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化的代称是这个国家刚刚建立的时候，都叫“同志”。需要的时候再加上前面的定语。可加上职业：解放军同志、服务员同志、司机同志。可标明性别：男同志、女同志、妇女同志们，后面的全称常在开会时用。可表明老幼：老同志、小同志。老同志一般有专指，指资历较老的老干部，小同志一般也不乱用，大多从老资格的革命家们的口中说出，有另一种亲切。
我知道后来两种人不能叫“同志”，一是右派，大多直呼其名，但也有例外，叫先生。上中学时，学校里当了右派的老师，不叫老师，就叫先生。在那时，大概以此表明这个人与旧社会有某种关系，叫起来也就有了回到旧社会的感觉。我读初中时，一个刚从大学分到学校的历史老师，高高瘦瘦的年轻人，学校让我们叫他“何先生”，听起来好像他是“五四运动”中的一员，因为他第一课就讲“五四运动”。不能叫同志的第二类人是犯人，犯人不能把管教人员喊成同志。我一个同学，“文革”中蹲了两年班房，他告诉我在里边称管教为“政府”。见了面喊：“报告政府!”听完训说：“谢谢政府!”牢房里“张政府”和“李政府”地叫，现在回想起来这叫法的毛病不小。好像现在不能这样叫了。“文革”期间，阶级觉悟都高，不仅犯人不准乱叫同志，大街上陌生人打招呼，也不轻易叫同志，叫师傅的多，显得客气，又不涉及立场。当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听见一些口号，总是弄不明白。比方说伟大领袖说“敢把皇帝拉下马”，我就没想明白：“早没有皇帝了啊?要有的话，皇帝是……”后来又说，要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我也没想明白：“睡在身边的只能是老婆，怎么会是个男人呢?”后来才知道，皇帝是代称，专指另一位领导，赫鲁晓夫也是代称，与睡觉没有关系。“文革”时期是个代称漫天飞的年代，各类代称可以成立一个研究所来专题研究。比方说领导层的就有：黑帮分子、黑线人物、走资派、三结合对象、军代表、工宣队……说群众的有：红五类、黑五类、保皇派、可教子女、摘帽右派、三种人、变色龙、小爬虫……说事情的有：三支两军、大串联、二月逆流、九一三事件、五一六通知……就连报刊上发表文章的大笔杆们也不用真名实姓：梁效、石一歌、齐卫东之流满天飞，明白者知道是在抬轿吹喇叭，老百姓不知道是哪个文人坏了良心。我想，还是趁经历过这场浩劫的人还活着，把这些代称后的事情弄明白，否则，再过些年头，这些代称所标示的“文革”会成为一个历史大迷宫。不是我多虑，最近关于梁效的说法，关于石一歌的说法，都让人惊讶；而一些出自年轻学者之手的文章，文风酷似“文革”中红卫兵小报文章，又让人愕然。
走出“文革”阴影，中国人的代称也有了很大改变，更生动，更世俗，也更多样了。
男人先是不叫同志叫先生了，先生变成老板，老板变成老总，老总成了款爷，这是以金钱为坐标。女人不再叫女同志了，大点的叫大姐，能干点的叫女强人，女强人变成富婆，富婆是指她的钱多，不是岁数大；岁数小的叫小姐，小姐和大款在一起叫小蜜，有的小姐让警察请进局子，于是小姐成了另类代称。除了以钱为坐标，还有事业和行业代称、集团代称也都流行起来，电视人、广告人、四通人、联想人、股民、网民、网虫、穴头、枪手……每种代称里，都有着新人类的新故事。
中国人真智慧，能用最简洁的代称，点染出世事沧桑、风云际会。这是中国文字丰富表现力的证明。就连那些已经成了别国公民或拿上他国护照者，开口也不说自己是“某某国的华裔”，而是说“我有颗中国心”。这样的代称：“中国心”，多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