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第10期刊发了一组报道《您所不了解的新华社记者》，介绍了今天在不同领域辛勤耕耘的新华人，本期继续介绍一批历史上的新华社记者。下面这些记者也许有些您听说过，有些您还不太了解。让我们重温他们的历程、回顾他们的经验，把他们当作我们今天工作生活的镜鉴。 战斗在前线的记者华山 “一个新闻记者，要养成一种习惯，叫做：多管闲事，好管闲事。有事情，就往现场跑，往第一线跑，往出事的地方跑，到那里去调查研究。当然，到了现场，也未必什么都看到，什么都听到。所以还要嘴勤脚勤，跑跑问问，找目击者，找当事人，找知情者，找一切有关的人，可以提供线索的人。”说这话的人就是华山。 华山(1920-1985)，广西龙州人，原名杨华宁，1938年到延安，改名华山。小华山常会被军人养父带着见识一些革命的场面，因此童年的他就被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所折服，立志当一名红色宣传员来唤起民众。1936年，他开始自学木刻，写散文、小说、诗歌和杂文，半年多时间，就发表了4万多字、20幅漫画和木刻。此时，他已经成为一名随时可以写写画画的红色宣传员了。以刻刀作战斗武器使华山更进一步认识到宣传在整个战斗中的重要地位，了解到根据地人民的智慧和抗战热情，也学到很多知识和技能。1938年2月，华山进了延安吴堡西北青年训练班学习，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底进延安鲁艺美术系学习雕刻和木刻。后来，他又参加了鲁艺木刻工作团，前往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做群众工作，深入战地调查研究写通讯，最终把新闻报道当作了自己毕生的事业。 华山先后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冀热辽日报》《东北日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做记者或特派记者，写出了许多有历史价值的优秀作品。有抗日战争期间歌颂人民抗战的通讯《夜长纱不断》《战士的翅膀》等；有描写抗日战士跟敌人斗智斗勇的《窑洞阵地战》《碉堡线上》；还有描写败仗的《承德撤退》以及记录战争胜利形势的新闻特写《踏破辽河千里雪》《英雄的十月》等；还有歌颂抗日军民的电影《鸡毛信》。 新中国成立后，华山仍然活跃在各条战线上，写了反映抗美援朝斗争的《清川江畔》《万里纵横到处家》《炮兵连的光荣枪》；报道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童话的时代》《神河断流》《大戈壁之夜》等等；20世纪80年代中国打自卫反击战的时候华山已查出患肝硬化，但他还是带病上前线，写出了《战士嘱托的报告》。 华山认为“新闻通讯是事实。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而且是好多人做的，打仗更是严密得很，必须深入采访，深入发掘，深入到连队中去，深入到基层战斗人员中去，才能采访到手。”他发现新闻不是看一看战火纷飞就写得出来的，而是要访问很多人，比如当事者、目击者、知情人、搞情报的、配合作战的、打掩护的、搞后勤的等等。华山的战地通讯还非常善于从整个战局着眼，具体细致地描述战役的全过程，写出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使人既能看清战争的形势，又有很强的可读性。华山有很扎实的群众基础，把人民看作是最可爱最值得崇敬的人，和人民一道打人民战争，不怕苦，不怕累，因此其通讯语言平实生动，很有亲和力，人们都很爱看。 1984年国庆节后，华山的肝病转为肝癌，在广州病倒了。1985年春节，他的病情又突然恶化，在夫人红线女的帮助下，凭着口述录音，他还写了长篇散文《青青海罗杉》，自传性文字《我当记者》。1985年9月，华山病逝。遵照他的遗嘱，一部分骨灰撒在了山西省左权县麻田乡的清漳河里，那一带是他早期从事新闻工作的地方，也是他的战友何云等四十几位同志血染疆场的地方。现在有《华山文集》出版，他留下的优美的文字，闪光的篇章仍在褶褶生辉。 弃学归国抗战，青春在烈火中永存的仓夷 每当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或一种剧烈的社会变革，一个划时代的政治运动，一种强烈的时代思潮，必然会引导或者驱使一批青年走上新的道路。郑贻进回国所见美丽富饶的祖国，被日寇践踏得满目仓夷，遂改名为仓夷，以示痰恶如仇。仓夷带着青春的朝气，冒着枪林弹雨所写就的生动的历史实录，给后人留下了中华民族英勇抗击日寇的华美篇章。 仓夷，原名郑贻进，1921年出生在新加坡，祖籍福建福清市渔溪镇苏田村。他家庭贫苦，兄弟姐妹7人他为兄长。仓夷热爱读书，先后在新加坡光洋小学、华侨中学读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与其成绩优秀的女友，被同学戏称为“头名兄，二名嫂”。他受历代民族英雄人物事迹的熏陶，爱国爱民的思想开始形成，经常给家里人和学友们讲岳飞“精忠报国”、祖国山川名胜以及除恶扬善等故事，使听者获益匪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炮声，使年仅16岁，正在念初中二年级的仓夷震惊。1937年，仓夷告别父母弟妹和未婚妻朱秀金，与陈嘉庚的儿子陈元巽一起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参加抗日战争。仓夷几经辗转，由进步人士介绍，1937年末考人民族革命大学。1939年初，学习结业后，在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1940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中学生转变为革命军人。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先后担任《救国报》和“民族革命通讯社”记者、《晋察冀日报》和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记者、新华社特派记者。 仓夷在晋察冀总分社做记者，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常深入到“扫荡”第一线采访，和抗日军民战斗在―起，体验生活，收集第一手资料。他们背包去采访，到百姓家吃饭，没钱，只好把身边的盐巴拿一小块出来当饭钱。仓夷还参加晋察冀边区开办的爆破训练班，学习埋雷和爆炸技术。他曾机智勇敢地进行了一次火力侦察。1942年反扫荡时，转移到一个村子外，因无法判断村子里是否有敌人，大家不敢贸然进村，仓夷自告奋勇地去火力侦察。他在村外打了几枪，卧在高粱地里，村子里敌人纷纷朝他开火，枪声大作，高粱秆和叶子落得他满身都是，仓夷了解村里的敌情后，镇静地撤出，然后与战友们安全撤离。 他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时，写下了大量有血有肉、动人心魄的通讯和报道。他那一篇篇记叙翔实、脉络清晰的通讯为我们展示了抗战军民一幕幕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他记下了白洋淀雁翎队在芦苇荡里用鸟枪击毙敌人；记下了阜平五丈湾村民兵游击队长李勇在日寇交通补给线上大摆地雷阵，村外、室内、大街小巷都埋地雷，炸死几十个日寇，以及整个敌后根据地开展学习李勇的运动；记下了晋察冀边区的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等情况。 他的报道有的是一事一报，有的重大问题往往是连续报道组成系列，其中涉及李勇的报道就有9篇，有关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城南庄的报道就有5篇。 他写的《平原青纱帐战斗》《平原地道战》《幸福》《爆炸英雄李勇》和《反扫荡》等通讯和报告文学，极大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抗战斗志。1942年“五・一”反扫荡后，他采访了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最英勇的模范连队，写下了4万多字的报告文学《纪念连》。这篇作品在《晋察冀日报》上连载7天，延安《解放日报》也进行了转载。 仓夷是晋察冀边区最年轻、最优秀的新闻记者之一。抗战胜利后，他担任任新华社北平分社记者。1946年8月8日，仓夷奉命从张家口前往北平军调部，专程采访“平安镇”事件，飞机途径山西省大同时，被国民党当局无理扣留杀害，牺牲时年仅25岁。仓夷壮志未酬，以青春的生命，唱响了为正义呐喊的音符。 深入基层勇担道义的冯森龄 新闻失实原因很多，但是“重要的原因是记者采访缺乏调查研究，不是自己调查的第一手材料，而是第二手材料，甚至是第三手材料。记者采访要完全不用别人提供的材料也不可能，不能事事都调查，但最重要的、关键性的事实，必须力争掌握第一手材料。使用别人提供的材料，也要反复核实，这样就可以减少差错。 冯森龄(1920―1992)，笔名黄梅、多木，陕西省渭南人，出生于农民家庭，初中毕业。他于1938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6月在陕甘边区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起任《边区群众报》记者，延安解放日报社编辑、记者，群众日报社记者组长。冯森龄从担任延安县委宣传部干事、《边区群众报》记者开始记者生涯。 1944年冬天，他了解到县里选劳模弄虚作假，给《解放日报》写信揭发，受到县领导批评；他又把被批评的情况写长信向《解放日报》反映，副总编于光生亲自给县委写信，说“你们虽是模范县，但也不可能没有缺点，这不奇怪，通讯干事反映情况是对的，不应该批评他，而应该鼓励他反映真实情况。”冯森龄第一次感到坚持实事求是不容易。他第一次写内参遇到了阻力，也得到了鼓励。1945年，冯森龄调入延安解放日报社工作，为报纸写了几十篇文章，既有工作通讯《做农业税的经验》，又有破除迷信的通讯《红鞋女妖精》。他的前一篇通讯在《解放日报》刊登了将近一版，推动了税收工作的开展。后一篇通讯揭露了两个二流子相互勾结，把一只红鞋偷偷放在神案，装神弄鬼的罪行。作家桑夫将通讯改写成剧本，由延安县剧团排练后到乡下巡回演出，对破除迷信起了一定作用。 从1950年起，冯森龄先后担任新华社宁夏、甘肃、西藏、广西、陕西分社社长。在长期的分社领导岗位上，他勇于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以身作则，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经常采访写稿，成为新华社一位有影响，有威信的分社领导人。1978年，冯森龄调到陕西分社以后，到延安采访，看到陕北革命老区，还有不少父老乡亲衣衫破烂，蓬头垢面，手持饭碗，沿街乞讨，他止不住热泪横流，心都碎了!他走访民政局，深入访问农家，看到农民普遍缺粮，缸里无米锅里空，吃糠咽菜。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反映革命圣地延安人民讨吃要饭，需要有足够的勇气，特别是分析原因更需要胆略。经过一个多月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夜以继日地伏案疾书，陆续写出《延安调查》《再访延安记事》等八篇内部材料，在党内引起极大的反响。一些中央领导同志是含着眼泪看完这些材料的。一些过去的老延安、当时的一些省市领导，看到这些材料，立即写信给党中央，要求提供援助。王任重亲自调查和冯森龄的调查结果完全相同，于是他写报告向国务院请求援助。从此出台了“支持老少边穷地区”的政策，使陕北地区的面貌得到改观。 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冯森龄深入陕南十几个县，先后写出了《三门峡库区采访札记》《陕西关中农村采访札记》《汉中地区水灾后目击记》《铜川调查》《陕西为什么要搞穷过渡》等十多篇用事实阐明观点，寓观点于材料之中的调查报告。其中有些为中央领导同志所批示，对当日肃清极左思想的影响，推动陕北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他平均每年写30多篇稿子。1984年，他采写的消息《陕北有煤海》以充实的内容与生动活泼的形式的完美统一，被评为1984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向他颁发了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一级证书。1984年，冯森龄因其“在新华社的建设事业中付出辛勤的劳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新华社社长穆青的通令嘉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冯森龄以对党、对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高度忘我，极其负责的态度，踏实工作，坚持党性原则，艰苦奋斗，为党的事业、为新华社的宣传报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获此荣誉当之无愧。 冯森龄认为“要搞调查研究就要眼睛向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下水才能捉到活鱼。水平再高，不下去也是不行的。”他说，新闻失实原因很多，但是“重要的原因是记者采访缺乏调查研究，不是自己调查的第一手材料，而是第二手材料，甚至是第三手材料。记者采访要完全不用别人提供的材料也不可能，不能事事都调查，但最重要的、关键性的事实，必须力争掌握第一手材料。使用别人提供的材料，也要反复核实，这样就可以减少差错。” 蒋元椿：战地记者与国际评论家 一位优秀的国际评论家首先要具备广博的知识和视野；其次需要熟悉基本的对外政策和对所论事物的具体政策，并用以衡量自己的论点是否符合政策，表述也要适当，需要把握情况的变化以及情况变化时政策的细微不同；第三，应具有优秀的驾驭文字的能力，善于简洁而生动地表述自己的思想；最后，国际评论要求短、快、新，下笔如有神、一挥而就，但在细节上绝对不能马虎。 1920年10月8日，蒋元椿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普通家庭，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哥哥。1937年，蒋元椿在上海考入民立中学高中。当时救亡运动正高涨，他做了该校出版的以救亡为内容的铅印小报《苦干》的编辑工作，成为他新闻工作的发轫。1939年，蒋元椿受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影响，读完高二就去了浙江丽水的政治工作队工作，194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6月，他服从党的安排，在丽水《民生日报》做了几个月的校对。1946年，中原部队成立民主建国大学，蒋元椿在民大读新闻系，开始新的征程。 1946年，随着中原突围的进行，蒋元椿被调到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参加军区报纸的编辑工作。1947年，新华社成立华东前线总分社(后改为三野总分社)，蒋元椿被调入总分社工作。那时，他们晚上行军、天亮宿营、中午起床、下午工作，生活很艰苦。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他曾到三野十纵队、二野十二纵队工作过、也在舟山前线工作过。1947年，新华书店从大连运了一批书籍到山东，其中有一本是《露和(俄日)辞典》。当时的宣传部长把这本书买下来交给蒋元椿保管，他在工作间隙经常阅读这本字典，几年的时间，他已经系统地掌握了俄文的语法，为在解放后从事国际新闻工作奠定了基础。 1950年，蒋元椿从三野总分社调入北京新华总社，先在军事组工作，后调入国际部东方组，开始了他的国际新闻工作。1951年7月，因为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他被调去进行谈判报道，担任处理此类及相关问题报道组组长。他后来回忆：“在这期间，我几乎每天早上九点就来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三四点回去睡觉。常常到晚上十点钟左右，吴冷西同志就传来周恩来总理看了当天新闻以后的意见和关于报道的指示。”他撰写评论快，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写出一篇稿子来，而国际新闻、尤其是当时有关谈判的新闻，最需要的就是“快”。朝鲜停战谈判报道使他爱上了国际新闻报道工作。蒋元椿有个笔名“江南”，在抗美援朝时期，尤其在1953年6月到9月之间，他用这个笔名发表了大量的国际评论。1954年，蒋元椿参加了日内瓦会议，负责会议新闻。休会期间，他访问了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 蒋元椿认为国际评论有多种形式，如社论、观察家评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署名文章、记者述评、随笔、札记等。按照对象和内容的不同，他把国际评论分为分析性评论、阐述性评论、论战性评论、表态性评论四种。他认为要写好国际评论，首先需要深入调查研究，对所要评论的国际事件有深入的了解，并能进行符合实际的分析。一位优秀的国际评论家首先要具备广博的知识和视野；其次需要熟悉基本的对外政策和对所论事物的具体政策，并用以衡量自己的论点是否符合政策，表述也要适当，需要把握情况的变化以及情况变化时政策的细微不同；再次，应具有优秀的驾驭文字的能力，善于简洁而生动地表述自己的思想；最后，国际评论要求短、快、新，下笔如有神、一挥而就，但在细节上绝对不能马虎。《在张伯伦的道路上》就是其代表作，全文清晰、论点明确、篇幅不长、也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当时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谬论批得体无完肤。周总理曾对这篇文章给出很高的评价：“这篇评论写得好，就是收尾有些弱，扣掉1分，打99分。” 蒋元椿是我国新闻战线上一位杰出的国际评论家、记者，他擅长通讯、散文和国际评论，其中以国际评论最为见长，无论是对中国的新闻事业、还是对中国的外交事业，他都功载史册。 (作者是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新闻人物研究所所长，中国新闻史学会特约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