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6月，台北医学院依照学习成绩及学生志愿，分派医科七年级学生许达夫，前往“军队医院”实习。然而，就在该生报到的前一星期，“军队医院”却通知台北医学院，拒绝接收该生到院实习。由于事出突然，学校无法另作安排，于是通知该生转往一家私人小医院实习。
许达夫接到学校通知后随即向学校教务处理论，强烈要求合理的解释。承办人员只好出示“三总”的通知，并告诉他：“军队医院是因为你的身份调查有问题，所以才不让你去实习的。”
回到家里，生平第一次面对家世问题的许达夫，带着莫名的委屈质问母亲：“我们家到底有过什么不清白的事情?”他坚决要求母亲刘顺娣解释他所不了解的家族史。
刘顺娣没有多说什么，安静地走回房间，从保险柜里拿出一包泛黄的信封袋，交给许达夫，说：“你自己看吧!”许达夫随手抽出里头的一叠资料，惊讶地看到一张已经发黄的1950年11月29日的《新生报》的醒目标题，上面写着：
不法叛逆危害党国
十四匪谍枪决
许达夫好奇地读着那则新闻的内文：“潜台匪谍郭�琮、吴思汉、许强……”当他赫然看到父亲许强的名字时突然感到一股电击般的震撼：“我的父亲是匪谍!这是真的吗?为什么妈妈从来都没有告诉我呢?……”父亲去世时，他才一岁多，正牙牙学语；父亲的形象，因此一直是遥远而陌生的；可懂事之后，他却一直感觉到父亲的影子似乎无所不在。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情，许达夫心中顿有一种想要认识父亲的强烈愿望，要求母亲诉说关于父亲的历史……
佳里兴的农家子弟
许强，1913年12月13日生于日据下台南厅北门区佳里街佳里兴农家。父亲许丑和哥哥许再添都是农民，母亲许郭镇。
许强从小就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读公学校时成绩优异，颇受日籍老师的赏识。11岁那年毕业于公学校。许强的爸爸虽然也有望子成龙的愿望，却因无力筹措教育费用，而不让他报考中学。许强的日籍老师于是亲自登门拜访并承诺说：“只要许强考得上，那么，他所需要的一切教育费用都由我来负担。”许强的父亲拗不过日籍老师的热诚，只好答应了。但是，因为录取名额限制、考题完全取自日人小学教科书、成绩占有相当分量的日语口试大多由日人校长和教员主持等原因，本省学生进入中等以上学校的机会还是远远不及日本学生。因此，来自盐分地带的“草地婴仔”许强落榜了。念了一年高等科后，才克服了种种客观限制考上台南二中(第八届)。
1933年4月，修完四年课程的许强跨级考进台湾子弟非常不容易考进的台北高等学校理科乙类(第九届)，他也是那年唯一考取该校的台南二中学生。
寻找民族解放的思想与道路
台北高等学校除了日语和汉文之外，还设有第一和第二外国语。许强和将来准备念医学的同学萧道应(屏东茄�人，高雄中学毕业)、邱林渊(嘉义人，嘉义中学毕业)便自行研读德语。尽管他们都是日据占领下的台湾精英，但在异民族殖民统治下仍然不可免地要遭受到民族歧视的待遇。他们几个民族意识强烈的台湾学生于是通过思想的探索，进而在行动上寻找民族解放的道路。
当时，日本学生经常欺负台湾学生。因为日本殖民当局不准台湾学生在学校说台湾方言，有一次，有些台湾学生说闽南话被一些日本学生听到，他们就借机欺负那些台湾学生。他们知道了就不畏被退学的处分毫不退缩地起来反击那些日本学生。他们认为，如果不能给日帝致命打击，想要争取真正的台湾人权益，是不可能的，因此反对一切“改良主义”的手段。基于自卫，他们展开最消极的思想反抗。由于在台湾的日本人自称“内地人”，台湾人则是“本岛人”。他们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所以在交谈时绝不称呼日本人为“内地人”，而称为“日本人”。当他们跟日本人对话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也都改用“你们”来称呼日本人，同时用“我们”来称呼台湾人。这虽是生活上无关紧要的小节，却是为了使自己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的事实。
日本殖民当局认为学文、法科系的台湾学生思想最为不稳，最具危险性，不愿意让太多台湾学生进文、法科系，但又不好明令禁止，因此就让这些学生毕业后不容易找工作，或者只能做低级的工作。为了现实的就业问题，大部分的台湾学生只好选择走学实科的路，而且以学医为上策。许强在台北高等学校乐于助人，学业成绩又非常好，通过学校当局为他申请的“育英会”奖学金，完成了3年的学习，此后直升台北帝国大学新设的医学部。当时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第一届招生时，报考非常踊跃，包括许多日本学生、留在台湾的先期前辈，以及应届毕业的学生，许多都参加了这次考试。百名以上各地的精英来争取40个名额，这些名额中台湾人只有16个，其他都保留给日本人。名额可说是少之又少，竞争之激烈也可想而知。许强和萧道应、邱林渊最终考取，分别成为16人中的一分子。
1937年，许强进入台北帝大医学部第二年的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在大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台湾乃于8月15日进入战时体制。日本对台湾的殖民政策也进入“皇民化”阶段：禁用汉文，强迫台湾人民学习日语日文、改换日本姓名等等。这时候，2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的反日政治运动和团体早已遭到彻底的弹压，那些政治意识觉醒的台湾青年，于是把反日的战场转向祖国大陆。因此，学北京话成为当时进步的知识青年的风尚。许强也和萧道应、钟和鸣(浩东)等几个就读台北高校或帝大医学部的客家青年跟随从福州回到台北的女老师黄怡珍学北京话。她除了教他们北京话之外，也教他们唱《总理纪念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因为大家年纪差不多，下了课就会谈论起中日战争的局势。他们一致决议，这次的中日战争关系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既然大部分人是学医的，那么就组个“医疗服务团”回大陆参加抗战。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医疗服务团并没有组成。台北帝大医学部的萧道应就和钟和鸣及蒋渭水的女儿蒋碧玉等5人，前往大陆，参加抗战。许强虽然没有同行，但是，这段时期他也参加了一个进步的、秘密的反日组织“不定期会”。成员包括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先后牺牲的徐渊琛、朱点人、廖瑞发、王忠贤等知识分子、小公务员、医生、作家、记者、小商人、木工和泥水匠。他们利用“角头”的迎神赛会和宴请的方式集合，研讨祖国抗日的最新形势，有关延安的各种消息，欧洲反法西斯战线的进展和窥察日军在侵略战争中不断的败象，都用来向台湾人民进行宣传。
富有气概的台湾人医学博士
1939年，许强与同龄的刘顺娣结婚。刘顺娣是高雄六龟人，先在厦门当护士，后来得到一个女病人的资助，前往日本东京女子医专就读，决心日后为更多穷苦的病人服务。两人通过就读早稻田大 学的邱万顺(许强的台南二中同学)介绍得以相识。从此经常通信，讨论有关医学的种种问题。婚后，他们又各自回学校，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习。
1940年3月，许强于台北帝大医学部第一届毕业。医学部的日本教授十分严格，要通过考试并不容易，一旦不能通过则要一再补考，直到及格为止。许强是极少数不曾有过补考记录而能全部通过的学生。
当时，台北帝大各学部采取“讲座制”，规定学生须修毕若干讲座才能毕业，通常每个教授以主持一讲座为原则。台北帝大医学部部长三田定则认为，风土病、肺结核及消化系疾病是内科学应该发展的3个主要研究题目，因此在医学部设有3个内科讲座。1939年2月，九州帝大医学部毕业后以“人体解毒机转”研究闻名的泽田藤一郎教授获聘为台北帝大医学部第三内科讲座主任，研究主题是消化系统疾病。许强毕业后即进入附属医院第三内科，跟随泽田藤一郎教授做研究。刘顺娣也在毕业后回到台湾开业。他们在台北大龙峒租了一栋旧房子，作为住家与她的私人诊所。
泽田的研究领域是肝脏学、肠胃学与新陈代谢学，第一研究主题主要是与肝脏解毒机能有关的“人体解毒机转”。当时的台湾，肝病与脚气病的罹患率非常高。泽田认为，糖分新陈代谢步骤的后段是焦性葡萄酸产生，于是要许强做一个试验：把糖分中的一种果糖，分别注射到脚气病与肝病患者的体内，然后检验它对病人血液里头焦性葡萄酸的影响。许强的研究发现：果糖液注射(负荷)后，脚气病与肝病病人血液内的焦性葡萄酸的量都会上升。但是，再经维生素B1注射后，脚气病患者的血液内的焦性葡萄酸量又会恢复正常。因此，可以用这样的检验来鉴别诊断脚气病与肝病。据说，泽田因此曾经公开断言：“许强不但是台湾，同时也是亚洲第一个有可能得到诺贝尔医学奖的人。”
后来，泽田受邀回母校九州帝大(战后改称九州大学)医学部担任第三内科教授(主任)，由原来担任台北帝大热带医学研究所营养学主任的柳金太郎教授接任其职。早在东京帝大医学部第一内科时期，柳金就是一个以生化学研究脚气病有贡献的学者。他喜欢下棋，经常与担任助手的许强下棋。可许强与教授下棋时绝对不让。有个星期天，许强刚好在附属医院急诊室轮流值班，适逢总督府民政局长来院就医。许强要给他诊察时，追随来的科长却要求他通知教授，许强回说先让他诊察后再报告教授。科长非常生气，就直接与院长(第一内科主任)通电话，于是院长亲自赴院处理。第二天，院长便以电话告诉柳金教授星期天发生的事，并责问值班医师。柳金在问明许强事情的经过之后随即回电院长说，许强当天的措施并无不当之处。
柳金在来台之前，曾经在东北(满洲)的日本机关担任过保健局长，因此对当地人的一般性格有一定的认识与看法。他认为，虽然同样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但是，台湾人一般地却相对缺乏气概，可他却从上述的实例认为许强跟其他人不同，是个富有气概的人!他对许强如此肯定，证明许强不但在学术能力上，而且在做人的人格、思想上都是高尚的。因此，当台大医院的日本人医师(教授与体检不及格的医师除外)都被征召去当军医时，他就让因为视力太差而体检不及格却担任医局长的讲师返回故乡，并推荐许强接任。尽管医学院当局没有同意让许强担任医局长，柳金很欣赏许强的研究，让他继续研究，终于在日本投降前得以完成研究论文，并由九州帝大授予医学博士学位。
接收委员及良师良医罢诊事件
随着战事的发展，1944年，盟军飞机经常轰炸台湾各地。殖民当局宣布“台湾进入战场状态”。年底，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会议决议将学校和医院疏散到台北溪洲和桃园大溪。1945年3月，台北帝大附属医院门诊及病房，借大溪公学校的一部分校舍正式运作，施行诊疗与医学生的临床医学教育。8月，日本投降，台湾回归中国。11月，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聘请杜聪明负责接收原台北帝大医学部及附属医院事宜。行政院令设国立台湾大学于台北帝国大学原址，由教育部特派员罗宗洛担任代理校长，负责该校的接收事务。这段期间，医学部在职的台湾人医师组织了台医同学会，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第三内科助教许强等5位委员，参加杜聪明为首的6人接收小组。许强实际负责在5月31日的台北大轰炸中被炸得满目疮痍的医院营养部的接管工作。他组织了一个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他个性正直，工作十分认真，是非黑白分明，只要是对的事情，他就极力支持，不对的事情，则反对到底。
12月1日，台北帝大的接收工作完成。台北帝大医学部改称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台北帝大医学部附属医院改称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台北赤十字医院则为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杜聪明任医学院院长兼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及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
台大医学院除了各科留用一位日籍教授以外，其他编制为副教授、讲师、助教(顶多3人)、有薪助理医师3人，其他都是无薪助理医师。但校方根据日人的移交清册，只发一批聘书给当时的有薪人员。事实上，无薪助理医师无论对疏散物品的搬回，清理被空袭破坏的院舍、医院接收等工作，以及医院的诊疗业务，都与有薪职员一样尽职负责。如无这些无薪助理医师，台大医学院既不足以应付门诊及住院病人的诊疗，更谈不上教学与学术研究。为了尽快稳定人事问题，让同仁安心工作，杜聪明院长于是向校方提了一份《编制内补缺及拟聘无薪助理医师》的名册，建议陆续对编制内补缺者发聘书，并对编制外的医师发给无薪助理医师聘书，使这群留在台大医院的中坚分子有合法身份。然而，这份人事建议案却一直被搁置，直到1946年3月21日，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圆满解决。次日9时，本身已被起用为副教授兼主任的许强动员第一附属医院的全体医员罢诊抗议，声援无薪助理医师们。他同时通过同乡的《人民导报》总编辑苏新的支持，制造社会舆论。随后，第二附属医院的全体职员也起而响应。罢诊的风潮迅速扩大到医学院的学生。这些学生因为附属医院罢诊而不能继续实习，于是恳求台大善处，不料却遭到缺乏诚意的高压回应，因此决定罢课。其他各学院的学生也闻风呼应，决心为争取大学的民主化而共同迈进。因为这样，这场台湾史无前例的医师罢诊事件，终于引起当局的注意。4月10日，罗宗洛校长会见了医师代表，答应改进“大学民主化”的问题，同时先发给“无薪助理医师”聘书。隔日，附属医院的全体医员向市民发表《复诊声明书》，结束了长达半月的罢诊行动。一星期后，不仅各科编制内缺额的聘书发出，原先只要求无薪助理医师聘书的人也接到有薪助理医师之聘书，整个罢诊风波于此告一段落。
地下活动与被捕
罢诊风波落幕不到一年之后的1947年2月底，一场更大的风暴因为延平路 上的缉烟摩擦，点燃了全岛民众抗暴的“二・二八”事件烽火。经历了一场“二・二八”事件后，绝大部分进步的台湾青年对国民党绝望了，他们后来便通过对同时涵盖大陆与台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规律的认识，转而倾向共产党。在那样的大时代里，台大医院以第三内科主任许强为主的部分医生们，也秘密展开了学习左翼理论的读书活动。
根据台当局《安全局机密文件》密载：1948年2月，许强由台大医学院助教郭�琮亲自吸收，加入地下党。同年春天，台大医学院支部成立，负责人许强，由台北市工作委员会书记郭�琮直接领导。
那时候，许强还在新公园旁开了一家诊所。他是台大医学院第一个在外面开业看病的医生。那时候的医生都还富有理想性，因此不知内情的同仁对他很不谅解，连学生都骂他爱钱。其实，他并不是为了钱而出来开业。开设诊所，一方面是做他从事地下工作组织联系的掩护；另一方面，也用它赚的钱充作地下党的活动经费。由于他向来谨言慎行，所以连他的一些好朋友都不能了解。他曾经跟邱林渊说过：“我搞诊所不是因为贪钱，是为了做一点功德。”
1949年9月，以基隆中学师生逮捕事件为序幕，当局在全省各地同时展开秘密逮捕行动。有一天，一个刑警突然到许强的住所，东看西看。他下班后，刘顺娣便把情况告知并问他怎么回事。他若无其事地回说：“我也不知道!”然后就没再说什么了。婚后，他们陆陆续续生了5个孩子。许强处处为公，从来不管家务事，即使是台风天，仍然忙着照顾病人。刘顺娣除了医学专业之外，也不懂什么思想。他从来没跟她谈过什么思想问题。她也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思想。在她眼里，许强是个老实的好人，因此也就没有多想什么。1950年5月13日，台当局保密局取得台大校长傅斯年与台大医院魏火曜院长的同意，把正要开主任会议的第三内科主任许强与眼科主任胡鑫麟，直接从会议室带走。随后，耳鼻喉科医师苏友鹏和皮肤科医师胡宝珍也在院长办公室当场被捕。
判决、援救与拒绝悔过
审讯告一段落后，许强等台大医院的医师们被移送台北青岛东路三号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一区第十五号押房，等待最后宣判。
许强是当时台湾消化系统疾病的最高权威，有很多名人都请他看过病，如果他有意求生，或许做得到。但这个在日籍老师眼里是个绝无仅有“富有气概”的台湾人，面对生死抉择的考验时，他会愿意以个人政治信仰的“转向”，换得“自新”的待遇而苟于世吗?事实是，他坚决拒绝了当局要他写“悔过书”的条件交换。军法处于是安排他太太背着两岁大的幺儿来劝他。他太太哭着劝他说：“许强，写一张，写一张，只要你写一张，至少保住一条命。”可他没跟她多说什么，只说：“孩子顾好，要认命!”
许强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了。有一天，他到外头看病，经过一个台大一学院学生的押房时，还刻意将手往脖子上一抹，然后微微一笑。因为案子已经“结”了，他在和同时被捕的苏友鹏、胡宝珍医师同房时几乎无所不谈。他常用德文向他们阐述什么是真理。他认为真理有普遍性、妥当性，是超越时间的，在真理之前，人人是平等的。
许强被捕以后一直不曾写信回家。可是，就在他被枪决前不久的10月下旬，刘顺娣却收到一封他寄来的家书。
迳启者：
十八日的来信，二十日接到了。林君送东西来，真是一个好意。但我也顾及她的薪水生活，老早谢绝了。请你放心吧!
家内事情一切有你，我已放心。
我在这图固里已守规安份，深觉过去错误，改过自新，回复自己的天职――医术救人――但恐时间已迟，未能达望。现在因身居不自由，过去倾心研究的几篇医学论文列举于左，将来如有机会请代予整理，发表于医学杂志，以资赏慰我医学者的。心；并且望你在医学界上多多努力，以继医术救人之我志，甚为欣慰。
未发表之研究论文：
一、关于血中及尿中焦性葡萄酸(Pyravic aeid)之临床及实验研究
二、关于维他命B1减少症之化学诊断法之研究(许氏尿中脚气反应)
三、关于胃、十二指肠溃疡之临床统计观察
四、关于斑疹热(地方病型斑疹伤寒中台湾之所谓二周热)之临床观察
以上四论文之原稿均放在第三内科研究室，请宋医师代予整理为盼。
除了这封交代如何处理未发表之研究论文的信，家书里头还夹着一张许强在狱中手抄《万里长城》和《安息歌》的歌词。多年以后，许强的独子许达夫才通过这份手稿的内容清楚地认识到：原来，他们敬爱的父亲，那个满腔热血、心向祖国的父亲，当时已经准备牺牲，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成为烈士了。刘顺娣女士怎么也没有想到，那封语气冷静的信竟然会是许强向她交代后事的遗书。接到来信之后，人在病中的她无法即刻回信。11月1日晚上10点，当时正就读小学四年级的长女高兴地写了一封回信给父亲：
我亲爱的爸爸：
今天接到爸爸的信，我很高兴，妈妈昨天，再去大学校(台大)，回来，再(在)吐血，刚才很苦，不能写信(。)爸爸要的东西，明天……寄去(。)内裤大(，)二条长裤，已经送去了。爸爸身体保重，一切不免烦老(劳，)这个话(，)妈妈说的。
可是妈妈的病不快好，爸爸也不快回来，我就很可邻(怜)。
爸爸快快回来，弟弟很大了，我们三个人上学，弟弟和素美一同玩，我们的运动会快到了，今天练习运动会，须美跑一等。爸爸再见
然而，小学四年级的许惠美期待快快回来的亲爱的爸爸，却永远也不能回来了!
1950年11月25日，台当局核定所谓“匪台北市工作委员会叛乱案”的判决，并拟定死刑执行日期为12月3日。但是，11月29日，《中央日报》及各大报纸却刊载了一则许强等14名“潜台匪谍”昨晨被执行枪决的新闻。
11月28日凌晨4时左右，军法处看守所又响起铁门的开锁声，看守高喊：“许强，出来!”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的许强于是跟同房难友一一握手道别，然后在两名宪兵左右挟持下，唱着国际歌、高呼口号，坚强勇敢地赴死。
当天下午，其他幸存的同案也被叫出去宣判；一个军法官模样的人，高高站在庭上，叫他们排成一列，然后依序念善某某人某某人判处几年。最后又问：“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
胡鑫麟医师因为没跟许强同房，不知道他的情况，于是问说：“许强现在怎么样了?”
“这个人”，法官若无其事地淡然说，“不能让他活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