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枣园宴请李克农一家。席间，毛泽东问李克农的小女儿李冰：“你知道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吗？”没等李冰回答，毛泽东说道：“他是个大特务，不过，他是个共产党的大特务！”
“与李克农打交道，为何总没有取胜的时候？”国民党特务组织面对自己多年的竞争对手叫苦不迭。
毛泽东的另类褒奖，道出了李克农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的历史功勋。对手的无奈与苦楚彰显了李克农在情报工作上的卓越与成绩。
作为“中共大特务”、我党情报工作的首脑，李克农屡次借对手之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掩护了党组织，保卫了党中央。
有人认为，没有李克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20世纪30年代初以后可能要改写。相信，这不是一句毫无根据的话。
国民党特务组织，完全成了替我党收集情报的工具
1899年，李克农出生于安徽巢县，儿时随父母到芜湖市居住生活。1919年他参加了五四运动，成为芜湖知名学生领袖。1926年，二十七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以后，李克农受到敌人通缉，几经辗转，于1928年3月来到上海，任中共沪中区委宣传部长。1929年，根据党的需要，调入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当时的情况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我党的秘密几乎全被国民党所掌握，而蒋介石利用这一点，用突袭的方法，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我党组织遭受惨重损失，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
1927年4月下旬在汉口召开的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认识到情报工作在对敌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决定在中央军委下设以情报工作为重点的直属特务工作处。“八七会议”后，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落脚于法租界。1927年11月又成立了中央特科，作为党的政治保卫机构。
中央特科由周恩来亲自领导，它下设四个科：一科为总务科，二科为情报科，三科为行动科，四科为交通科。李克农被调入二科即情报科工作，当时二科的负责人是陈赓。
李克农的任务是打入敌特内部搞情报。当时，中共党员钱壮飞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办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由于出色的能力和才华，逐渐得到徐的信任，担任了徐的私人机要秘书。在钱壮飞的引荐下，李克农也进入中统特务机关――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担任广播新闻编辑，由此打入敌人内部。为麻痹敌人，李克农把妻子赵瑛和孩子也接到上海，就住在徐恩曾寓所附近，经常陪徐喝酒，刻意与徐恩曾搞关系。徐恩曾认为李克农诚实可靠，将他视为亲信。
在工作中，李克农与钱壮飞单线联系，而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人是陈赓，他的工作和地位像一个二传手，既重要又辛苦。平时，他利用一切机会在政治上、工作上关心指导钱壮飞，每一份经他手交给陈赓的情报，都经过了他缜密的思考和分析，渗透了他无数的心血。当时，特务头子徐恩曾受其表兄陈立夫的委托，主管“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工作，负责搜集国民党内外反蒋派的情报。因嫌设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里的“中央调查科”环境太乱，不利于保密和扶植亲信，徐便在南京中山东路上又建立起一个秘密机要指挥中心，里面只有少数电台和亲信，平时由钱壮飞负责。于是，这里就成了我党的一个秘密交通站。国民党中央党部送交徐恩曾的机密文件、电报都会转送到这里，而第一个看到这些文件的人是钱壮飞，钱壮飞看后就将情报秘密转给李克农。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二次围剿时，钱壮飞获取了不少重要的军事情报，都经由李克农之手转交陈赓，这些情报准确、及时，经中央转发苏区后，对红军作战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当时在敌特核心机构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除李克农、钱壮飞外，还有胡底。作为党小组组长的李克农领导钱壮飞和胡底两人开展工作。他们首先掌握了敌特电台及小型收发报机的制作工厂“正元实业社”的全部秘密，后来又“帮助”敌人在南京、天津建立起一套以通讯社形式出现的情报机构。这些通讯社名义上是国民党情报机构的附属组织，实际上完全被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掌握。如钱壮飞除担任徐的机要秘书外，还负责南京的“长江通讯社”，胡底负责北方各省的通讯社，李克农则掌握了上海的国民党特务组织。陈立夫挂帅、徐恩曾主抓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完全成了替我党搜集情报的工具。从1929年年底到1931年4月，李克农等三人活动在敌人的心脏，演出了中共地下工作史上最为壮丽辉煌的一幕，出色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们的“将敌特组织拿过来”的光荣使命。李、钱、胡三人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为“龙潭三杰”。
1931年4月，当时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被押解至武汉特务机关――武汉绥靖主任公署侦缉处。在敌人的审讯下，顾顺章当天就将武汉地下党组织全部出卖！但他保留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组织及人员秘密，这一是因为他知道中共党员钱壮飞把持着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最高机密，武汉发给南京的电报都是钱壮飞最先过目，害怕自己过早暴露将一无所获；二是他认为自己掌握的机密足以得到蒋介石的亲自接见，以便当面邀功请赏。所以，他要求武汉侦缉处处长蔡孟坚将他用飞机送往南京，面见蒋介石。当时的时间是1931年4月24日，星期五。
顾顺章被捕的第二天晚上，即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在南京特务机关大本营里的钱壮飞一连接到六封来自武汉特务机关的加急绝密电报，封封都写着“徐恩曾亲收亲译”。钱壮飞偷偷将电文译了出来，这才知道顾顺章已叛变，若押解南京，三天之内就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钱壮飞阅罢电报心情异常紧张。他分析敌人若将顾顺章押解至南京，最迟4月27日即可到达，因而敌人极有可能在4月27日进行大搜捕。钱壮飞当机立断，让自己的女婿刘杞夫乘坐当晚的列车到上海，将情报面交李克农。
刘杞夫于4月26日清晨到上海，在一家旅馆里找到李克农。由于事关重大，刘杞夫当时紧张得直喘气。李克农说：“你为什么这么沉不住气，这么不沉着！”送走刘杞夫时他还叮嘱：“遇事要英勇沉着！”
因当天是星期日，不是与陈赓接头的日子，李克农当机立断找到江苏省委，通过省委找到了周恩来。在陈云的协助下，周恩来领导陈赓、李克农、李强（我党秘密电台负责人）等同志，召集有关人员召开紧急会议，作出相关部署。
当天夜里，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及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所有机关都安全转移、搬家，同时由陈赓负责紧急调查顾顺章的一切，准备反击。李克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昼夜工作，负责一切具体事务，迅速妥善保卫了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安全。4月28日凌晨，一场疯狂的大搜捕开始了。但我们抢在了敌人的前头！这是一个惊人的历史奇迹！
启用战俘，拉开“西安事变”序幕
1931年8月，李克农撤离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部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蒋介石拼命清剿，疲劳的红军四面受敌：南面和西南面，是张学良的东北军；东南面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东面有阎锡山部严密封锁黄河；西面为宁夏马鸿逵的回族武装，其中以张学良的东北军实力最强。
为了抗日及发展，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放在第一位，成立中共中央联络局，李克农任局长。党交给李克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但，东北军是一个以张学良为核心的独立体系，我党及红军以前与东北军没有过接触，如无有效途径接触张学良，争取东北军将是一句空谈。
经过周密思考，李克农决定双管齐下，分做东北军高级战俘及普通士兵的统战工作：让士兵回去给红军做义务宣传员，而启用东北军战俘中的高级军官，作为和张学良联系的纽带。
为此，李克农亲自找周恩来汇报，希望把被俘的东北军军官和士兵分开办班学习，以便于工作。周恩来和毛泽东都很赞成李克农的想法，毛泽东还亲将“被俘东北军官训练班”更名为“解放军官政治学习班”。
在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三战役中，被俘的连以上东北军军官达一百二十多人，包括裴焕彩和高福源两位团长。其中，高福源是东北讲武堂的高才生、日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张学良的卫队长，是张学良的心腹爱将，他本人也是一个热情、正直的军人。李克农有心让高福源做中共和张学良之间的联系人。于是，李克农任命高福源为“解放军官政治学习班”的班长。
在学习中，李克农抓了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动实质，二是积极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在抗日反蒋的旗帜下寻求共同点。在开班第一天，李克农让军官们大讲家乡沦陷、亲人失散之苦，结果引得哭声一片。接着李克农请周恩来向被俘军官们讲解了红军的一系列政策，揭露蒋介石压制人民抗日、一味退让妥协的事实。精辟的演讲，博得了被俘军官的热烈掌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响彻云天。
在生活上，李克农也给予东北军俘虏们特别是高福源以特殊优待。被俘官兵们亲眼看见红军吃糠咽菜，却把仅有的一点粮食给了他们；红军们穿着单衣，却给俘虏们送来棉衣。尤其是，当所有红军军官都穿着单衣时，李克农就指示将直罗镇战役中缴获的棉衣给了高福源一套……
此外，在政治上，李克农也给予俘虏们很高待遇――他让“军官班”参加了1936年元旦的红军阅兵式。东北军军官们身穿没有领章帽徽的红军军装，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主席台接受中共多位领导人的检阅，旁观的老百姓和红军战士对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解放军官政治学习班”的成员们热泪盈眶――红军视他们如兄弟，共产党待他们如朋友！
在李克农一系列的攻心战术下，“解放军官政治学习班”的班长高福源彻底被感化了，他坚决赞成共同抗日，要求参加红军，加入共产党。李克农借机和高福源长谈多次，希望他去和张学良取得联络。
高福源果然不负众望，说服了张学良及心腹军官，带回了要李克农赴洛川与张学良会谈的信息。
1936年1月19号，李克农在高福源的带领下，只身赴洛川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与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参谋长赵镇�接触及谈判。23日晚，李克农和张学良在六十七军军部正式谈判。李克农首先向张学良介绍了我党瓦窑堡会议精神，阐述了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表示愿与东北军在内的一切抗日军队合作，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张学良也坦诚说明了自己“剿共”无门，抗日不成的苦闷，表示愿与红军在抗日基础上合作，首先实现东北军与陕北红军的停战，并愿斡旋杨虎城和盛世才，实现西北大联合。
李克农的学识、胆略、雄辩口才及赤子之心，让张学良钦佩不已，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应张学良之邀，2月25日，李克农再次到达洛川，与王以哲等就具体事宜商谈。3月5日，张学良驾机来到洛川，与李克农进行第二次会谈。张学良表示赞成在此之前李克农与王以哲等谈妥了的红军与东北军之间的诸多停战合作细节，如两军的换防、交通、采购、通商等问题。但李克农提到“反蒋抗日”时，张学良却有异议，他认为蒋介石掌握着中国大部分军队、外交、国防等，不联合他一起抗日，中国的抗日是不能成功的。李克农则认为如蒋介石不放弃反共政策，两党的联合就无从谈起。两人围绕这一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气氛一时十分紧张。最后张学良提出要和周恩来再谈谈。李克农爽快地说，如此重大的事情，当然要党中央领导决定，我一定向中央转告张将军的意思！气氛终于转为和缓。
接着，张学良又问李克农：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抗战的前途如何？中共的具体考虑怎样？李克农说：目前日军的武器虽大大胜于我方，但战争的胜负最终取决于人心的向背。战争的具体打法是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相结合，因此战争将是长期的。李克农还谈到了苏联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都将支援中国，中共将会负责与苏联的联系，争取国际援助。张学良听了，钦佩至极，连连点头。谈判越谈越顺，至3月6日凌晨5时，谈判正式结束。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他的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竟和共产党的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成了知心朋友！
对于李克农的两次洛川之行，毛泽东不止一次表扬说：“李克农单枪匹马，搞得很好！”
李克农的两次洛川之行，拉开了“西安事变”的序幕。
重庆谈判前巧借延安的敌特布下迷魂阵
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迎来曙光：1945年 8月8日苏军对日宣战，9日，百万苏军兵分三路进入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但，出人意料的是，一贯坚持独裁、内战的蒋介石突然发来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此刻，原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因触犯众怒已调离社会部，李克农代理中共社会部部长。毛泽东向李克农详细询问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尤其是蒋介石的动向，并拿出蒋介石的电报让李克农过目。电报说：
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蒋中正，未寒。
李克农经过周密思考，立即意识到蒋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是一个巨大阴谋，这是蒋介石精心设下的圈套。因为，自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关系恶化，国民党迫使共产党撤销各地办事处，停发八路军饷械供应，对解放区实行严密封锁。苏军进入东北后，蒋介石又在美国支持下抢占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内战。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有诚意和谈呢？
李克农对毛泽东说：“蒋突然电邀你谈判，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的内战阴谋被我党揭露并受到坚决反击，也受到国统区人民的坚决反对，他被迫收敛一些，做些和平姿态；二是他的军队尚在大西南，要调到前线打内战需要时间，他发动内战的准备尚未做好，电邀你赴渝谈判是为了争取时间，加紧调遣。我们应将计就计，真戏假唱。”毛泽东赞成李克农的意见。
因是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派驻延安有两个通讯参谋周励武、罗伯伦，李克农决定通过他们达到目的。于是，他一面命令有关人员密切监视周励武、罗伯伦这两个特务的行动，侦破特务电台给重庆的电报讯号内容，一面命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召集周、罗谈话，告之以一些延安的“情况”，诱使特务给重庆发电，迷惑敌人。
不几天，敌特的密码本就被延安保卫处搞到，特务电台与重庆间的联络密码很快被破译。李克农侦得8月15日各报要报道蒋介石的“寒电”，便建议毛泽东亲自接见周、罗两个特务。毛泽东应允。会见时，毛泽东亲口告之特务们“自己不准备近期赴重庆”。蒋介石得知后心花怒放，他料定近二十年没有离开过根据地“老巢”的毛泽东，不会冒险千里迢迢到重庆，他认为毛泽东没有外交的胆略和才华。所以，他正可以借此大做文章，说共产党没有和平诚意，准备打内战，然后自己则以“统一建国”的名义，将共产党及其军队消灭。
为麻痹蒋介石，李克农力主毛泽东拖延表态。于是，在重庆，国民党各大报8月16日全文刊载蒋介石“寒电”后，毛泽东于16日复电蒋介石，特意回避了是否去重庆的问题。延安特务周励武等也给重庆回电说毛泽东工作繁忙，无意赴重庆。
蒋介石大喜，于8月20日再发一电邀请毛泽东，态度更加“诚恳”。国民党各大报又大造声势，并扣发我党《新华日报》的反击社论，一时间给民众造成“毛泽东是否来重庆是国内能否和平的关键”之心理启示。李克农反复考虑后认为：蒋介石是假戏真唱，他绝不是真希望毛泽东去重庆，而是认为毛泽东不敢去才大做舆论文章。
毛泽东和李克农商议此事，决定一退再退，诱使蒋介石更加咄咄逼人，让他把假戏做得更像。8月22日，毛泽东提笔给蒋回电一封，提出让周恩来先与蒋会晤，并再次接见周、罗两特务，表示自己暂不会去重庆。
果然，蒋介石接周、罗电报后于8月23日又给毛泽东发去第三封电报，再次邀请，“迫切”之情跃然纸上。李克农大笑道：“蒋介石把弓拉得这么满，看来该是弓弦拉断之时了！”
毛泽东的回应是先派周恩来赴渝会蒋，自己随时准备。毛泽东的故意示弱，是步步为营，引诱蒋介石走入尴尬境地。毛泽东的决心与自信，是建立在李克农对情报的分析上的。
鉴于毛泽东已决定赴渝谈判，李克农深刻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一位负责保卫工作的领导干部，能保证毛泽东此行的安全吗？
经过周密分析情报，李克农最后断定蒋介石不敢在此时加害毛泽东，因为重庆谈判已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如果蒋介石设立“鸿门宴”，则必将使自己陷入孤立地位，绝无好结果。但不排除软禁和扣留毛泽东的可能。
1945年8月27日，美国大使赫尔利自告奋勇要和张治中一起去延安，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护驾”。毛泽东将计就计，决定第二天就与张、赫同机飞往重庆。
1945年8月27日晚，李克农最后周密布置了毛泽东赴重庆的一切保卫工作：检查早已精心设计过的联络密码，检查飞机和燃料，严密监控国民党特务……他没有忘记最后一次给蒋介石放一颗烟幕弹――给周、罗两特务提供了“毛泽东正与赫尔利、张治中谈话，周恩来将与赫尔利赴重庆”的假情报。蒋介石接到这份“毛泽东不去重庆”的情报时，毛泽东已上了飞往重庆的飞机！
毛泽东突然出现在重庆机场，打了蒋介石一个猝不及防！会谈的一切草案都由中共方面提供，国民党代表只能疲于应付。世人此次都看清了蒋介石玩弄的假和平鬼把戏，由衷钦佩中共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
人们更加佩服中共和毛泽东的胆识和勇气。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李克农及其领导的情报系统在毛泽东决策重庆谈判中的作用。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同行们却心中有数，叫苦不迭：“与李克农打交道，为何总没有取胜的时候？”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亲自为李克农授上将军衔，肯定了这位长期战斗在特殊战线上的无名英雄的功勋。■
（责任编辑/穆安庆 电子邮箱：muaq00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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