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极大的冲击，特别是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进入“去杠杆化”的长周期，这些国家的储蓄率将逐步回升，而消费率可能进入下降渠道，对于中国而言，大幅收缩的国际市场使现存的出口导向模式难以平衡国内供求关系、消化过剩产能，扩大内需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长期战略。
关键词：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消费结构；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6-0054-03
一、 扩大内需的必要性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和动力源泉。过去30多年，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与投资保持了强劲的增长，而国内消费的潜力始终难以得到释放。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作用，居民消费贡献率明显偏低，外贸依存度明显偏高。从绝对量上看，我国居民消费增速并不低。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03年的5.25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12.5万亿元，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5.455 4万亿元人民币，扣除价格因素，比2009年实际增长14.8%。但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仍然较低，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06年的50%，从2007年的48.8%，进一步下降到2010年的47.4%，下降了14.9个百分点。这一增速也高于中国同期GDP增速，2010年我国GDP总量近40万亿元人民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占GDP的26%左右。这个比例不仅大大低于世界55%的平均水平，更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而同期我国外贸依存度则从改革开放之初的9.7%上升到超过6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1952年、1978年和2009年这三个时点上，我国投资率由22.2%上升到38.2%，再上升到47.5%。可以说消费需求相对不足是我国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处于调整之中，我国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极大的冲击，特别是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进入“去杠杆化”的长周期，这些国家的储蓄率将逐步回升，而消费率可能进入下降渠道，这将“倒逼”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降低储蓄率和提高消费率，由此将引发全球消费与投资需求格局的重大变化；对于中国而言，大幅收缩的国际市场使现存的出口导向模式难以平衡国内供求关系、消化过剩产能，扩大内需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长期战略。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至今犹在，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仍存各种变数，中国不得不逐步减少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挖掘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潜力，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
十二五时期是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发生潜在转变的重要五年，中国经济无论是短期恢复还是长期可持续发展，只能主要依靠内需。我国正在加速推进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惠及13亿人口，超过已经实现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总和，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壮举。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全球增长潜力最大的单一内部市场。立足于国内市场需求发展我国经济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扩大内需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
二、影响内需扩大的因素
（一）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
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消费率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而下降，随工业化、城市化任务的逐步完成而提高。投资率的变化则与之相反。特别是在重化工业阶段，投资率和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相对较高的特征更加明显。国际经验表明，这两项指标的峰值一般出现在重化工业阶段的末期。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重化工业化阶段，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2008年达到70.8%，达到历史的最高点，城镇化也进入加速发展时期，2010年，我国城市化率为47.5%，投资率上升符合工业化和城市化一般规律。
投资和消费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消费低，储蓄必然就高。2010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总额高达30万亿人民币，占当年GDP的比重高达75%。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高储蓄为高投资创造了条件，而且当内部消费不足时，高储蓄直接推动外向型产业投资的增加和净出口规模的扩大。由于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投资拉动。过高的投资对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所以，现阶段我国内需难以扩大，与经济发展阶段密不可分。
（二）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
一个国家是以内需为主，还是以外需为主，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重出口创汇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既与整个世界经济环境分不开的，也与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要求分不开。从国际来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使得大量贸易以中间投入品形式反复在国家间（海关）转移；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来促进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通过给予各种优惠和补贴，引导要素、资源流向出口部门。强调扩大内需，并不是要压缩外需，否定出口。而是要纠正长期以来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我国内外需失衡，出口依存度过高，其实质是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居民消费不足，使我国经济越来越走上为生产而生产的怪圈，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因此，十二五规划《建议》强调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三）收入分配的影响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条件。一定时期人们的消费不仅取决于即期收入，更取决于预期收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将直接影响消费。
国民收入有三部分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低于GDP和投资增速，GDP以年均10%速度增长，政府财政收入以年均20%速度增长，但工资占GDP的比例却在下降。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平均在12%~16%之间，而经济发达国家普遍都在54%~65%之间。职工的可支配收入少，使得居民消费倾向不稳定。财政部日前公布数据显示，2011年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74 286.29亿元，同比增长30.9%。由此测算，今年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一个客观事实是，在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9.6%的同时，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长只有7.6%。企业利润年均增长10.06%。居民收入跑不过GDP，而GDP跑不过财政收入。
中国经济长期处于一种失衡状态。在GDP的占比中，居民消费不到35%，投资和产出却占了65%，是典型的投资扩张型而内需严重不足的经济模式。这种投资扩张又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而政府在二次分配上的不合理，又进一步抑制了居民消费和内需扩大。
在二次分配中，政府的财政收入比重居高，行政开支比例占财政收入竟达26%，而日本只占不到3%，欧洲许多国家也不到4%。近年来中国GDP每年增长10%左右，但税收和行政开支的增长速度却是百分之二三十，地方政府还拥有数额庞大且缺乏监督的卖地款等预算外开支。根据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调研，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中国的实际收入差距要远大于统计显示的水平。居民收入水平低且预期的不稳定，是导致内需难以扩大的重要原因。
（四）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的影响
消费主要受消费水平、消费习惯、消费结构、收入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居民的消费结构呈梯度升级态势，从衣食到住行逐步升级换代。但每一次升级之前都要有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消费结构的这一变化特征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从20世纪80年代的轻纺、90年代的家电、到2000年以来的汽车和住房的转变，正是居民消费从衣食到耐用品再到住行的结构升级，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和主导产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处在以汽车、住房为主的阶段，部分高收入群体向以购买服务业产品为主的阶段转变，从重视生活水平的提高向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转变，从追求物质消费向追求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转变，人的消费除对物的消费外，人们对公共卫生、公共教育、环境保护和休闲旅游等方面的需求将会大大增加，环保、节能、保健、娱乐将成为消费新的热点，智能化、健美化、方便化、个性化、绿色化将成为人们的消费时尚。如果产业结构不能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那么，消费不振或滞后是必然的。目前受体制等多方面因素制约，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已经成为阻碍消费增长的重要原因。
三、扩内需、促消费的对策
国际经验证明，需求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有利于实现居民消费率的逐步提高，实现由外需为主向内需为主的转型。
(一) 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政府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中的责任。
目前我国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到4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15%。2000年―2007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下降8个百分点，政府和企业所占的比重分别提高5.2个和2.8个百分点。而近年来，人民币存款都处于负利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8年达到0.47。为此，应着力提高劳动收入，扩大消费水平。在当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背景下要扩大消费需求，必须提高两个比重，加大对企业违反劳动法行为的惩罚力度，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建立合理规范的工资递增机制。增加居民的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尤其是中低阶层的收入，这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途径。
既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分好。为此，应纠正“强资本、弱劳动”的分配制度，改变资本所得上升、劳动所得下降的局面，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扩大对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范围。强化税收对社会分配的调节作用，建立公平的税负机制，最大限度的确保社会分配公平，防止两极分化。
（二）加大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解除居民的后顾之忧
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高达30万亿元人民币。居民的储蓄动机无非有三种：一是获利动机；二是预防动机，即为了防止天灾人祸等以外事故的发生，为了应付未来个人和家庭中诸如失业、子女教育、婚丧嫁娶、老年生活保障等重大事件而储蓄；三是特殊消费动机，即为了购买耗资可观的住宅、汽车及其他耐用消费品而牺牲眼前的消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费医疗、福利分房、退休养老保险和学校教育的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原来不花钱或不需要考虑的由政府负担的个人消费方面逐步减少，而需要由自己负担的支出越来越多。使居民的消费门槛逐步增多、增高，与之相适应的是居民储蓄的预防性动机明显增强。为此，要增强消费这驾马车对于中国经济的拉动力，就需要降低居民审慎储蓄的动机，而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和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继续完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 ，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低收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除居民的后顾之忧，刺激居民消费。
（三）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消费升级
目前我国的消费结构正处于从“衣食”为主向“住行”为主的转变阶段。当人们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得到满足之后，人们的消费需求必然由物质领域拓展到精神领域，拓宽消费领域，必须特别注重和满足人们的精神消费需求。为此必须培育新的消费热点，要大力引导和促进旅游、教育培训、体育健身、文化创意、出版、影视、网络动漫等精神消费需求的增长和相关产业的发展。针对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实，应加快发展老年服务、病人看护、家庭医生、家政服务及其他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生活性服务业，鼓励居民增加在科技、文化娱乐、信息、旅游等方面的消费。要加强农村和中小城市商贸流通、文化体育、旅游、宽带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促进文化消费、旅游消费和养老消费。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低十几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着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制约着经济发展方向的转变，也制约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此，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仅要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的发展，而且要推动商贸、旅游、餐饮等消费性服务业和金融、保险、物流等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进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消费升级。
（四）加快信用体系的建设，大力发展信贷消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人们在购买了以百元为单位的消费品如手表、自行车、家具之后，又经历了以千元为单位的消费品的购买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但从社会消费角度来看，千元级的消费品之后，却没有出现万元级的商品供大众消费，反而是住房、轿车等以十几万、几十万元计的商品，人们在不具备购买力的情况下，只有将钱存在银行，等待十几万元的筹集。消费品供给结构调整的滞后，使当前的消费品市场出现较大的供给缺口，消费品市场出现的断层，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现有消费潜力的释放。针对部分居民消费升级能力不强的情况，鼓励金融创新，刺激居民消费，通过消费信贷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转变居民传统的消费观念，鼓励他们增加消费。应尽快建立和规范信用体系，大力发展信贷消费，推动消费信贷全面普及。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对我国如何发展信贷市场具有很好的警示作用。在大力发展信贷消费的同时，为防患于未然，应建立和完善个人征信体系，改变商业银行信贷人员仅仅凭借款人身份证明、个人收入证明等比较原始的征询资料进行判断和决策，减少各种恶意炒作行为，加强已放贷款的监督管理，完善个人信贷法律，加强对失信、违约的惩处力度，缩短居民消费升级的时间。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总体消费与经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匹配，导致国内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为此不仅要把扩大消费与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结合起来，而且要把扩大就业与发展服务业结合起来，努力消除制约消费的制度和政策障碍，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以此达到扩内需、促消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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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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