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我在台南市末广公学校(台湾人念的小学)念二年级。有一天放学回家，惊见家里贴满了白纸条。一问是我家破产了，父亲欠人家很多钱又还不起，法院就贴白条封了我家所有财产。从此，父母终日愁眉苦脸，佣人辞了，生活一落千丈，连我交学费、买学习用品的钱都没有了。我暗下决心：想方设法赚点钱交学费，买学习用品!
恰巧，我家隔壁是担仔面店，老板每天都要雇人购进面条作为担仔面的原料。于是，我每天利用课余时间帮老板买面条，老板就每天给我二分工钱。我用赚来的钱交学费(五角)、买学习用品，剩下的钱就全交给母亲。母亲就给我好几分钱作为奖励。那时，菜粽(包花生)一粒一分(肉粽五分，鸡粽一角)；碗糕一碗二分；仙草、爱玉、杏仁茶(小)都是一碗一分；香蕉一斤三分；甘蔗一大根二分。我那几分钱虽不多，却可买好几种零食，享用好几天。我通常是买一斤美蕉，饭后吃一根。
度小月担仔面是台南最有名的小吃。为什么称呼“度小月”?据说大约100多年前，有位姓洪的渔民在每年的清明到中秋间(打渔的淡季，渔民称为“小月”)用担子挑着面摊沿街叫卖，后来固定在水仙庙前。没想到生意逐日兴隆，专程来吃面的越来越多，“度小月”的名气因而传开。现在台南市挂“正老牌”度小月的担仔面至少有10家以上，说是担仔面却没有一家是挑摊的。其实不管挂什么牌，关键是味道要地道。度小月担仔面的做法大同小异。客人一来，老板说先煮好冬莴菜盛在小碗里，然后把面条、肉燥、虾三尾、蒜蓉、卤蛋依次放入碗里，最后浇满高汤就大功告成了。度小月的窍门在于肉燥的做法，据说是洪姓渔民当年从漳州某师傅学来的，且煮肉燥的小锅是从来不洗的，锅边的黑灰一天天加厚，锅里的肉燥就愈来愈香。另一个窍门是高汤，是用鲜虾熬成的。深夜，喝一口热腾腾、香喷喷的担仔面汤，令人回味无穷。
1936年，我念小学三年级，家搬到贫民窟，学费等又无着落了。恰好，我的新班主任是学校小卖部的负责人，小卖部的工作都由学生兼做，虽没有工资，却可免费使用小卖部卖的学习用品。我想，为了学习用品，一定要做小卖部的“工作人员”。于是我每天一早就到学校扫地，特别是在班主任、老师能见到的地方使劲扫，终于被聘为小卖部“工作人员”。我在小卖部，从三年级工作到六年级，还当上了小卖部的班长。小卖部的营业时间：早上上课前、课间、放学以后；小卖部学习用品的卖价按进货价，几乎不赚钱，完全是服务性质，所以生意非常好。我很早就到学校开店，上课铃响就关店，下课马上又开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为同学服务，放学后还得将当天的收入算好，整理好交给班主任，真是忙得连上卫生间的时间都没有。小卖部的工作人员，要对商晶价格倒背如流，心算要既准又快，对学算术很有帮助。可能也是这一缘故，我小学高年级算术成绩一直很好。
1937年，我念小学四年级。父亲破产后，因无学历、无技术，又没有力气，一直失业在家。母亲是秀才，本来可办私塾教古文，赚些钱贴补家用，但当时日本人禁止台湾人讲台湾话，也小让台湾人学中文。她只好替别人打毛农或做糊盒子之类的家庭手工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计。生活当然拮据常揭不开锅。每当这时，她无计可施，只好噙着眼泪“求”我到亲戚朋友家里借钱。我很不乐意，但见母亲清瘦的脸颊，我能说什么呢?父亲的朋友大多做生意，有钱是朋友，无钱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还会借钱给你?亲戚家有的借，有的不借。有一家，父亲曾帮助不少，不仅不借，还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我嘴上不说，心里发誓：“再也不踏进这一家的门。”借给钱的，也只能借一次，再借我是坚决不去的。母亲无奈，就叫我上当铺。
我家的贵重物品早就变卖完了，上当铺不外是夏天当冬天衣服，冬天当夏天的。我家附近有三家当铺，我都当过。当铺的优劣主要看抵押品抵押钱数的高低。就是说同一个抵押品能当更多的钱，对当的人来说更有利。因为到期不赎，抵押品就归当铺所有，当的人总希望当得多一点。这三家各有千秋，当价差别不大，所以对我来说决定去哪家当铺，主要看附近有没有同学的家。我当然不怕同学知道我家穷，但我也不愿意他们知道我经常上当铺。我就利用晚上时间像小偷一样遛进去然后像兔子一样跑出来，直到离同学家已较远的地方才浪荡回家。其实同班同学一般都知道我家穷，因老师经常感慨。检查身体，看见我皮包骨头，他就说“你怎么天天喝稀饭?”家长会他见我父母没有去就在班会上说，“我真不知天天教的是阿猫还是阿狗!”我的老师是台湾人，从三年级教我到六年级。他教学很认真负责，唯一的缺点就是“目啁大细蕊”(台湾话，意思是“眼睛一大一小”，比喻偏心，待人分厚薄)。对穷人的孩子很凶，动不动就毒打。有位学生家里穷，成绩差，经常被他打得哇哇叫，简直看不下去。我因有五姨在学校教书，他不会对我太蛮横，但会私下搞些小动作，在关键的小学毕业成绩单上把我的名次压低到全班(50人)第24名。不过，我并不在意，我想实力才是最重要的。1940年，我小学毕业，并在800多名考生中以第6名的成绩考上台南二中(现在台南一中)。这时哥哥中学已毕业，并找到了工作，我也就不再光顾当铺了。
台湾本来特产很丰富，粮食自足外年年都有余谷，糖大多外运，鱼肉不缺，水果更是满园均是，我家一棵优质文旦树一到秋天，文旦把树枝压垂地，一算竞有千粒之多。尽管如此，我家破产后经济困难，生活较艰苦，每天主食多是地瓜饭，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米饭(当时一斤米的钱可买10斤地瓜)。为了让孩子们能吃到米饭，母亲尽拣地瓜吃，也希望祖母多吃地瓜，但祖母不愿意，不免有些小矛盾。我知道母亲的苦衷，想多吃些地瓜，但一到肚子会胀，放屁又多，不得不又吃些米饭。“卢沟桥事变”后，物资一日紧似一日，粮食及一切物资全归殖民当局管制，定量分配。直至日本投降前几年，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一星期的米粮配给只够吃5日或4日，肉鱼蛋的配给更是少得可怜。我有一次排了三四个小时的队才买到半斤的肉(半年的定量)。而对日本人的配给则优先又优量，台湾人看在眼里敢怒不敢言。
1944年秋天，人们已经很长时间不知鱼肉为何物了。亲戚们就纵容父亲从海边弄些鱼来解馋。父亲在高雄路竹的好朋友在鱼塘养了许多虱目鱼，而秋天正是收获的季节，要些或买些鱼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台南火车站有许多警察、便衣日夜严查“暗取引”(日本话，意为“黑市交易”)，只要发现旅客携带鱼肉蛋就全没收。唯独对学生携带物品查得不那么严。所以父亲要我跟他一起去，并把路竹的虱目鱼运回家。鬼使神差，我竟全然不考虑后果就一口应承下来。我穿好校服带好校帽跟父亲一起到了路竹，把几十斤闪闪发光银铸般的虱目鱼从鱼塘捞起放在旅行袋里，背起来就乘火车直奔台南。一到火车站，我雄赳赳气昂昂径直阔步往前走，竞一路上未受到任何盘问就安全回到家。送亲威一点，卖一点，自己留一点，皆大欢喜。我家留下十来斤，一下吃不完，便把鱼身做成鱼松，头、尾、肚做成“虱目鱼头汤”。
台南养殖虱目鱼已有好几百年了。据说，当年郑成功到台湾时，在大陆未见过这种鱼便用泉州话问渔民，这是“什么鱼?”后来渔民就称它为“虱目鱼”(“什么鱼”和“虱目鱼”音近似)。1997年，我到台湾探亲时，哥哥就请我到赤嵌楼附近的广安宫前品尝虱目鱼粥。我们赶到广安宫时，四五十张高脚竹凳已坐满了人，只好站着等了十来分钟。我们品尝的是鱼肚粥，粥以蚵仔及鱼脊肉同煮，烫上一段肉质滑嫩的虱目鱼肚，再加上刚炸的油条，真是味美非凡，齿颊留香，堪比60多年前在家吃的“虱目鱼头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