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现代台湾最知名也是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杨英风成长于大时代的变动之下，人生历程更是横跨海峡两岸。他生于台湾宜兰，少年时期曾在北京居住求学。之后足迹遍及东京、罗马等地，最后终老于台湾。杨英风毕生致力于东西文化之融合，发展中国现代艺术精华，其作品涵盖版画、速写、水墨、油画、摄影、漫画、镭射、美术设计、奖座设计、雕塑、景观规划。早期作品的人文主义风格，到后期以现代主义的抽象组合。杨英风的作品中独具意味的中国式思维，令人印象深刻。
3月6日至15日，台湾艺术大师杨英风和现为台湾雕塑学会会长的其子杨奉琛。以“大器・遇合”与“五行再生”为主题的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共展出杨英风各个时期的雕塑作品57件、浮雕以及奖座3件、版画19件、景观规划案6件。杨奉琛对父亲的每一样作品如数家珍，在他心中，父亲是完美男人的形象，更是带他走入艺术创作之路的精神导师。借此展览机会，本刊特别专访杨奉琛，听他讲述眼中既是父亲、又是艺术大家的杨英风。
提起父亲，说起家承，杨奉琛说家父杨英风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但他却教会了自己这一生都受用不尽的珍贵财富。父亲的别号“YUYU”(呦呦)，是出自诗经小雅篇中的鹿鸣之声。父亲常说，鹿是一种非常优美的动物。最可贵的是，当一头鹿找到美味的时候，会发出“呦呦”的叫声，呼朋引伴一同来分享。父亲引申其义，常借他的作品与欣赏者分享他创作的喜悦，因为他许多大型雕塑往往是景观艺术的重要作品，使他“呦呦”的鸣声得以流传遐迩，家喻户晓。在杨奉琛的艺术生涯中，父亲杨英风圆融而深奥的艺术生命力，是他艺术创作中最好的导鸟师。杨奉琛说，父亲常说“为自己做小作品。为大众做大作品”，而这句话更提醒了他在艺术创作上应该本着无我的精神。
杨奉琛讲道，家父杨英风自幼就对环境反应灵敏，双手喜欢涂涂抹抹，捏泥巴，在北京经营新新大戏院的祖父建议下，考进东京美术学校建筑系就读，获得吉田五十八和朝仓文夫的指导。他不仅修习了建筑、雕塑的专业技术，更了解了建筑材料学、环境学与气候地域和人类生活环境的关系，因而受启发，重视“环境”、“景观”。由于是在美术学校里的建筑系，课程着重建筑美学，而非工学的训练。在东京美术学校的岁月，造就他日后创作中一贯的“生活美学”基础：今天他雕塑作品得以融入社会生态环境，正是得力于早期建筑美学之赐。当时，他的老师吉田先生对中国魏晋至唐代的建筑推崇之至。使得因日本战争而回北平辅大就读的他，沉浸在中国古都的文化之中，借由研读中国古籍、太极拳健身与探访云冈石窟佛像艺术等，参悟、思索中华文化的精神，也因此立下以雕塑为一生之宏愿。在北京的求学岁月。他领悟到中国“天人合一”的环境观。也开始了他一生对“中国美学”孜孜不倦的探索。在此后一生的创作中，他始终秉承从大尺度的社会、小区环境思考起，在什么样的空间中塑造出什么样的雕塑，绝不闭门造车。
在杨奉琛的记忆中，幼时的家境并不宽裕，因为父亲是位纯粹的艺术家，对于理财，对于家庭的经营没有概念。“父亲的大部分收入都被用于他的艺术创作。时常能听到母亲的抱怨与唠叨，但是那个时候的父亲只是默默不语。父亲是个涵养很深的人。他从不大发雷霆，他表达气愤、郁闷或无奈的方式就是不语。”幼年时的杨奉琛没有丰富多彩的玩具，整日以黏土为伴，嬉玩于父亲的作品中。当时家中都摆满了父亲的作品，其中不乏获得世界级大奖的作品。这种耳濡目染可谓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情景教育。杨奉琛听母亲说过一段父亲创作时的故事，是与自己有关的。“当年台湾著名佛法大师星云请父亲雕塑一尊佛像。当时的我刚刚出生不久，父亲一边看着我纯真的婴儿脸，一边以我为‘模特’雕塑大慈大悲的佛祖。父亲说灵感来源于一样的无邪和纯真。我被父亲的这个创作感动了，现在我的每一次创作总是在精神上寻找模板。”
杨奉琛记得，年少时父亲常带着他到花莲。父亲站在太鲁阁的崖上，常不发一语，不停地观察，后来说他在体悟大自然的雕刻，“大自然就是最好的雕刻导师。”这句话。对杨奉琛日后的创作受用无穷。父亲的太鲁阁系列，以峡谷大斧劈造形创作。是描述台湾山水创作的代表之一。之后的《梦之塔》创作是父亲为关岛所设计的建筑地标，打破了雕刻与建筑造形区分的概念，并加入雕塑体本身发光的构想，是父亲很喜爱的作品之一。之后，父亲在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的邀请下。设计了大阪万国博览会“中国馆”的景观雕塑《凤凰来仪》，也开启了他不锈钢系列的源头。父亲不停地转换环境，都是自觉地放弃原有的生活模式，这也是他一生创作不断求变求新的写照。
杨奉琛说，我在父亲所营造的具有浓厚艺术气息的家庭氛围中成长，但却一直没有明确的艺术概念和艺术追求。父亲也不急于点拨我这个“门外汉”，只是安排我学习传统文化。事隔多年，在我听到别人讲起最正宗的儒家教育时，我才发现当初的那段教育是多么受用。然而，我对艺术的领会，却开窍很晚。从小学到艺专毕业，虽然和艺术不曾相离，但是如今回想，其实是处于一种懵懂的状态。与父亲最深的交流，是在我对镭射艺术产生了莫大兴趣的时候。1978年，父亲引进镭射技术，我因为家庭环境的因素，有幸成为台湾学习镭射技术的第一人。在父亲的点拨教导之下，我从以前的懵懂中一脚跨入艺术领域。那时，我陪同父亲一起进行艺术创作。有了这个交流的媒介，我与父亲终于有了第一次深层次的艺术对话。那时，我才突然意识到父亲在艺术领域的追求是生生不息的。充满着激情与活力。从此我对父亲作品的内在意涵，才有真正的了解，并开始替他从事周边的工程设计，但当了解我父亲愈深，涉入的领域愈广，我愈体会到创作的神圣崇高，而对艺术产生了一股无法抑止的情怀。父亲总和我强调。文化精致不在于技术或科技先进，而在人的气质。什么样的人产生什么样的文化。
杨奉琛大半辈子都受父亲牵引，在襁褓中就已是父亲雕刀下的模特儿，活在这样巨大身影下，别人眼中看是压力，对他而言。是幸福也是骄傲。当被问到“有没有跳脱父亲风格的压力”时，杨奉琛说，自认本质与父亲相近，父亲的期许、感应、理念是一种“福气”。相信随着时代的蜕变，不同朋友的冲击，以及大环境的影响。会反映在作品上。现在，是过去的延续，这一代背着上一代传下的衣钵，没有必要矫情地执著去跳脱。
《台声》：请谈谈你所知道的家族背景与父亲的成长故事。
杨奉琛：我父亲从小就和祖父母聚少离多，都是亲戚照顾，幼童心里满是孤单。祖父杨朝华原先在大陆东北的日本电影公司工作，后来在大陆也拥有4家戏院，可以说是当时的电影大亨，亲属担心他们一去不返，特地将父亲当“人质”押在故乡。国民党撤退来台时，他们没搭上最后船班，身边只有三叔杨英镖跟着，家人就此分隔两岸，家中所有电影事业在“文革”中都被斗掉了。祖父只好靠推拿维生。到祖父80岁时，父亲和叔叔们才把祖父母辗转接到台湾，最后在台湾过世，但人生重要时刻，家人都不能联络，分隔了三十几年。
《台声》：这样的成长背景是不是也极大地影响了杨英风一生的创作?
杨奉琛：当时祖父母每隔两三年回到台湾。都会引起当地轰动。因为祖母陈鸳鸯长得很美，很像电影明星，喜欢穿着黑色金丝绒旗袍。父亲从小就怀念母亲身上绣着凤凰图腾的旗袍。祖母也跟父亲说，如果想念她，可以望着天上的月亮，她们母子会看着同一个月亮。所以这些童年的回忆都出现在父亲对《凤凰来仪》的创作原型。以及晚期的宇宙系列之中。父亲从小由外婆带大，总喜欢向外婆要大剪刀剪纸，剪了一只又一只的福龟要送给远方父母，这个剪纸的兴趣也影响后来不锈钢的单片剪裁手法，都有童年剪纸的影子。
《台声》：在你眼中杨英风是一个怎样的父亲?
杨奉琛：父亲的时间大都花在创作上，他性格比较严肃谨慎。和子女有距离。他都是以身教为主，生活很讲规矩，有条有理，我们姐弟从小家教很严，没有大人准许，不敢随便冲出去玩。他很重视饭桌和生活礼仪，在饭桌上必须等父亲吃完才能离席，如果要提早离席，也要向爸爸鞠躬才能下桌。我小时候很少和父亲讲话。我个性很内向，连交女朋友也不太讲话，大都是倾听者的角色。我们父子都有着类似的孤独感，是聚少离多，父母不在身边的孤独。我的空洞感则来自缺少与人互动，活在自己世界中的寂寞，与人交往常有距离。虽然表面看来我们父子互动不多，但我很了解他的内心想法，他还偷偷保存我小学六年级的成绩单，父子之情在动作中，我们相处常常是“无声胜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