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木雕发展史，犹如人类文明发展史。台湾因木材资源丰富，手工精良各类木属之作应用广泛，数量亦多，呈现出多彩的风貌。除广泛应用于筑构件寺庙民宅木构架的“大木作”、建筑装饰、木制家具的“小木作”、神龛之外，神像雕刻，信仰祭祀用器，善书版印等木作雕造亦多精品。早期渡海来台的大陆先民，不仅带来了不同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随着来台定居的人数增加对家乡的宗教信仰、祖先崇拜及对故乡的思念，建筑了许多庙宇以及模仿家乡的庭园建筑，从而漳，泉、潮，汕等地的木雕匠师也纷纷渡海来台，将传统木雕工艺带入了台湾。
台湾传统木雕发展。早年间以安平，台南，鹿港、丰原、通霄、大溪，万华，罗东、马公等地为根源，所用木料也多以樟、楠、肖楠，桧、杉榉，黑檀等制作的木雕文物最为著名，曾经人才辈出，繁华一时。鹿港北港台南台北和台中这些地区均具悠久的开发史，加上宗教活动频繁，寺庙兴建兴盛，从寺庙的建筑与装饰。神像的雕刻，家具及宗教的法器等，都促使传统木雕工艺得以蓬勃发展。
鹿港自古以来即是传统木雕业的重镇，不论是寺庙建筑。神像雕刻 家具及宗教法器，都是鹿港盛行的传统木雕工艺产业。历经百年的发展，在鹿港随处可见木雕工作室，制作神案，佛具的店铺林立。近代当地知名的木雕刻业，以李氏家族较为重要，其中李松林、李焕美可为代表。李氏的先祖李克鸠，自道光年间从泉州来台。参加鹿港龙山寺的重修工程，从此开始家传的木雕业。李松林参与的木刻工作，遍布知名的寺庙与宅第，获颁薪传奖，并被遴选为第一届民族艺师。另外，较年轻的施振洋，原是跟随父亲学习大木作，其父亲是台湾中部的大木名师施坤玉，后来转作小木凿花，活跃于当地的寺庙修建，同获薪传奖。吴清坡与施至辉两位薪传奖得主，都是鹿港地区的神像雕刻家，且是继承祖传事业有成的艺师。鹿港木雕工艺大多来自泉州，着重于刀法的细致与考究，并在妆佛表现上注重漆线，纹饰和上色的功夫。彰化市与鹿港同是早期文明开化的地区，宗教木雕业也相当蓬勃，不过当地最有特色的木雕，除了佛像雕刻之外，布袋戏偶的雕刻也名司全台，最具老字号的是巧成真店主徐炳垣 除了过去传统古典布袋戏偶的制作之外，电视中大型的金光布袋戏偶多出自他的巧手。
北港古名笨港，木雕工艺的发展与鹿港极为类似，也是开化较早宗教活动兴盛的地区，因而传统木雕业亦相当兴盛，从早期所见的寺庙雕刻中，便可以看到过去匠师的精心杰作。但由于北港的航运衰退，云林县整体的农业没落，使得北港逐渐失去影响和地位也连带使传统文化事业不受青睐。实际上北港虽受到现代工商业的冲击但尚未失去传统的古朴之风，仍然保有许多古老的行业，只是要如何延续其传承，并重新开创文化产业，以获传统木雕业的生机，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目前云林县境内的传统不雕业，除了北港地区之外在交通便利的斗六、斗南一带。也有出现提供当地民间对木雕的需求。
台南古都的传统木雕业，大多以佛像雕刻为主，且都是祖传的技艺。木雕师傅蔡金永祖籍泉州，到他已经是传世的第四代，家族从业超过120年，其作品表现及技艺功力，深深享誉府城佛雕业界。另外，林亨琛的家传神雕，也是称绝于台南古都，并且广收子弟传授技艺，所以在当地桃李满天下。林亨琛身后的技艺，除由林利灯，林利雄，林利铭继承之外，另一入室弟子陈朝清也继承了林家先祖的衣钵，继续传承着府城的木雕技艺。
相对于中南部鼎盛的传统木雕业，日据初期在北部板桥，中和和三峡一带，也有着传统木雕工艺的制作，其中最具盛名者便是陈应彬。其擅长大木工程，也精通小木刻花，就台湾寺庙建筑史来说，其主持的大木作工程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于小木刻花的技艺，虽不及大木作来得知名，但也有其重要的传承与发展。曾经追随陈应彬习艺，后来又将小木刻花技艺发扬者，即是获薪传奖的黄龟理，并获选为第一届民族艺师。北部的传统木雕发展，除了有漳州木雕工艺传承的渊源外，伴随台北逐渐成为政经中心，也汇集来自各地的木雕匠师，使得木雕有着更为鲜活的发展。在今天艋胛龙山寺的附近，聚集早期匠师的弟子和后裔，再往外围发展，更扩及台北县的各乡镇带，均可以见到传统的木雕事业，使得台北县市成为新兴的传统木雕重地。
台湾中部的传统木雕发展，是以台中盆地和南投为主，并扩及丰原一带，其中又以木雕名师陈正气为代表，他与鹿港李松林，台北黄龟理等人齐名，弟子遍布中部传统木雕业。
苗栗县三义乡是一个山城，山多田少，地势高。土质属酸性高度的粘土，适合茶树和樟木生长。而樟木习性根浅而阔，白蚁尤喜根部营巢而生，白蚁虽小但经年累月的蠹蚀，樟木头不知不觉中成为具有天然美的艺术品，且樟木带有馥郁迷人的香气，人人喜爱，只要稍加磨光即成为天然美的屏风或各种室内装饰的艺术品。由于三义蕴藏丰富的樟木，也为木雕选材提供了极佳的选材。早在清乾隆年间，三义就遍布着茂密的樟树林，直到清道光年间，才有闽粤先民来到这里开垦。最初的农业生产活动仅仅为提炼樟脑油，但砍伐后的樟树根，经年累月，风吹雨打和虫蚀下，一件件自然生成的艺术品也就产生了，很多樟树根只需稍微加工即可当做家具及器具。然而三义木雕工艺的蓬勃远非是在清代，究其根源要追寻到日据时期。
1918年，日据下的台湾，三义乡民吴进宝在开发山坡地时，无意中发现遍野都是樟木的枯树头，因久经白蚁蠹蚀，风雨侵袭，而形成天然奇形怪状的枯木，形状极怪异美丽，因而取回再加人工修饰稍加磨光，加工，涂上漆既成为家庭装饰物品。日人江崎(曰语音)的弟弟发现其装饰品极有艺术价值，视为珍品，遂与其研究如何美化，加工，制成成品，进而大量加工生产，营业，贩卖。不久江崎弟弟进入电信局服务，而雕刻事业改由江崎本人继续营业。日据时期，樟木属禁采管制品，不可任意砍伐、采集，因吴运宝违反日人统治法律获刑，而江崎因日人身份而未受刑。吴妻散尽所有产业为其夫吴进宝赎罪，返回时管区日人再度与吴进宝合伙，恢复其业，共同与日殖民当局樟脑管理局购买大量废材，加工，雕刻，而成立“东达物产”从事雕刻事业，当时产品一般均是取之于自然，遵其天然形状加工塑成天然奇木。而另 些则经过修饰、加工，或为观赏或为家具，从而导致木雕业大兴，大量外销，驰名岛内外，由此木雕俨然成为三义的代名词。此后受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影响，工人被征调从军，三义木雕业一度几告中断。
1945年台湾光复后，吴进宝之子吴罗松为提升三义雕刻产业水准，以重金礼聘福州后师林永金等四人到三义传授雕刻技艺。此后三义雕刻在安定中求进步，进步中求繁荣，不断研习雕刻技术的改良，生产方式的改进。进入上世纪60年代，由于社会安定，三义雕刻产业纷纷从副业、家庭加工而转型成小型工厂和企业化经营，小型工厂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此时的雕刻产业也开始以生产家具、日用器物及仿古董作品为主，当时的产品大都被在台美军所购买，产品大量产销美国。60、70年代，由于国际经济的稳定、繁荣，国际购买力大增，供不应求，可说是三义雕刻的巅峰时期，此时三义雕刻品大都外销日本。这股经济潮流给三义乡带来财富与繁荣，据记载当时大约170余家专营雕刻生意，经常有外地客到三义采购，内外销都有，雕刻品驰名中外，无形中已成一个雕刻品的专业区，雕刻产品也由纯艺术性的产品。发展成家具雕刻及日常用品雕刻而广泛的应用。上世纪80年代，随着高速公路三义交流道通车后，经省道尖丰公路胜兴、水美一带，基于地利的关系，雕刻市场由原来广盛村移至水美，形成水美街木雕艺品店林立，外县市从事木雕业者也汇集至三义，从而更加促进三义术雕业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台湾经济的腾飞，也拉动木雕业在岛内的销售，将乡土庶民美感转化成奇木巧雕的创作风也由此拉启。近十余年来，更具创作自觉的木雕业者与成立于1995年的木雕博物馆相互协力，使三义木雕逐渐呈现出更为精炼、具创造性，且具备了当代艺术的认知型美感形式。在传承上每年一度的台湾区木雕艺术创作比赛，专题讲座与木雕艺术创作者现场观摩活动，薪传讲座、与木雕巡回展出等，也带动着三义木雕艺术创作朝向新世纪全民生活艺术境界。
三义这个偏处中部苗栗山区的小城，在短短百余年间从樟脑到木雕产业的开发史中，留下各种历史必然与偶然事件交错机遇的积淀，记录着台湾文化由物质面到精神面的过程，也为台湾木雕发展史提供了一种朴素耕耘又多样演变的观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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