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创作上是丰收的，在生活上却是贫困的。 她写出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却是在三十一岁的有生之年完成的。 她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与革命历程，更有着传奇般的文学生涯和爱情生活。
作为萧红和萧军当年在哈尔滨“偶然结合”时的朋友，我把当年与萧红的交往以及萧红在哈尔滨的详细情况如实地记录下来。作为这两位中外闻名的作家轶事也好，或作为历史的见证也好，我想都是有必要的。
一篇奇异的来稿
1932年春天，我在东三省商报社担任文艺副刊《原野》的编辑。有一天，我收到一篇来稿，是一首题为《春曲》的新诗，作者署名是张乃莹。诗共八句，到现在我还记得：
这边树叶绿了，
那边清溪唱着。
姑娘啊!
春天到了。
去年在北京，
正是吃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呵，
比青杏还酸!
随诗稿还附有一个短笺：
编辑先生，我是被困在旅店里的一个流亡的学生，几乎是失掉了自由。我写了一首新诗，希望您能在您编的《原野》上给我登载出来，在这样大好的春天里，可以让人们听到我的心声。顺问撰安。
我每天都收到许多来稿，有熟人的，也有陌生人的，但还没有这样自述身世处境的奇异的来稿。虽然我当时认为这首诗抒发的感情很真挚，有一定感染力，但作者到底是男学生还是女学生，很难辨认。我注意看了寄稿的地址，只有“寄自旅社”四字。哈尔滨那么多的旅社，谁能知道是住在哪个旅社。我又看了一遍诗稿，就把它放在待发的稿件里了。
萧军去探“虎穴”
过了几天的一个上午，我去道外国际协报社看萧军（当时笔名是三郎）。他那时住在这个报社副刊编辑老斐的家里。我到报社副刊编辑室找他，三郎和老斐在那儿正看一封信。老斐看见我就说：“你也看看这封信，是什么意思。”我接过来一看，是封求援的信。信上说，她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中的女学生，“九一八”事变后家乡沦陷，来到哈尔滨，因为欠下旅店费无力偿还，竟被作为人质，失去了自由。信中还说，从前，她是反对包办婚姻离开家乡的，现在，她得不到亲友的同情和帮助。信末署名和我收到的那封短笺上的署名一样，都是张乃莹。萧军递给我信封，寄信的地址是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社二楼十八号。这个旅社离东三省商报社相距并不远。
我说：“前些日子，我也收到她写的信，还有一篇诗稿，只是没有写明地址，无从了解真情。如果这人当真在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社，离商报很近，去看一看倒无妨。”
萧军仔细地看了看信上的笔迹，肯定地说：“我看就是一个女人写的，也许她真的被困在那里，即使是坏人设的圈套，我们也不妨去看一看。”
我是最知道萧军的，从1925年相识以来，我俩就常在一起。他见义勇为，好打抱不平，又多年练习武术，即使遇到三五个坏人，也不是他的对手。
我赞成地说：“三郎，你就去探探虚实吧，就是虎穴，对你也无妨!”萧军同意了，老斐写了一封信，还借给了他几本书。萧军就在这天下午，到东兴顺旅社探“虎穴”去了。
果真是位女学生
第二天早晨，我正在编辑室整理当日要发的稿子。萧军还穿着那一套不整洁的衣服，手里拿着两本小说，一本是鲁迅先生的《呐喊》，一本是高尔基的《童年》，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
萧军讲了他见到这个女学生的情景，并说这位求助的女学生的家在呼兰县，父亲在县教育局工作。她曾在哈尔滨第一女子中学读书，后因反抗家中包办婚姻而外逃，跑到北京女师大附中读书。回到哈尔滨后断了经济来源，就被困在旅馆里了。萧军还讲了这个女学生的形象和思想情况。我听了多时，疑惑地问：“这都是真的吗?”
“百闻不如一见。她还讲过给商报也写过信，寄过诗稿。她说，人在困难中有谁肯光顾，发出信向各方求援，也只不过是一种希望和自慰罢了。”
那时，我还从未自己主动去会见过素不相识的女人。这句话竟有些触动了我，在我的脑海中，不由得泛起一个被困在旅店里的女学生形象。同时，也回想起我和萧军当年离开抗日部队，被困在这个城市的一家小客栈的情形来。我不知是动了恻隐之心，还是出于好奇，把稿子收拾收拾，就和萧军一同去旅店了。三郎轻轻敲了两下十八号房的门，里面没有动静。我说：“她可能外出不在吧。”萧军摇着头说：“不能，她讲过旅店经理不准她外出，怕她跑了，瞎了一笔钱。”
萧军把门推开，我们走进房间。里面空荡荡的，一张双人钢丝床，床幔子垂着一扇，挂着一扇。一床葱心绿的被子还没有叠起，好像睡觉的人刚离开似的。绣着一朵大红花的枕头旁边，放着几本书。靠南面玻璃窗下边有一张桌子，桌前和桌旁各有一把木头椅子。在靠床角处有张茶几，茶几上面放着一个不大的手提箱。四壁的石灰墙上有的地方发黑，有的地方发黄。天棚和墙壁连接处，挂了不少的蜘蛛网。
萧军把书放在桌上，就坐在桌旁的那把椅子上，顺手把窗台上的一本书拿起来看。书的封面上印着四个红字――“三代女性”。我坐在桌前的那把椅子上望着窗外，窗外是一片高高矮矮的屋顶，连棵绿树也看不到。低头看桌面，除了一个暖水瓶，一只玻璃杯和一把牙刷外，就是哈尔滨市内的几张报纸。
不多时，门开了。我转过身来一看，走进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中等身材，着褪了色的蓝布长衫，头上梳着两条短辫，苍白的脸庞，弯弯的细眉，一对乌黑的大眼睛水汪汪的，好像刚哭过的样子。她看到我们感到有些意外，不禁发出“哟”的一声。
萧军拿着书本站起来说：“你哪儿去了，我以为……”
“我能上哪儿去。”她急忙回答，突然见着我这个陌生人，立时停住口。我听得出她话里带着北京口音。萧军指着我说：“这位就是商报副刊编辑，我的好朋友。”她脸上立刻显出微笑，向我微微点了点头。我有些拘谨，站了起来，又把椅子转过来，慢慢地坐下。我这时看到她光着两只脚穿着一双高跟黑皮鞋，长衫的大襟开气很长，露出了她白嫩的腿肚。
她站在床边，说：“让你们久等了吧。”她的声音是怯生生的，也很低沉。她睁大眼睛望了望萧军，又望了望我。
萧军说：“是刚才来的，也不过十几分钟。你到哪儿去了？”
“是旅店经理找我，他向我提出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什么问题？”
萧军这一问，她脸上立刻充满了怒容，皱起眉，闭紧了双唇，两眼凝视着握在胸前的一只手，急促地呼吸着，鼻子发出明显的出气声。
她一声不响地坐着，双眼慢慢地充满了泪水。过了片刻，她突然扑在身边的被子上哽咽起来，钢丝床随着她抽泣的身体不住地颤动。萧军走到床前，问：“怎么回事？”她只是哽咽什么也不说。
萧军和我看着这种情况，难以进行劝慰，就一同走出门外，到楼下的旅馆经理室去找经理问个明白。
一推开经理室门，就看见迎面的大钢丝床上，躺着两个正在抽大烟的人。其中一个人急忙坐了起来。此人矮胖的身子，一脸肥肉，扁鼻子下留着一撮小胡字。他就是外号叫“冯二”的冯经理。我和他曾见过面。此时他伸出一只肉乎乎的手来，满脸堆着假笑，请我和萧军坐下。床上那个人瞅了我们一眼，仍在“呼噜呼噜”地含着大烟枪贪婪地抽着。
我们没有理睬冯经理的客套。萧军怒不可遏地责问道：“是你找了楼上十八号的女人吧，你向她提了个什么问题？”
冯经理看萧军一脸怒气，惊恐万分地下了床，鞋也没提上，又弯腰又点头地说：
“是我，是我。我没向她提问题啊。我是看她处境很困难，想给她介绍一门亲事。就是，就是这位牛经理刚死了太太，想续弦……”
我们马上明白了张乃莹不肯说出口的缘由。我对冯经理说：“你要知道，她是我们报社认识的一位小姐，你不要再打她的主意。她欠你那点店钱，由我们来付。”
我们对他提出警告后，就转身走了出去。
回到张乃莹的房间她已经不哭了，呆呆地坐在床边，不知在想什么。看见我们进来，就站了起来倚着床柱用手拢着头发。萧军进屋就讲了刚才在楼下的情景。张乃莹的脸上立时焕发了光彩。她两只大眼睛充满深情地望着萧军，又含着感激的目光请我坐下。
萧军坐在椅子上对她讲：“我们俩不久前也和你一样，住在头道街一个小小的集贤客栈里，衣物典当尽了，也还不清客栈的店钱和饭费，多亏国际协报的老斐和东三省商报的老陈帮助，才离开了。我们饿着肚子写稿，结识了报社编辑，才有了安身之处。”
我接着萧军的话说：“这都是日本侵略给造成的苦难，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
她听了这话，感动地说：“是的，‘同是天下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她的声音有些凄惨，我们三人默然了许久。
我因为还要校对版样，就向他俩告辞先离开了旅社。
世人都是熟为宝
以后的日子里，我有时约萧军一起去旅社看她，有时也自己去看她。张乃莹也不像最初怯怯的羞答答的了。她讲一件事，讲一个人，有条有理，活灵活现；有时像一篇寓言，有时又像一篇散文，有时又像是一首抒情诗。怪不得三郎对我讲，他第一次见到乃莹，看到她用铅笔头画的画和写的那首诗，就发现了她超于一般女性的所独具的艺术天才。这正是萧军所追求的热爱的东西。我记得她讲了自己童年的生活，她的家庭，她的祖父，还有学校和社会上一些看不惯的事。当讲到父亲没有人性的行为时，她情绪激昂，言辞锋利，简直是在控诉、呐喊!她常自称是叛逆的女性。她以后所写的许多小说和散文，有许多人物和故事在这儿都讲过。我总觉得写得再好，也没有讲得那样逼真，她讲这些时不仅学着某人的声音，还学着某人的一些动作。说到可笑处，让你乐得捧腹喘不出气来。说到痛苦处，让你伤心落泪。她有时还跳起舞，唱起歌来，全然忘记了身在难处。
我最初以为她是一个娇滴滴、病怏怏的林黛玉似的少女，其实，她不仅有《红楼梦》中史湘云那种天真无邪，还有王熙凤那样的泼辣。她骂过土豪，打过劣绅，顶撞过女校长，嘲笑过女舍监，反对过包办婚姻，抵押过家中地契当学费，还给土匪通过风、报过信。有时她讲完了，我表示怀疑，她就气得乱蹦，恨不得伸出拳头打我，再不就用话气我，说我为人不可爱，谁爱谁倒霉，是假道学，孔老夫子，口是心非……
她曾评论我和萧军说：“三郎好，直爽坦白，天真英勇。你斯文稳重，老成，但处事不痛快。”有的时候，她同萧军说不到一块儿了，就说萧军固执、犟、孤芳自赏、目空一切，没有我温柔、朴实、与人为乐。我知道，她时常因心情和感受转变看法的。我最不同意的是她的恋爱观。她那时受《三代女性》作者柯伦泰的影响很大。我对她批评了柯伦泰的一杯水主义。她听后沉默许久，最后才说出一句：“你真封建!”
天助人也
一次我去看她，正是午后。进了十八号房间，室内静悄悄的。两扇床幔都放着，床下有一双我熟悉的男皮鞋。我一声不响地回转过身，慢慢地走过甬道，下了楼梯。当我走到街上回头看时，只见张乃莹站在门口。我向她摇了摇手示意她回去，然后我就离开了。
过了一些日子，接连下了几场大雨，松花江涨了多年未曾有过的大水。在一夜间，大水冲破了江堤，道里道外一些低洼处，房屋和人被水冲走很多。逃出的一些人奔向南岗高地，被水困住的楼房和较高的房屋顶上的人，等待着营救。
我住的东三省商报社楼房被淹了半截，乃莹住的旅社在水中摇摇欲坠。我在报社给她打了电话，她在接电话时哭了起来，说：“旅社住的人都走了，只留下老茶房看着我，水快涨到二层楼板了。”她还说：“我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没有睡了。”我问她萧军是否想办法了。她没有回答，只是哭泣。
那时，天正下着小雨。我打完电话，就把报社拴在楼上的一只小船，划到四道街一家饭馆，买了一些食物，匆忙地又划到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社，把小船拴在楼栏杆上，来到十八号房间。
进屋看见乃莹正把几件零用东西往小提箱里放。她看见我两手捧着的食物和身上滴着水的衣服，忙伸手把食物接过去放在桌上，又帮我脱下湿透的衣服，用手使劲地拧着水，她的眼泪也顺着我上衣的水往地上流。
衣服拧干了，我刚要穿上，她从床上拿起一件棉袍披在我的身上。这件灰棉袍不仅暖了我的身体，也暖了我的心。我对乃莹说：“快收拾一下，上船吧，楼快要倒了。”
老茶房这时很开通，他对我说：“先生，只要你担保接她出去，就可以了，以后我找你去要钱。”乃莹听着气愤地说：“楼快要泡倒了，你还想要钱，一会儿顺大水漂了，你命也完了。”我对老茶房讲：“你逃命去吧，水退了到报社找我好了。”老茶房这才走了。
这时乃莹她又不肯走了，对我说：“你去找三郎来接我吧，我等着他。”看她那倔犟的样子，我明白了她的心情。我说：“我一定尽快找到三郎。”
我拿掉身上的棉布袍，穿上我潮湿的上衣，向她告别后立时登上小船，去找萧军。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划船到正阳四道街上了岸。国际协报社未淹着，照常出报。我到老斐家和报社，都未找到萧军，又坐电车回到道外。在停小船和租小船的地方，竟意外地碰到萧军。他正划着一只租来的小船要靠岸，见我问道：
“你可知道乃莹的去向?”
他走下小船，神色有些颓丧。
“上午，我坐船去看过她，她让我找你接她，你怎么没接着?”我疑惑地问。“看旅社的那个老茶房说，在一点钟左右，她搭一只载柴火的船走了。”
我看萧军的样子那么焦急，后悔没有坚持把乃莹接出来。
萧军说：“都怨我，这几天替老斐发稿，什么也顾不上了。”
“老斐呢?”
“他病了，住院两天了。”怪不得我去老斐家扑了个空。
那时，商报社搬到了道里，只出张晚报。
我和萧军分手后，就回到道里的临时报馆。由于食宿不便，我应邀住在中国二道街的一栋楼房里。第二天午后，萧军到我住宿的地方，一进门就高兴地告诉我：“乃莹有下落了!她按我从前留下的地址，找到老斐的家。老斐住院，她和老斐的爱人住在一起。”
乃莹有了下落我很高兴，但没有立刻去看她。因为老斐的爱人是一个商人的女儿，长得又瘦又小，性格古怪。生了两个孩子自己不管，天天抱个大烟枪吸个没完。她看不起我的寒酸样，我也不愿和她说话。所以，老斐家在一道街什么样，我一直都没记住。
乃莹在老斐家没住多久就病倒了，萧军把她送到道里的市立医院住院。出院后再未回到老斐家，他们搬到道里公园对面中国第一道街街口欧罗巴旅社第三层楼上一个小房间里，同居了。
那时已经深秋，松花江的大水全退去了。商报社又搬回道外十四道街旧址恢复了出日刊。我为祝贺萧军和乃莹的结合，把他们写的诗和文章在《原野》上出了一版专刊作为纪念。他俩的诗文题目如今记不清了，只记得乃莹的《春曲》诗，我只发表了前半段的四句。这期专刊后来在他俩手中保存很久。这年冬天，老斐在他编的《国际公园》上发表了一篇自己写的《鲍鱼之市》杂文，讽刺了市长鲍观澄，被抗议，最后只得离开了国际协报社，由陈稚虞暂任《国际公园》副刊编辑。不久，陈又到中东铁路工作，就介绍我接任了他的副刊编辑职务。
这时，萧军和乃莹已经搬到道里商市街二十五号院居住，当了这院主人的家庭教师。我去他们的住处看望。未曾想几个月未见，乃莹竟变成又黄又瘦精神委靡的少妇了。
在秋天，她曾在市立第一医院生一女孩，但没有能够抱回来。乃莹见到我，责怪我不去看她，不像从前那样关心她了。她说，和三郎在一起，有时也感到孤独和寂寞，因为平时没有什么人到他们家来。而院内所见妇女，不是太太、小姐，就是保姆、丫头，话说不来，处也处不来。
那天，萧军没有在家，她要我陪她去道里公园散散心。我没有同意，因为那时我还有大伯子不好和兄弟媳妇说笑往来的思想。乃莹笑着说我：“你还是个老封建。”我听了只笑了笑就告辞了。我感到她的思想和看法还和从前一样。
比翼齐飞
1932年的冬天，我常去萧军和乃莹家。他们那时经济很困难，三郎当家庭教师，唯一的待遇是免费住一间很小很暗的房子，全靠三郎写作换来的稿费来维持两人最低的生活标准。关于这种生活，乃莹在发表的《商市街》那篇小说里曾有具体的描写。
我记得最初几次去看望他们，萧军几乎都在忙着写稿，乃莹在忙着抄稿。他们的写作，一方面是为反映出当时黑暗社会的真实情景，激发人民爱国爱家乡，起来抗日，投入到斗争中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够得到一些微薄的稿费，以解决吃穿这些最基本的生活问题。
萧军当时在哈尔滨文坛是颇有名气的，乃莹是他最好的助手。他们这时期共同辛勤劳动，为两人未来的文学成就奠定了基础。由于三郎的鼓励，加上几个写作朋友的影响、报社编辑的索稿，乃莹也开始写作了。
新年前，《国际协报》搞“新年征文”，萧军让乃莹写一篇征文试一试。几个朋友也都劝她写。乃莹就动笔了。记得是新年后萧军一次见到我，就把乃莹的稿子给了我，题目就是《王阿嫂的死》，署名是悄呤。我看了，认为写得很真实，文笔流畅，感情充沛，决定发表。这样，张乃莹以“悄呤”笔名开始正式从事文学创作生涯了!这年她二十一岁。
《王阿嫂的死》在“新年征文”中发表后，在哈尔滨文坛成了一篇有影响的作品。这更激发了乃莹的创作热情，她不再只给萧军抄稿子了，一旦产生创作动机，就自己动笔写文章。这时期，她写的一些散文和短篇小说，很快用悄呤、田娣的笔名在几家报纸上发表了。这些作品写的大都是在东兴顺旅社她绘声绘色讲过的事情。虽没有当时她“表演”的动人，但充满了诗情画意。这种写作特色，正是她后来在文坛上所显露出的超人天才的表现。
离 别
1933年10月，我被中共满洲省委派去苏联学习之前，到萧军家去告别。萧红问我怎样去，我说有交通员负责送到苏联的一个地方，具体什么地方，我也不清楚。萧红告诉我，她和萧军也不能在哈尔滨久住了，有机会就要到内地去。她又谈了一些别的问题，越谈越难过，边说边流泪。自从萧红和萧军同居以后，尽管是朋友，我也没有和她再握过手，这时，我主动地伸出手去，紧紧地握了握萧红沾满泪痕的手。她的手像火一样的热。我知道她又想起最初相识时的一些往事。我立时放开手，勉强地笑着说：“这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呵！”她又满眼涌出泪来。如今，我也忘记当时还对她说了些什么。就这样，我和萧红算是分别了，直到后来我从苏联回来也再没见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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