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台湾问题的出现，是国民党发动反人民内战的结果，其本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然而，如果我们把问题的由来更往上追溯，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寻找问题的根源，那么历史的坐标就应该设定在1840年。
为什么是1840年?
它的道理不言自明。就在这一年，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侵略中国。从此，封建中国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蚕食鲸吞；为了救中国，无以数计有良知的爱国知识分子也从此苦思“中国往何处去”的历史命题，同时朝着如何让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展开了漫长而艰辛的寻索以及分歧的实践。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力图跻身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从侵占台湾展开，具体地说就是所谓“牡丹社事件”。1874年4月，日本政府借口3年前因遭飓风遇难而漂流台湾的琉球居民被牡丹社少数民族误杀，派兵进攻牡丹社。在这场侵台战斗中，美国一直参与其中，充当谋士，供给军火，直接参战。最后，在英国公使从中调停下，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台事专约》：日本政府在索取赔款50万两银后，从台湾退兵。然而，日本对台湾的野心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1885年，台湾建省，刘铭传任巡抚，展开了台湾现代化的历史进程。3年后，康有为上书主张变法。再过6年，清廷在甲午战争战败。第二年，也就是1895年的4月17日，腐败无能的清廷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从此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因为台湾的割让，于是就有了“台湾问题”的产生。与此同时，台湾人的祖国意识与弃儿意识(孤儿意识)也随着历史的进展而有了此起彼伏的发展。
割台之议甫定，在京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愤然而起，立即会同任职朝中的台湾进士，联名上书，表示强烈抗议：
“今者闻朝廷割弃台地以与倭人，数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间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
纵使倭人胁以兵力，而全台赤子势不与倭人俱生，势必勉强支持，至矢亡援绝，数千百万生灵尽归糜烂而后已。不知弃此数千百万生灵于仇敌之手，则天下人心必将瓦解……今一旦委而弃之，是驱忠义之士以事寇仇，台民终不免一死，然而死有隐痛矣!……”
这里，所谓的“隐痛”，不就是弃儿意识(孤儿意识)的感情根源吗!
在京应试的各省举人亲睹台湾举人垂涕请命，莫不裒之，于是聚会商议，公推康有为起草上皇帝万言书(史称“公车上书”)，指出割让台湾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前奏。
另一方面，割台消息传来之后，台湾全岛群情哗然，丘逢甲等士绅及官员商议于5月25日成立“台湾民主国”，推巡抚唐景崧为总统，改年号为永清，以蓝地黄虎之旗为国徽，并发表抗日宣言：
“我台湾隶大清版图二百余年，近改行省，风会大开，俨然雄峙东南矣……查全台前后山二千余里，生灵千万……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作何办理?……台湾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预。设以干戈从事，台民惟万众御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从这段宣言可以看到，这时候，台湾菁英主观的自主意识依然压过“无天可吁，无人肯援”的客观处境，还没有发展到悲怨的弃儿意识(孤儿意识)。
“台湾问题”及台湾人的“隐痛”既然是历史的产物，我们就应该通过历史的考察来理解：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对不同的历史条件，作为台湾社会主体的台湾人民的身份认同是如何表现的!唯有理解了这段历史的发展与台湾人民身份认同的变化，我们才能知道该如何正确地去解决历史留下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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