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于蓝，从1949年开始演戏，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银幕形象：《翠岗红旗》里的向五儿，《龙须沟》里的程娘子，《革命家庭》里的周莲，《烈火中永生》里的江雪琴（江姐），《林家铺子》里的张寡妇……六十岁的时候，她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儿童电影制片厂。
在每一个母亲眼里，孩子都是永远长不大的，即便孩子已经五十多岁，已经是名扬四海的大导演；即便母亲已经年逾八旬，是曾在几代中国人心中深深扎根的伟大艺术家。
遇到创作观点不同时，儿子立马“拍案”，母亲当即“而起”，经常吵得几天不说话，甚至有一次吵到要断绝关系。
但当记者采访他们的时候，母亲仍在为没有让儿子有一个更好的童年生活而自责，且认为是自己人生三大遗憾之一；而儿子会脱口说出自己的至爱：母亲、孩子、电影。母亲最重要！
母亲钢铁般坚强，六十多岁创办儿童电影制片厂时，手指被夹断一截，却像没事人一般，让医生包扎一下，并随手将断指扔在垃圾桶里，继续投入工作。儿子却是性情中人，当他自己有儿子的时候，甘愿放下工作，守在婴儿身边一年多，做专职奶爸，亲自准备三餐。这是性格迥异的一对母子，但在中国电影史上，他们同样都是里程碑式的人物！
热血姑娘的明星轨迹
1921年，于蓝生于辽宁岫岩，两岁时随父母移居哈尔滨。
八岁之前的于蓝，生活还算幸福。儿时的她常常像野小子一样四处疯跑，还喜欢玩一种叫“滑爬犁”的游戏。将爬犁放在陡峭的山坡上，然后人伏上去顺着山坡往下滑。山坡不平，小小的她常常被摔得鼻青脸肿。但她从来不哭，拍拍身上的雪继续玩。她还喜欢爬杆，几米高的木杆，她几下子就爬上去了。自小，她便显露出了一种男孩子般的坚强个性。
于蓝刚满八岁的时候，母亲患病去世了，父亲又娶了一房妻子。小小的于蓝迫于生计，只得投奔到沈阳老家的祖父那里。受到学识渊博的祖父每天的言传身教，于蓝的文学功底打得很扎实，早早地就读遍了曹雪芹、施耐庵、罗贯中、高尔基、托尔斯泰等这些古今中外名家的作品。
“九一八”事变后，于蓝和家人几经流浪，最后停留在了北平。后来，于蓝被送进了一所贵族学校，但她只待了二十多天就离开了。曾受到过进步思想熏陶的于蓝，在日寇占领区再也待不下去了，觉得整个北平城就像一口活棺材，憋得她要发疯。她在心里呐喊：一定要找到抗日救亡队伍。
1938年，于蓝从好友王淑源口里得知平西有抗日游击队，热血沸腾的于蓝就再也坐不住了，她第一次离家出走了。不料出师不利，刚到城门口就被日本鬼子逮住了。日子鬼子威逼利诱，想从她嘴里了解些情况，但于蓝虽是一弱女子，却硬得很，怎么着也不吐口。后来家里人上下打点来救她，而鬼子也确实没有什么把柄，只得将她放了。从此以后， 一家人对她严加看管，唯恐她又出去惹乱子。
但家人看住了于蓝的身体，却看不住于蓝的心。过了一段儿时间，于蓝终于等来了机会。有一天天降暴雨，家人对于蓝放松了警惕，于蓝举着一把油纸伞第二次离家出走。这一次很顺利，她直奔郊外，一路上机智地躲过了许多关卡，来到了“斋堂抗日根据地”。
在此之前，于蓝的名字一直是“于佩文”。1938年，十七岁的于蓝和她的同窗好友赵书凤到她们心目中的“东方莫斯科”延安去。在出发之前，出于对家庭的安全考虑，赵书凤请她的母亲帮助改个名字。赵妈妈说：“希望你们能走上一条平坦大路，凤儿就叫‘路’吧。”赵妈妈又帮于蓝改了个名字。她望着窗外的天空说：“就叫‘蓝’吧！万里无云的蓝天，你们走在蓝天下的大路上。”于蓝很喜欢这个名字，从此再也没有换过。
于蓝和其他十几名热血青年在一支抗日部队的护送下，用了近五十天时间，穿越封锁线，长途跋涉，终于在1938年10月24日抵达陕北延安。
在延安，于蓝被送进抗大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大，她的表演才能一下子显露了出来。最初，她只是在学习之余参加些业余的演出，没过多久，她就被调到了鲁艺实验剧团当演员。在这段时间里，于蓝演了许多话剧和秧歌剧，像《求婚》、《粮食》、《带枪的人》、《周子山》等。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于蓝的演技也越发淳朴自然。
但作为刚加入到革命队伍的学生来说，于蓝最初的艺术观还不是太成熟。她在扮演工农兵形象时，在化妆、造型上一直注重的是外表漂亮。这引来了一些老演员的批评，说她演的不是劳动人民，而是英雄与美人。这些批评引起了于蓝对世界观和艺术观的思考。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的重要讲话，使于蓝的世界观、艺术观发生了彻底变化，她开始到生活中去寻找真正的美。后来，在塑造劳动人民形象时，她开始注意到皮肤不能太白、牙齿不能太亮、行为不能太小资这样的细节问题，并从精神和气质上去表现劳动人民的魅力。
于蓝接触电影是从1949年开始的，她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白衣战士》。于蓝前后共演了六部电影，这比起其他电影演员来说，数量不算多，而且塑造的也多是革命妇女、农村妇女的形象。但于蓝的表演细致入微，她表演过的人物，像《翠岗红旗》里的向五儿，《龙须沟》里的程娘子，《革命家庭》里的周莲，《烈火中永生》里的江姐，《林家铺子》里的张寡妇，个个鲜活生动，一下子就抓住了观众的心，点燃了观众的激情。
组建了一个电影家庭
田方，1911年生于天津， 1931年肄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同年进入上海天一影片公司。1932年在影片《飞絮》中第一次担任主角。1938年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第二年转入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任艺术指导科科长兼演员。曾先后担任过东北文工一团副团长、东北电影制片厂秘书长、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兼演员剧团团长、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等职。出演过《深山里的菊花》、《风从东方来》、《革命家庭》、《英雄儿女》等影片。
其实，早在1935年，于蓝读初二时，便在电影《壮志凌云》上看到过扮演青年农民田德厚的演员田方，并一下子喜欢上了他，成了他的“铁杆粉丝”。值得庆幸的是，于蓝看田方演的第一部影片是《壮志凌云》，如果看了《日出》，恐怕就不会有这段姻缘了。在《日出》里，田方扮演的是反面角色黑三，把一个“坏蛋”演得太成功了，以至于许多人很久以后还把田方当成“坏人”。据说后来田方和于蓝恋爱的时候，还遭到了身边许多小姐妹的阻拦，不同意她嫁给“坏人黑三”。
说起来，于蓝和田方的婚姻还有一段爱情佳话。
1938年，有一次抗大文工团演出舞台剧《到马德里去》，大幕拉开，于蓝一下子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那正是于蓝几年前就崇拜的田方。于蓝的目光再一次被吸引住了。
后来，几个抗大的女生在午休时聊到田方，一致认为他吃苦耐劳，待人热情，还没有一点明星架子……这话正好被于蓝听到了，莫名其妙地，那种朦朦胧胧的爱恋一下子便涌了出来。
1940年，于蓝被调入鲁艺实验剧团的时候，终于和这个自己曾崇拜过的大明星成了同事并相识。当于蓝还在为自己能离田方这么近偷偷地品尝甜蜜的时候，不料有一天，同事赵路悄悄地和于蓝说：“塞声大姐把我找了去，要给我介绍男朋友！”
于蓝并不在意，只是随口说了句：“是谁？”
赵路的脸红了，不好意思地说：“田方！”
这个名字使于蓝一下子震动了，她马上紧张地问：“那你呢？喜欢他吗？”
“我早就喜欢他了。”赵路很真诚地回答道。
于蓝的心乱成了一锅粥！她思前想后考虑了很多，觉得赵路是自己的同窗好友，又比自己大好几岁，确实也该考虑婚姻了，而且，还有塞声大姐保媒，他们肯定会成功的。于蓝于是决定将自己的小秘密永远埋在心里，真诚地去祝福赵路。
正当于蓝心神不宁想来想去的时候，不料塞声大姐又跑过来拉着于蓝去和田方相亲，她大着嗓门说：“于蓝，我差点办错了事，人家田方喜欢的是你！”
那怎么可能？于蓝有些急了，她觉得这样很别扭，而且又很为赵路不平，竟气愤地跑到田方那里找他算起账来。
田方倒很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解：我没有做错，塞声大姐也太冒失了，她根本就没问过我的意见。
于蓝质问田方：赵路有什么不好？
田方考虑了一下说，赵路是个好同志，但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太相似，不适合在一起。其实，我在延河边上第一次看见你，就喜欢上了你！
因为此事，于蓝觉得很对不住赵路，回去一看到赵路便哭了。赵路已经从塞声大姐那里知道了情况，反倒过来安慰她。
之前田方已经结过一次婚了，妻子因为产褥热病去世了，但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当时于蓝才二十三岁，而两个孩子中大的已经十四岁，小的十二岁了。后来，两个孩子也来到了他们身边。当两个孩子叫于蓝“妈妈”时，她的脸一下子红了。虽然于蓝和两个孩子相处得非常好，但她还是渴望自己做个真正的母亲。后来，就有了“新新”和“壮壮”两个儿子。
若干年后，田新新做了录音师，田壮壮做了导演。尤其田壮壮，还成了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
田壮壮不做电影都难
其实，田壮壮小时候对电影并没有什么兴趣。当时，田家住的地方离北京电影制片厂很远，田壮壮去电影厂就像到郊区玩儿一样。在电影厂也无非就是到摄影棚看看拍戏。或许是因为父母都是从事电影工作的，他离电影太近了，所以反倒失去了那份神秘感和兴趣。
在家里，田方不大管田新新和田壮壮，一般也不和他们多说话，有什么要求也多是让于蓝转达。所以，管教孩子的事，基本上都交给了于蓝。于蓝在家里对两个儿子别的不管，只抓两样：一个是道德，一个是功课。
田壮壮其实是个挺老实的学生，学习也很不错，但他偏偏又不喜欢做好学生，倒是挺崇拜那些淘气孩子。田壮壮很喜欢待在房顶上，除了做功课，他大多时间都是一个人在房顶上度过的。家里吃饭时，于蓝只要冲着房顶喊，“回来了，吃饭了”，田壮壮就“嗖”一下下来了。
这其实是田壮壮一直的个性，他很喜欢自我空间。若干年后拍戏也是这样，自己挣钱自己吃饭，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拉倒。
田壮壮是老三届，毕业后去了吉林省镇赉县大屯公社王家子大队插队。田壮壮很喜欢这里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虽然干活很累，但田壮壮觉得很痛快，尤其是一天的活儿结束后，浑身臭汗，和老乡们堆在一起乱七八糟地胡侃一气，过瘾。
插队一年后，田壮壮当了兵。在部队里，大家一听说他是著名演员于蓝的儿子，都很好奇，有的甚至跑了几十公里路来看他。经常有人围着他一边看，一边评头论足，有的说“长得像于蓝”，有的说“眼神像田方”。田壮壮心里很窝火，他觉得自己是自己，跟父母没有关系。
但即便如此，田壮壮还是因为母亲的关系，在部队里干上了摄影。
部队里并没有什么可拍的，多是给首长拍照，而且相机和相纸还都放在首长家里。这让田壮壮觉得摄影索然无味。但他还是学到了一些摄影技能方面的知识。
父亲田方1975年去世后，田壮壮回到了北京，在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干摄影，三年后去了大寨的一个记者站。
田壮壮在大寨待了两个多月。记者站里有一辆车、一台好的阿莱机器，胶片随便拍，你愿意拍什么就拍什么，根本就没有任务。虽然如此，田壮壮仍觉得无聊和痛苦，于是有朋友劝他去考电影学院。当时已经二十五岁的田壮壮想考摄影系，可是已经超龄了，唯一可以选择的便只有导演系。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重新招生的这一天，也是被世界权威的《电影手册》评为20世纪电影史上一百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这一天跨进校门的学子后来成了中国电影的主力，掀起了中国电影的第五代浪潮。
1978年5月，经历了社会动荡的北京电影学院面向社会招生的广告一出，举国轰动，上万人前来报名。全国共设了北京、上海、西安三个考区。每个系科都要经过初试和复试两道关口，进行大面积的淘汰之后，留下来少数艺术专业成绩特别优秀者再参加文化课的考试，成绩合格，才能录取。真可谓是万里挑一了。但这场把无数人淘汰下去的考试，在田壮壮眼里，却出奇的容易，甚至容易到他都有些怀疑自己是靠走后门进来的。他后来向老师问起这个问题，老师告诉他，他有几样考得很好，尤其是影评写得不错。
当时导演系的影片分析考试放映的是《英雄儿女》，影片放映完之后，数百个考生被分别带入几个教室，进行紧张的写作考试。三十分钟之后，田壮壮便迅速地交了卷。老师很奇怪：“你答完了吗？” “我答完了。” “你不要再检查一遍？” “不用了。”然后田壮壮走出考场，买了一包香烟和几支冰棍，在大树下一边乘凉，一边等和他一块儿来参加考试的同伴陈凯歌。
一切仿佛都是冥冥中注定的事儿，田壮壮想不做电影都难。因为考试的《英雄儿女》，正是他父亲田方拍的电影，田壮壮早就看过很多遍，也听大家评论过很多遍了，而且，在拍《英雄儿女》的时候，导演武兆堤还在田壮壮家聊过这个。虽然那时候田壮壮还小，但也记了满满一脑子，所以两个小时的考试，他只用了三十分钟时间，就把小时候听来的东西满满当当地写完了。影评写得不错实在是赶巧的事。
但赶巧的事偏偏都让田壮壮遇到了。考政治的时候，田壮壮和何平一块儿考。一大早田壮壮便骑着自行车到何平家找他。何平的父亲何文晋是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老厂长，和田方是老哥们儿。他拿出一张报纸让田壮壮读，说肯定会考 “双百”方针的来由和意义。田壮壮到考场上一打开试卷，妈呀，早上看到的东西占了七十分！这七十分田壮壮算是稳拿了。
糊里糊涂地，田壮壮走上了电影之路。
一对母子的两种精彩
在事业上，于蓝一直是严肃和认真的，到六十岁的时候，于蓝又开始创建儿童电影制片厂，并在这里工作到八十多岁。田壮壮对母亲很佩服，但他自己在电影事业上一直是特立独行，不计后果的。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个性，拍出的电影很边缘，有不少人看不懂。但上个世纪的时候，他甚至扬言他拍的电影是给下个世纪人看的。
1981年6月1日，经过多方努力筹建的儿童电影制片厂的标牌高高挂起，两鬓斑白的于蓝被任命为首任厂长。于蓝又一次踏上了新的征程。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于蓝做过子宫摘除手术，70年代又因乳腺癌，做了双乳切除手术，两次大难老人都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她每天忙碌的身影感动了很多的人，他们纷纷伸出支援之手为儿童电影搭桥铺路。儿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四个小伙伴》、《少年彭德怀》、《豆蔻年华》、《哦，香雪》等近三十部影片在国际国内获奖，三亿多中国儿童多了一份来之不易的精神食粮。看到孩子们欢天喜地走进电影院，于蓝就别提多高兴了！这个钢铁般坚强的母亲，面对汹涌而来的商品大潮，牢牢地守住了儿童电影这块净土。
而田壮壮从电影学院毕业后，也成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专职导演。
田壮壮的影片和他本人一样，有着极其鲜明的个性。他摒弃了第五代导演不注重刻画人物的习惯，而将“人物”推到了影片创作至关重要的位置上。他的处女作《我们的角落》一经拍出，便在文艺界引起轰动。
如今这个社会趋向于商业化，就连电影也开始走市场化大潮。第五代的导演也纷纷转型，走以商业、娱乐为主流的电影之路，但是田壮壮还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边缘风格。与往常一样，田壮壮依然很“愤青”。说到一些让人义愤填膺的事，便动不动爱用“我×”、“他妈的”之类的脏话。听他说话的语气，配上胡子拉碴的模样，很过瘾，也很解气。这是田壮壮比较性情的一面。不过，当他发觉自己在很多敏感问题上说漏嘴时，又不忘赶紧补上一句：“这话你可不能登啊。”“这句话你可别说是我说的啊。”
田壮壮自己声称“拍完就忘”。因为他强烈的个性，所以在第五代导演中，田壮壮的运气显得不佳，一些影片遭到禁映，代表作受到种种非议，而且因为《蓝风筝》牵涉敏感的政治话题，导致田壮壮1996年之前被禁止拍片，这一沉寂，便是十年。尽管如此，《蓝风筝》在国际上却得到批评家们广泛评论，并获纽约电影批评家协会奖项和1993年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作品奖。
复出之后的田壮壮，以《小城之春》重返影坛，并且他拍摄的《盗马贼》终以它独特的魅力和全新的电影形象赢得了“瑞士第三届电影节大奖”。
就是这么一个人，执著地守着自己追求的一方田地，将电影拍到极致。一部纪录片《茶马古道》也是他在走了四五年之后开机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部电影是“用生命换来的纪录片”。田壮壮在云南五十多天的古道之行，让他瘦了十几斤。电影节评委、法国著名导演阿历克斯表示，这是他看到的最优秀的电影。
一部《吴清源》历时三年，而且在拍摄过程当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一度传出主要投资方世纪英雄破产的消息，最后田壮壮找到一家发行公司，破例垫付了一笔投资，才完成了后期制作。该片自开拍以来，一直受到电影界关注。但影片2006年9月才首先在美国上映，2007年5月在中国香港进行了公映，而内地上映档期则一直没有下文。在新闻发布会上，媒体还将影片的基调过于平静以及有些沉闷等问题抛向田壮壮，令发布会现场气氛一度紧张。田壮壮回答：“自己选择这样一个传记人物拍片是自找苦吃，但做完这个片子有两个心愿，一是给内地同胞看，一是给吴老看。”这是田壮壮的执著。
尽管与陈凯歌、张艺谋等人被称为“第五代导演”，但与声名更为显赫的同学相比，田壮壮的运气一直显得不佳，但他的心态是平和宽容的。即便是今天有人指责张艺谋在商业化上越来越过分，陈凯歌也开始煽情时，田壮壮还为他们辩解，肯定他们的成就，显示了一个大家的胸襟。
除了拍电影外，自2003年起，田壮壮受母校北京电影学院之邀回去担任导演系主任，主要任务是带研究生。
在校园里，身为著名导演的田壮壮依然特立独行。平时，他最烦开会，碰到开会，他总会一个人躲开。有些重要的会，张艺谋都从校外赶回来参加了，田壮壮却叫不过去。但田壮壮却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给学生上课，他毫不含糊，从来没有缺席或迟到过。即便是在大冬天，清早8点的课，他也总比学生先到上课地点，叼根烟，早早候着了。
他的学生孙睿后来回忆，刚考上研究生时，田壮壮还请他门下的研究生吃了一顿饭。但吃饭时，随身携带了一个让人特别诧异的“道具”――做木工用的卷尺。“后来才知道，导演系那阵子在为学生搭摄影棚，田老师总是亲自上阵。”
当着田壮壮的面，学生叫他“田老师”，私下里却叫他“老田”。田壮壮也不怎么直呼学生的名字，他把男生统称“小子”，女生统称“姑娘”。
田壮壮最爱抽烟喝茶。抽烟，他只抽“万宝路”，如果上课的地儿允许，他甚至还和学生对着抽；喝茶，只喝浓茶，不管走到哪儿他都是捧一大茶杯。
小时候不淘气，成为导演后似乎有些叛逆的田壮壮和于蓝之间更多的话题是电影。以前母子俩会为电影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争论，经常争吵，直到有一次参加母亲的从艺纪念会，他才对母亲改变了看法。
那是于蓝从艺三十周年的纪念会。于蓝告诉田壮壮，希望他也去参加。当时田壮壮正在拍戏，但还是去了，并给母亲买了一束花。田壮壮坐在最后头，远远看着母亲身边的一群老人，那么热情乐观地畅谈着自己一生的电影追求。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了母亲为什么老有那么多燃烧的东西。她有信念，她坚持着她那一个信念。他觉得母亲拥有信念的时候是最坚强的人，做任何事情，只要是为这件事情付出，她就是最愉快、最幸福的人。
田壮壮虽然在看法上和母亲不同，但他还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不爱开车的田壮壮，有两件事他一定要亲自驾车完成：一个是放假时拉着酷爱昆虫的儿子到郊外郊游；另一个便是每逢周六为他的母亲当一天车夫，陪着母亲去哥哥家过周末。头发花白的田壮壮，在母亲的身边，依然像个孩子，任性，发脾气，像天下所有平凡的儿子，享受着母爱和天伦之乐。■
（责任编辑/金 翎电子邮箱：jym52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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