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指挥家作曲家 [建筑师不仅要做指挥家,还要做作曲家]

  D&A:建筑规划设计是一个集体性活动,很像乐团演奏。在您看来,这个“规划乐团”是如何进行职能分工的?   RH:思考这一问题时,我们不能忽略一个要点:建筑师的首要工作是为乐队书写乐谱。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通病,人们往往只是关注乐队指挥是谁。事实上,真正重要的是音乐本身,即只能由建筑师提供的创造性劳动――我想,大家都会赞同这一观点。
  因此,乐队指挥必须与音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可以想象,从事设计工作的建筑师可以扮演这一角色。无论是谁,这个人必须能够真正判断一首“音乐作品”的优劣。以音乐为例,我们可以很容易认识到,拿指挥棒的那个人与负责乐团财政的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如果指挥家同时监管预算,音乐会变得难以识别,除非乐手们有着极高的天赋,能够超越那个糟糕,不称职的指挥。
  
  D&A:在设计环保建筑方面,“音乐家们”需要具备哪些技能?
  RH:必要技能与音乐方面的要求十分类似:你必须能够真正善于倾听,了解自己的能力和不足,同时还要了解乐队的其他成员。满足了这些条件,大家才能一起提供高质量的演出。我们永远不应忘记,设计和技术规划分工的历史很短。最初,设计一栋建筑所需的全部知识完全储存在一个人的脑海之中――即建筑师或工头。今天,这些知识被分散在几个不同的脑海中,因此他们必须密切配合,就好像根本没有分工一样。我们可能犯的最大错误是混淆不同学科的工序时间。通常,首先进行的是设计,技术应用稍后进行。这与建筑行业传统规划程序相差甚远。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质疑不同工序是否可以同步进行,我认为是可能的。随着建筑技术不断趋向多元化和复杂化,规划设计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它要求实现变革,既包括规划者的能力,也包括他们对自己角色的界定。
  
  D&A:您是克莱姆斯多瑙大学(Danube University Krems)建筑与工程系主任。您如何向学生讲述规划程序?您希望让他们掌握哪些技能?
  RH:我不教低年级学生,只带研究生。实际规划程序是我们最基本的教学内容。
  我们教学的特色之一是:我们在同一个班中培训建筑师和工程师。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对建筑师实施“再教育”,让他们成为工程师,或者对工程师实施类似教育。我们希望增强学生各自专业的技能,让他们理解自己所属领域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因为只有共同的基础语言和对他人能力的理解才能让不同领域的人相互尊重,建立相互倾听的基础。在学位课程开始时,一组学生赋予另外一组学生的特征通常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日常规划过程中的人物品质:建筑师是唯美主义者,不注重现实,而工程师则是美感的破坏者。这些角色模型并不是我们学生发明的,但是他们的工作经历强化了对这些角色的理解。作为大学,我们的职责是调查分析这些经验的发生情况。
  
  D&A:在改造旧建筑和建造新建筑方面,你们是否需要不同的技能和专业知识?
  RH:我想,两种情况需要的基本认识极为相似。重要的是,要认真思考两个不同的主题领域:首先,一个建筑师赋予一座新建筑的文化涵义或者改造一座旧建筑时他必须能够理解的文化涵义。其次,他能提供的功能方案。【P104】旧建筑改造和新建建筑之间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建筑师的能力或知识,而在于如何运用自己的能力或知识。例如,改造一座旧建筑时,应该更侧重建筑的文化和历史重要性,并考虑这样的决策:一座具体建筑或建筑部件的重要性是什么?它对总体环境是否重要?它是否没有具体的关联性,是否需要重新设计?是否没有必要重新设计,应该完全替换?改建项目的建筑师必须负责制定这些决策,向开发商提供合理化建议。
  现有建筑部件是否可以与当前要求和谐相处这一问题是建筑未来利用的第一步。最近,我们正在讨论一个项目,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拆除还是改建一栋保险公司建筑。保险公司的工作程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你考虑到现在的业务交易是通过电子方式完成的,顾客无需进入现金办公室便可拿到钱。于是,很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对一栋现有建筑实现“转化”利用的想法已不再可能。按照我们刚才的讨论,最后的结果就是决定建造一栋新建筑。但是,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因为这栋建筑的部件还很好,很值得保留使用。此时,建筑师必须确保新建建筑提供的质量标准至少与原建筑相同。
  即使在设计一栋新建筑时,仍有必要了解建筑的背景信息。在培训过程中,我们特别重视教育学生要从各个方面“敏锐感受建筑环境”。当然,在设计一栋新建建筑时,建筑师的自由度要大得多。我认为这是改造和新建的最大区别,尽管从原则上来说两者极为相似。
  
  D&A:在您看来,如果我们将来以不同方式进行建筑规划,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RH:我认为,只是因为气候变化我们就必须建造环保建筑的说法仍然令人费解。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一问题的直接经验。对于个人来说,目前的气候变化几乎是感受不到的。相反,我们常常谈论天气:“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变化;今年又是一个清凉之夏。” 所以,气候变化很难演变为情绪波动。众所周知,情绪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行动。每个人的“头脑”都知道气候在变化,但是没有“真实”感受到。这使气候变化观点难以让人接受。
  现在,我在另外一个领域发现了更多机会: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未能设计一个可以代表可持续性价值和投资的建筑。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公众认识突然发生了进步,因为很多人在房产市场蒙受了损失。我们的目标是,必须重建市场,让人们对房地产及其持续价值重新树立信心。这样,我们才会有机会规划可持续建筑,并保持它们的价值。将来,建筑业不再可能三年之内便可获得高额回报。但是,我们的确可以保证――这对房地产业也更为合理――如果一栋建筑是按高标准建造的,它便是一笔长期性财富。看看股票交易所的当前状况,你就会明白没有什么比房地产更能保值增值。我们应该也必须抓住房地产市场的这一机会,向世人证明建筑也可以有持续价值――前提是,他们必须是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
  
  D&A:目前的变化速度和提供优良回报的压力是否是很多建筑单纯以投机作为建设动机的原因?
  RH:投资者甚至不知道将来由谁来使用这些建筑,无法确定一年内是否可以为它们找到一名用户。这正是我们的文化现状。对于房地产来说,获取短期回报率的义务已经十分陌生。当然,当人们在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完全蒸发,企业被迫破产清算,这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影响。不过,这些经验似乎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清晰地展示矛盾。但是,我认为,我们目前经历的这种状况可以导致一种典型变化。我们可能还需要2-3次金融风暴,人们才能彻底接受这一思想:这可以赋予建筑一种全新的意义,例如提供一种可靠价值,无论周围环境如何变化,它们都具有一定的保值作用。
  如果发生这种结果,或许我们可以增加一点用于规划的时间。目前,我认为最大的障碍是,规划总是在压力之下进行的,根本决策只能在这个阶段才能制定。对规划来说,金融和时间压力的作用是完全消极的。
  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建筑培训:而且,增加的时间压力是完全消极的。如果我们返回最初讨论的观点――即将规划比喻为乐队演奏――并假设建筑师必须兼任作曲家和乐队指挥的双重身份,显然我们必须给学生一定的学习时间,不能只是将他们培养为“快速制图员”。
  
  D&A:您是否认为与目前建筑方式有关的标准、规定和基准也是障碍?
  RH:我的确发现我们目前评估能耗效率的方式存在一个错误趋势。人们对建筑取暖需求进行了大量讨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这是我们实行改进的首选项。不幸的是,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使用较高的参考数值,例如每人的CO2排放量,对于环境可持续发展是有益的。如果被动节能住宅位于一个从未开发过的区域,这里的每个人拥有200平米的居住空间,这样做又有什么帮助呢?我还认为,我们的评估形势越来越复杂。新欧洲能源性能证书计划正在沿着正确的轨迹前进,它包含CO2排放和一次性能源要求等信息。以政治方式宣传这一观点比利用简单参考数值(例如,取暖要求)推广更加困难。但是,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在改造老建筑时,仅仅局限于取暖要求不会有所帮助。事实上,效果正好相反。
  
  D&A: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规划、建设和运行阶段之间的最佳联系?在这方面,用户起着什么作用,他又如何融入这一过程?
  RH:对我来说,规划是否针对一个已知用户这个问题比决定改造或新建要复杂得多。与终端用户建立联系所产生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如果我只与一个投资者打交道,我会为他设计一栋尽可能灵活、开放、功能丰富的建筑,并给他足够的改造自由,以满足他的个性化需求。如果我不这样做,用户就不会认可这栋建筑。一旦认可遭遇障碍,很有可能破坏建筑的可持续性质,用户不会对它特别珍惜。虽然建筑考虑了持续性,但是或多或少都被当成一个不受欢迎的“处置对象”。
  因此,即便我不知道最终用户是谁,仍然必须确保他可以与建筑对话,并依靠自己进行管理。他必须感到自己有能力改变环境――调整气候控制器,利用窗体等简单措施,独立调节遮阳帘,其他办公设备或家具。用户意见调查,例如住宅改造项目所做的用户调查,都是不明用户规划工作的良好信息来源。这些调查的目标是了解用户的真实需求,通常包括日常实际问题,例如储物空间太小,光照不足,隔音效果不好等。这些实地调查显示――英国有一些特别具有指导性的范例――用户的重要主观需求不一定是规划者所重点关注的。
  
  D&A:如何确保我们现在建造的建筑50年后还会被人喜欢?
  (我们怎么知道人们将来的建筑需求、重视和喜爱的内容?)
  RH:说实话,我们并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作为规划者,我们总是根据今天所了解的内容制定决策,即使知道可能出现失误,也会这样做。
  此外,就建筑来说,我们可以依赖两个相对公认的发现。其一,我们知道,全球CO2减排是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其次,我们生活在一个室内形式的社会中,建筑设计必须考虑这一因素。50年后仍然正常工作的建筑,必须确保居住者与外界的有效沟通。建筑不能再像过去一段时期那样,只是“短暂的居住空间”。现在,我们生命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在建筑内部度过的,50年后这一现象仍然不会改变。由于我们已经变成了室内生物,我们必须以新方式实现室内外空间和室内外气候的有机统一。彻底分离内外空间已不再可能继续下去,除大量能源成本以外,人们不喜欢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对身体健康也有害。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温度舒适,但远远不只这一点,还包括太阳辐射等内容:每个人都需要太阳辐射中的紫外线和近红外线,但是我们目前使用的玻璃窗将这些光线都留在了室外。将自然因素引入建筑内部环境的需求并非仅限于建筑设计,还适用于建筑环境:今天,创造优良的室外空间至少与设计美好的室内空间一样重要。
  
  D&A:为获得更好的规划效果和更加优质的建筑,立法、激励机制和总体政治框架需要实现哪些变化?
  RH:实施规划的激励机制之一便是提供更多机会。目前,很多细节监管过严,有的是出于历史原因。温度舒适标准便是一个实例,它直到最近才增加了一个因素,即人们并不喜欢全年和全天都置身于20℃这种恒定不变的温度下。与“适应性舒适”新规则和新标准类似,很多地区需要重新评估现有标准,确定它们是否继续有效。此外,我希望法规不再规定具体数据,不要再提供最小的细节,只需确定目标即可。至于目标如何实现,则属规划者的创造性工作。这意味着颠覆以前的做法――以前规定了太多具体步骤,但很少对结果进行检验。
  这种方法产生的逻辑后果也是一种不同于目前使用的建筑检验手段。首要地,它可以用于建筑监控:我们必须放弃建筑移交所用的传统形式,它们只评估了技术状态,但没有将最终用户考虑进去。相反,当建筑投入使用两年后,应该正式移交。此时,已经积累了足够信息,了解了建筑“系统”被用户的使用情况。这就是我对未来的认识。
  
  D&A:您提到了修改标准的必要性。日照问题怎么样?
  RH:目前,日照标准化仍处于初始阶段。我们使用的指标,例如日照系数,只是一些权宜手段。这是因为人们还没有普遍理解一个重点问题:从太阳辐射来看,我们生活的室内环境与室外环境完全不同,这对我们的身体非常有害。我们学院正在研制一种简单仪器,它可以让我们利用一个标准确定日照作用,它比日照系数能更好地解释日照产生的实际影响。作为一个基本指标,日照系数非常有用,但是它不能描述现实情况。首要地,它无法让我们判断实际光照是否达到了身体健康所需的程度。而且,目前标准规定的日照系数都是最小值,通常人们不会检查实际光照是否满足了这些标准。
  有时,一些公司咨询我们学校,问为什么他们的员工抱怨眼睛不适。当我们在现场测量光照强度之后,常常发现实测数据远远低于最低标准要求,尽管标准本身已经定的非常低。然而,人们对日照问题并不敏感。很多人只是在很久以后才注意到出了问题,因为他们的身体感到不适。
  
  D&A:我们是否还需要新的规划工具?
  RH:我认为,我们目前使用的工具基本够用。至于演示技术,我甚至希望减少使用,因为现在所做的演示通常比实际情况漂亮得多。有些承包商并没有经过评估训练,很容易被演示误导。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对于动态照明模拟技术,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这种模拟技术非常耗时,因为计算基于光线跟踪,这常常超出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寻找加快演示过程的方法将是未来的一个美好梦想。但是,人们可能会研发出新型评估方式。
  
  作者简介:Renate Hammer是奥地利克莱姆斯多瑙大学(Danube University Krems)建筑与工程系主任。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太阳能建筑、应用日照规划,以及建筑温度和气候优化。Renate Hammer曾在维也纳学习建筑与哲学,并获得太阳能建筑硕士学位。2009年,她获得维也纳技术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博士学位。

推荐访问:指挥家 要做 建筑师 建筑师不仅要做指挥家 还要做作曲家 美国指挥家作曲家 德国著名作曲家指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