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德固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林德恩(Eric Baden)先生一大早就匆忙赶到厦门。德固赛是世界上最大的特种化工公司。林德恩是来参加9月8日开幕的第十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下简称“洽谈会”)。
除了以往的与企业之间沟通洽谈,林德恩这次参加洽谈会还多了一个目的：探风――与中国政府的官员交流,了解中国未来外资政策的方向是否会发生改变。
“已经听到一些风声,但不知道要刮什么风。”林德恩说。
和林德恩怀有一样心思的外资企业老板很多,这让此次的洽谈会比往届更多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意味。
连续15年,中国是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曾经,中国对于外资的欢迎几乎不考虑任何代价。但现在,这种态度正悄悄发生变化。从审慎,说“不”,甚至提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国内对于外资的反思甚至开打狂热的口水战。
这天,洽谈会并没有正式开幕,可外资企业已经积极跑动起来,他们拜访官员,参加酒会,与官员在进餐和会议茶歇间密切交谈,从晚上6点半到9点多的晚宴期间碰杯,交换名片……
在一些外资老板聚集的地方,可以听到他们更热衷于讨论外资政策的问题。他们感到担忧：“我觉得不安,因为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非常非常担心,我们的投资计划怎么定呢？”……
9月7日,一个关于WTO贸易便利化的研讨会已经结束,但瑞典ABB(中国)、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等外企高层们迟迟不走,围着商务部和海关的官员,问这问那。“我们比较担心呐。中国提高国产化率究竟多少比例决定着我们的投资计划,在中国投资我们需要进行赢利性分析,但是这个并不清楚。”
商务部的官员说：“放心,我们的外资政策是持续稳定的……”
风向之变
“对外资的争论是有其逻辑背景的,这是从去年开始的”改革争论“又改变成了另一种方式,部分保守派担心中国的市场经济走得太远。”中欧WTO贸易政策项目首席专家李仲周称。
“我并不认为中国正在对外资关上大门,事实上,我们所接触到的中国商务部官员一直坚持对我们说,中国将会继续保持对外资放开的政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高级经济学家Ken Davies在回复本报的邮件中称。
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对于外资的政策产生了很大争议,而这些争议在今年三月的两会期间得以公开。
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的一份提案指出,“跨国并购会使被并购国的经济受到很大冲击、甚至威胁到经济安全”。全国政协委员、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德水也呼吁,要“谨慎对待垄断性跨国并购”。同时,两会的小组讨论上也传出“警惕跨国并购蚕食中国自主品牌”、“防止外资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等言论。
“发改委比较保守,商务部则相对激进。”日本一知名商社人士评价。
一些大型外资并购已经停滞,最典型的包括凯雷收购徐工案。
在凯雷拟斥资3.75亿美元,收购徐工机械公司85%的股权之后,同行的三一重工的执行总裁向文波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外资并购徐工不利于民族工业发展的文章,将外资并购和产业安全的争议引向白热化。
7月,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就凯雷并购徐工案相继召开听证会,国资委也对转让过程中的程序和价格进行内部讨论。表明了监管机构“更加谨慎”的态度。
“一些行业纷纷以经济安全为借口,反对外资进入,这个风很不正常。徐工包袱很重,经营困难,如果反对外资,就只好等着亏下去了。”商务部世贸司长李仲周称。
但智囊机构提出了相反的意见。
“徐工大家认为是工程机械,与国家安全关系不大,但是它提供了中国整个建筑机构行业的技术研发平台。在中国许多产业里,一旦这个平台没有了,其他的零部件、技术开发就失去了载体,所以我们要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室主任赵英说。
外资对产业安全的“威胁”已经引起最高决策层的注意。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洛阳轴承集团有限公司的重组做出批示：“了解情况、提出意见。”
8月2日,国务院调研组包括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法制办、国资委、商务部、国防科工委一行7人进驻洛轴。
8月1日到5日,国家发改委 “第29期发展改革研究班”在北戴河举行,产业经济安全成为六大议题之一。“跨国公司是否会在中国某些行业形成垄断局面,由此带来的产业安全问题必须引起警惕”的问题引起了高度关注。
期间,国家发改委完成的中国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中也强调,要“加强对外资并购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行业重点企业的审查和监管,确保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战略行业、重点企业的控制力和发展主导权”。
在金融领域,国内银行改制过程中引入了战略投资者,引发对这些银行“被贱卖”的质疑。广东发展银行的重组在历经一年多,在几方反复提交标书后,至今未获批准。
同时,中国已经进入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最后阶段之时,在新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新规里,也对外资拓展业务等提出了新的规范政策。
8月8日,商务部、国资委等六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赋予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撤销并购行为或修改并购方案的权力。这一规定于9月8日正式生效。
商务部官员透露,下一步将结合国家《产业指导目录》和《外商投资指导目录》,规定哪些是“重点产业”,哪些需要审查和举行听证。
在零售业中,据称,新的城市商业网点规划中,将确定的内容对外资零售业的扩张进行某种限制。
今年年初,商务部和证监会等五部委颁布《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随着近期国内市场全流通改革的逐步完成,开始有人担心,外国投资者通过股票二级市场以要约收购、敌意收购等方式来的并购中国上市公司,将会成为一种重要发展趋势,并开始向有关部门反映。
“有些部委的人写文章说中国服务业落后,是因为外资太多,冲击太大,我说,恰恰相反,是因为外资进入的还不够。没有给中国企业压力下的竞争动力。”李仲周称。
“我们也可以理解,中国政府希望自己的企业做强,希望吸引有助于中国发展的外资企业,但在政策上要有透明度,政府部门之间不要打架。”在厦门参加洽谈会的一位外企高管称。
除政府机构所要考虑的经济安全,因担心外资并购行业龙头企业而导致垄断,行业内的同行企业以“民族品牌面临危机”为由开始游说,要求保护。
8月29日,6家炊具企业紧急聚首北京,联合对外发布了集体反对苏泊尔(行情,论坛)并购案的紧急声明。称一旦这种垄断抽血式的并购成为事实,目前行业良性竞争格局将变为以价格战、广告战等先导的恶性竞争,许多企业破产倒闭,将造成大量员工失业。据称,这个联合声明除向中国五金制品协会递交外,还将通过正式渠道向负责反垄断审查的国家主管部门上报。
反思外资
在这场对于外资重新认识的争论中,同行业企业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战,官员们为可能的政治后果担心,经济学家开始对那些不能带来技术的外商投资的有用性产生争议。
“如果从爱国主义看问题,会掺杂别的目的,其合理性好像说不明白,只是一种情绪。”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
8月28日,美国新任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在访华期间也提到了将“密切关注中国近来抬头的经济民族主义”。
“在反思外资的社会潮流中,我们需要防止从外资崇拜的幼稚狂热跳到另一个极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说,“禁止外商投资类产业的清单管得太多,结果就是什么都管不好。我们反思外资作用的目的不是关闭中国市场,而是为了纠正注定不可持续的偏颇的招商引资方式。”
日本前经产省官员津上俊哉对记者说,外资并购等于恶意并购吗？一些“妖魔化外资”的言论令人不安。如果外需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现在中国开始对引进外资,促进外贸发展等态度有所转变,这种态度如果是一个趋势的话,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和发展的动力可能会出问题。
“根据推测就对外资并购予以否决甚至动辄就抛出‘恶意并购’,反而会带来不良后果,起码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投资者(不仅是外商)对我国法律政策权威性和稳定性的信心。”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马宇说。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是一个既缺资金又缺外汇的典型“双缺口”发展中经济。这个时候开始实行的“三免两减”等优惠的政策,是以多引进资金为目的,外资的所得税只有国内同类企业的一半。
从1994年开始,中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年年都出现双顺差,现在已经积累了全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而27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和高储蓄下,中国的资金也出现了相对富余。“资金已经不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因此,外资政策应该改为以吸引国内所没有、对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高新技术为主要目的。具体来讲,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和税收政策,取消现在对内外资企业实行差别待遇的政策,并代之以对不同技术标准的行业实行差别待遇的政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称。
9月4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建设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这个政策主要针对的是投机资本,进一步对外资在房地产中炒房等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个大背景是跟当下人民币升值压力以及热钱的流入有关系的。
从资本管制的角度来看,中国采取了宽出严进的政策,就是说对资本的流入采取严格限制政策,而对资本流出采取鼓励政策。
很明显,既然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对于外资,中国有了更多的“选择性”。
“量”变而非“质”变
9月7日,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及国务院18个部门负责人与84家跨国公司和中国美国商会等进行了一次座谈会,西门子、IBM、马士基、索尼等20家跨国公司代表发了言。长达一个上午的交流,基本是给引进外资政策方向定调,给外资发的信号,重申这个变化――不再注重“数量”,而是更注重“质量”。
吴仪称,仍需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加积极有效地吸收外资。
吴仪说,希望跨国公司将更多的高端制造环节和研发环节转移到中国；希望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其服务外包业务的主要承接地；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投资；希望外商投资企业和跨国公司积极参与扶贫济困、助学帮教、公益慈善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活动。
可以肯定,那些技术工艺落后,污染大的外资企业将不会再受到中国欢迎。更坏的结果是,将被遭到拒绝。
“提高外资质量不是‘堵’。我们说提高外资质量,就是说今后对外资的态度不是照收不误,高科技、高技术的外资企业才是受欢迎的。”李仲周称。
“‘提出’提高外资质量决不是要‘关门’,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持稳定的外资政策。但我们的确也到了调整引进外资结构的时间,需要根据中国发展阶段提高引进外资的水平。一部分外资企业的确对中国经济发做出了很多贡献,符合中国产业发展方向,但一些外资企业则是没有带来溢出效应的,反而破坏环境等,这样的情况是需要调整的,否则对做出贡献的外资企业也不公平。”商务部一官员称。
根据徐工凯雷之前签订的协议,如果政府没有在10月前批准这一交易,这一交易就会自行终止,如果真是这样,也许今年的10月倒真是一个试金石,也许从徐工凯雷案的命运,能够更清楚地看到政府政策会倒向哪一边。
（9月11日《经济观察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