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资紧缺生活艰难的岁月，“假领头”的发明，不仅体现了上海人的聪明与狡黠，还顾及了上海人的钱袋与体面。 大概是借用舞台戏剧中的术语，上海人也喜欢将身上的装束称为“行头”，衣服套数多自然也就容易“翻行头”了。俗话说：“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在商品经济社会里，“衣装”尤为重要，难怪一些世俗之眼，可能不识你这人，但却识得你身上的服装品牌，或者从你的服饰上，能大致揣度你的类别来。 所以“只认衣衫不认人”，对于初识的双方来说，是很难避免的，也是很正常的。我们伟大的鲁迅先生就曾吃过衣衫的亏，因为他不太讲究穿着，终年总是朴素的长衫一袭。一次他应邀去和平饭店拜访一德国作家，当他跨进电梯，那位开电梯的“印度阿三”却迟迟无动于衷，起初鲁迅以为他还要等人，但过了多时仍不见动静，于是示意他，不料那位侍者也懒得开口，只是朝外面的另一方向努努嘴。鲁迅过去一看，是个楼梯，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可能是他觉得鲁迅这寒酸样似不配坐电梯。鲁迅也不计较，便爬上了六楼。等鲁迅谈完下楼时，德国作家谦恭地送上电梯并一路陪着下楼，那位看管电梯的“阿三”方觉此翁来头不小，面露尴尬歉愧之意。 当然，鲁迅先生是一代文豪，他有足够的底气，自然用不着衣衫来“壮色”。而我们一般的凡夫俗子，就免不了要借服饰来翻翻行头了。 上世纪70年代时，上海人“行头”翻得最“结棍”的就要数一只衬衫领头了。为此有些外地朋友时常纳闷，老是见上海人的衬衫不断翻新，方圆变幻，花花绿绿，不禁心生羡慕：“上海人真是又小开又小资啊！”殊不知上海人的衬衫，一天一个样，其实都只是一只“假领头”在变戏法也。所谓“假领头”，又称“节约领”，即利用一些的确良的零头布料，制成一种只有衬衫领子而无大片衣袖的衣饰，既节约了大块面料费用，又节省了制作以及清洗之成本，而且穿在绒线衫或卫生衫（过去一种针织的薄绒衫）之内，露出一只漂亮挺括的领子，衬衫的功能与神采丝毫不减，可谓一举数得也。 记得那时为了保证“假领头”的挺括有型，上海人在制作时还土法上马，刚开始限于材料的缺乏，只是用废纸盒的马粪纸衬入，新穿时果然硬挺异常，但一经搓洗，领子立马皱软不堪也。后有人又施巧计，将那时常用的120废旧胶片按领子大小剪下衬入，制出的领子就既挺括又不怕水洗了。不过时间久了也有毛病，就是胶片的边缘是个快口，穿洗多次之后，往往会率先将领边磨破，若不察觉，甚至还会有刮伤颈项肌肤之虞，这是始料所未及的。至于布店里后来有专用的领衬售卖，那大概已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了。 说到“假领头”，其实还有一件“服饰”与之异曲同工，那就是袖套。以前一些坐写字间的职员，考虑到袖口肘部老是与桌面接触，易脏又易磨损，于是就想起了戴上一副袖套以保护，也不失为一妙招。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刚参加工作时，办公室里的师傅们，不论是西装还是中山装，两手臂都戴着一副袖套，大家见怪不怪，几乎成了一时之尚。时过多年，现想来都感到未免滑稽了。 不过仔细想来，袖套也好，“假领头”也罢，都是体现了上海人的一种生活态度与智慧，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倒也算是“节俭主义者”的一种对“领袖”的爱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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