则多少带着几分天性。
1916年吴征镒出生在江苏扬州的一个书香门第。这座坐落在扬州古运河边的吴家大院现在已是扬州古城的一个传奇――因为从这里走出了三位院士兄弟，他们分别是：我国著名寄生虫病专家吴征鉴、著名物理化学家吴征铠和植物学家吴征镒。三兄弟中吴征镒年龄最小，也深得祖父吴筠孙的喜欢。但是吴征镒出生后不久祖父就突发脑溢血去世，迷信鬼神的祖母认为吴征镒的降生给家里带来了晦气，从此见了他就生气。排行最小的他跟哥哥们又玩不到一起，因此家门前的小花园，成了他儿时的乐园。
主持人：您从小就特别喜欢植物？
吴征镒：对。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孤独，我们家对面有一个大花园，我经常到那里去玩。那里面有一大片孟宗竹林，孟宗竹是一种可以吃的竹子。春天，我看着孟宗竹在雨后生长，觉得神秘极了――因为它长得很快，差不多一上午就长得有我高了，真的很神奇。
对植物的浓厚兴趣让吴征镒慢慢地学会了解剖植物、采集和制作标本。1933年，吴征镒报考大学时，毫不犹豫地填报了清华大学生物系，立志研究植物学。在这里吴征镒开始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科学――植物学。
吴征镒：我的两位老师，一个叫吴韫珍，是江苏青浦人，教书非常认真，我们上课之前，他在黑板上就写满了。另外一位老师叫李继侗，是耶鲁大学的林学博士，是中国第一位在耶鲁大学林学系当博士的。他带我们到野外去采集标本、观察标本，这样我对植物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这两位至今仍让吴征镒感念不已的老师，是他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引路人。吴征镒大学毕业那年，抗日战争爆发。于是他跟随老师李继侗从长沙步行至昆明，成为西南联大生物系的助教。
主持人：您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是第一次接触到云南的植物？
吴征镒：之前就知道云南的植物资源很丰富，但我没有机会到云南，抗战一开始，我跟着李继侗老师一路从长沙到云南，这才看到云南的植物。
到昆明不久，吴征镒就随老师李继侗参加了滇西南考察团，他们沿着第一次开通的滇缅公路，用一年的时间横贯云南，考察了各地的植物和植被状况。这次考察让吴征镒大开眼界，在他的回忆文章《九十自述》中，他这样写道：“这一年来的横贯云南之行，向刚二十二岁的我提出了弄清楚云南植物分类，从而弄清楚全国植物种类的问题，为日后致力于《云南植物志》和全国植物志的课题打下了思想认识基础。”
然而高远而宏大的志向在现实环境中却显得非常脆弱。
战乱中文献资料十分有限，到野外考察的机会也因为没有经费而搁浅。吴征镒的宏图大愿几乎看不到实现的可能。
但让所有人感到钦佩的是，困守昆明的吴征镒从1939年起，用十年的时间对照植物的模式照片，制作出了三万张卡片。
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吴征镒在标本室的煤油灯下做出的这项工作堪称伟大。正因为有了他整理的这三万张卡片，才使得1950年以前关于中国植物的文献记载和相关资料不至于缺失；也正因为有了这三万张卡片，若干年后我国的植物分类研究以及中国植物志的编写才有了最为基础和重要的资料。
彩云之南 安身立命
1955年，三十九岁的吴征镒当选为我国第一批学部委员。那时他已是中国科学院党支部书记、北京植物研究所副所长，但是三年后，他作出了一个让大家都很吃惊的决定――举家迁往云南。
主持人：您那个时候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北京到云南？
吴征镒：云南是一块研究植物的宝地，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
吴征镒为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亲笔题写的所训“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意思是山川是载体，应尽力认识它上面生长的植物。
其实，对于吴征镒来说，倾注了他一生心血的植物学研究不仅仅是他自己安身立命的事业，更是他继承恩师遗志，实现科技强国梦想的使命。正因为这样，即使在“文革”期间，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分配到锅炉房烧开水，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科研工作。那时，全国正兴起中草药运动，各地出了很多关于药用植物的小册子，但是由于没有科学的考据和规范的整理，植物名称和用途说明都很混乱，这样极容易导致药用植物的错用和乱用。此时，在锅炉房烧开水的吴征镒决定，将我国民间常用的中草药植物一一进行科学的考证。他在锅炉房里一边烧开水一边做了密密麻麻的四大本笔记。
“文革”结束后，根据吴征镒的四大本笔记出版了《新华本草纲要》一、二、三册，这套书是研究我国药用植物的重要参考资料。
万水千山走遍
1978年，伴随着科学春天的来临，吴征镒的学术生涯迎来了最好的时光。1976年，六十岁的吴征镒两次进入青藏高原进行科学考察；1982年，六十六岁的他又穿越祁连山，到新疆实地考察戈壁荒漠、草原植被；1986年七十岁时，吴征镒又赴黄龙寺、九寨沟、神农架等地进行野外考察。直到1997年，八十一岁的吴征镒到台湾考察完之后，国内的植物考察工作才基本结束。
主持人：您走了很多很多的路。
吴征镒：全国二十几个省和自治区我基本上都走到了。亚洲、欧洲、北美、南美，我也走过不少国家。
主持人：您走路跟我们一般人走路不一样。
吴征镒：我是随走、随记、随看。
主持人：我看过您的一些录像，您走路的时候到处看。
吴征镒：对，有时候不注意常常会绊跟头。
根据国际权威的检索数据，截至2005年，由吴征镒定名和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达一千七百五十八个，是中国植物学家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这也意味着以他为代表的三代中国植物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国外学者命名的历史。
除了《中国植物志》之外，从1998年到现在，十年时间，吴征镒推掉一切行政事务，完成了四百三十多万字的学术专著。其中他提出的“东亚植物区”作为一个独立植物区的观点，为世界植物区系的分区系统做出了重大贡献。
吴征镒的学术成就同时得到了国际植物学界的认可。1983年，他被美国植物学会选为终身外籍会员。1999年获得被誉为世界园艺诺贝尔奖的“考斯莫斯”国际大奖，是世界第七位、亚洲第二位获得该奖的学者。
主持人：您认为您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呢？
吴征镒：最大的成就是我弄清楚了中国植物区系的来龙去脉。外国早就过了这一关，中国没有过关，我把这个关过了。
主持人：从学术发展的历史上讲，您在学术史上的位置是什么？
吴征镒：承前启后的作用。承前，是我把我老师的老师钱崇澍、胡先�、陈焕镛……他们开创的事业继承了下来，完成了中国植物志的任务。启后，是我留下来的种质资源库能继续研究的任务。让后来者知道重点研究哪些科、属，哪些植物是将来人类发展更需要的。同时把现在还不知道它的用处的植物种子能够活着保存下来，而不单单是标本库。
2006年，吴征镒接受了《中华大典・生物典》的主编工作，将1911年之前中国历史上关于植物的记载一一标注、整理，同时还要为各种植物附上国际上通用的拉丁学名。
为了尽快完成《中华大典・生物典》的编纂工作，年事已高的吴征镒每天都要坚持工作几个小时。尽管身体不好，但吴老说，《中华大典》是我们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一项重大工程。不管有多难，他都想尽快地将所有涉及的典籍框架搭建起来，希望能看到《中华大典》出版的那一天。■
（责任编辑/吕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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