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银花(短篇小说):银花泌炎灵片

  武 歆 祖籍山东省,居于天津市。自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作品。主要以中短篇小说创作为主,另有散文、随笔、杂文等作品。共计发表400多万字。2004年荣获天津市青年作家创作奖提名奖,2000年荣获天津市文学新人奖等。在天津市作协从事专业创作。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
  
   只要是在清晨,当对面二楼的那个疯女人推开窗子,对着天空开始大喊大叫的时候,我闭着眼睛都能知道,今天肯定又是一个阴霾的天气。已经很多年了,疯女人喊叫所预告的阴天,比天气预报还要准确。
   梁银花似乎没有对照过天气,只是对那个疯女人的喊叫有一种发自肺腑的理解,她长叹一声,语气忧郁地对我说,一定是心里有别扭的事情,有委屈、有苦才要喊出来的呀。随后,马上又会接上来一句,你说,是吧?
   我干笑着应付道,可能是吧。
   我觉得八十四岁的梁银花大概脑子出了问题――对面二楼的那个老女人,是一个人所共知的老疯子,但梁银花从来不认为那个老女人精神有问题,她一直认为是那老女人过得不舒心才喊叫的。
   梁银花与所有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梁银花是我的母亲。
   母亲一辈子没有高声喊叫过。在我四十多年的记忆中,她似乎只有哭泣,而且还是小声的,嘤嘤地哭泣,好像嘴巴张开了一半,仿佛下雨天里鸟儿的叫。她从来没有震天动地地哭过。我想,母亲所以理解对面楼上的那个疯女人,大概是从心底里面羡慕吧。
   母亲个子不高,只有一百五十八厘米。她很瘦小,却有一双大手和一双大脚,而且手脚骨骼大得出奇,跟她的身材完全不成比例。不了解她的人,从她的手脚形状就能猜测出来,她是一个劳苦了一辈子的人,不干活儿的大家小姐不可能有那样粗大的手脚。母亲不是本埠人,至于她是哪里的人,祖籍在哪里,好像一直是个谜,或者说她一直讲不清楚,有时说是东北锦州人,有时又说在京东一带,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她是被她父亲给卖了的人――卖给了一个梁姓人家。在这件事上,她坚定无比,从没有过任何迟疑,就是两年前得病后重度昏迷,好像也没有更改过。
   有一天,又是一个阴天――对面二楼那个疯女人高声喊叫过后,母亲忽然让我坐下来,给我讲起了她的家事。那一刻仿佛时间静止了――母亲的过去,就像一朵花一样,在我的眼前慢慢盛开着。但那是怎样的一朵花呀,我分明看到了花朵上凝结着的眼泪和血迹――已经把花朵完全侵蚀了。
  
   在梁银花的描述中,她的父亲是一个矮胖子,秃顶,有着一口颠倒黑白的牙齿,远看上去满嘴乌黑,就像个大乌鸦。“那个男人”(梁银花一直这样称呼她的生父)过去有钱,后来因为喜欢抽大烟,很快就一穷二白了,随后开始变卖家里的东西。今天拿走一件,明天搬出一件,直到有一天,家里的东西都卖光了,眼睛开始盯在了二女儿的脸上,几乎到了不错眼珠的地步。
   母亲对我说,那时她的娘死去多年,姐姐也已经出嫁了,家里只有她。她总是倍感孤独和恐惧,尤其是面对“那个男人”的目光时,她感到了浑身的寒意,甚至听得见冷风声。
   十一岁的梁银花已经懂事了,感觉出来“那个男人”想要在她身上打主意,想要把她像屋子里的桌椅板凳一样拿出去变卖,然后换来一口轻薄缭绕的烟雾。梁银花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很快“那个男人”就把她卖给了一个开人力车厂的梁家。
   梁家太太是一个慈眉善目的女人,她对银花说,从现在开始,你姓梁了,做我的女儿吧,我会把你当我女儿一样对待。
   梁家太太又说,孩子,你应该知足,你那个抽大烟的爹要是把你卖给窑子里,那可就更惨了!
   年幼的梁银花听大人们讲过窑子里女人的日子,所以对待梁家太太,就像面对菩萨一样感激。
   后来,母亲至死不讲自己原来的姓氏,就像她至死称呼自己的父亲为“那个男人”一样,可见她对自己出身的仇恨和对家族的敌意。
   在梁家,梁银花开始了新的生活。看上去,她在这个新家是以女儿面目示人的,但其实就是一个使唤丫环,什么活儿都干。无论夏季还是冬季,她的衣袖都是挽到胳膊肘上面去的,尤其是冬天,因为摸凉水的缘故,双手还有两条胳膊通红,在寒风中就像是两枝绽放的腊梅花。
   梁家夫妇不能生育,后来要了一个儿子。当梁银花在梁家的第三个年头时,那个小少爷已经一岁了,于是梁银花除了干活,还要照看胖嘟嘟的“弟弟”。小少爷从小就有一种优越感,而且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骑在人的身上玩耍。梁家夫妇很愿意做这件事,也很愿意把自己当成小少爷的坐骑。可是小少爷不愿意爹娘做这件事,却喜欢让梁银花做他的坐骑。于是,梁银花除了做家务之外,又增添了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变成大马,让“弟弟”来骑。经常是她正在干着活儿,“娘”(梁银花喊梁家太太“娘”)在屋里喊她,花儿,来呀,弟弟找你了。于是,梁银花赶紧擦了手,几步跑进屋子里,一下子趴在地上,变成了大马。有时她正好在屋里,“娘”就不用喊了,只是用嘴巴努一下或是眼睛挑一下,梁银花当即就明白了,马上趴在地上。“弟弟”只要骑在“姐姐”身上,立刻就不哭了,欢天喜地地笑着,一副人见人爱的样子。就这样,梁银花被“弟弟”当作大马,整整骑了十年。
   母亲跟我说,那十年中,她经常在梦里梦见自己就是一匹马,总是累得猛然惊醒。醒后大汗淋漓、疲惫不堪。后来,“弟弟”年岁大了,有一次骑在她身上,竟然一下子把她坐在地上,她的膝盖“咔吧”响了一声,于是她再也没有爬起来,当即膝盖肿起来。这时梁家夫妇才突然意识到,儿子大了,已经是个小伙子了,这才极不情愿地取消了这个娱乐节目。可是有一阵子,只要“娘”喊“花儿”,她还会下意识地跑进屋子里,马上趴在地上,腰部柔软地塌下去,形成漂亮的马鞍形状。她的样子,搞得全家人笑弯了腰。有时“娘”心情不好,就会故意喊“花儿”趴在地上,笑上一阵子,好好解闷儿。
   母亲讲完早年的这些往事,叹口气,然后望向窗外,一言不发,眼珠子就像是凝固了一样。
   我问母亲,这些伤心的事情,为什么从来没有听您说过?
   伤心?母亲似乎对这个词汇有些疑问,随后说道,梁家对我不错,要是当年没有梁家,“那个男人”还不是早把我卖进“那地方”了。我要是到处说这些小事情,那不成了责怪好心的梁家?
  
   后来,由梁家太太作主,母亲在二十三岁那年嫁给了父亲。
   父亲是一个狡猾的乡下人。十三岁来到城里当学徒,跟母亲结婚的那年,他已经在城里的一家竹货铺子里历练了十三年。父亲每天都在柜台前与形形色色的城里人打交道,练就了善于察言观色的本领,有一次他在跟随掌柜的去梁家作客时,由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举一动都非常可人、到位,而且很懂礼貌,所以几次下来,赢得了梁家夫妇的欣赏,后又在竹货铺子掌柜的撮合下,于是梁家夫妇把“女儿”梁银花嫁给了他,还给了丰厚的陪嫁,为此也赢得了商界里“梁善人”的称谓,从此梁家跨行业经营,除了车厂,还开起了当铺和成衣铺子,生意格外兴隆。
   父亲姓朱,绰号“朱唾沫”。这个外号是竹货铺子掌柜给他起的,原来这个绰号比较长,叫“唾沫粘家雀”,意思是这个人能用唾沫把飞翔的小雀儿粘住,可见成本之低、本领之高。后来简称成了“朱唾沫”。掌柜的为了永远拢住这个能干的大徒弟,花费了极少的钱,给“朱唾沫”娶了媳妇,而且也给自己赢得了好名声,要知道掌柜的帮助徒弟娶媳妇,是一件并不多见的善举。
   梁银花嫁给“朱唾沫”这件婚事,是梁家、竹货铺子掌柜的,还有“朱唾沫”三方得利的事情,但对于梁银花来说,却从此走进了另一条黑暗的隧道中。
   梁银花刚结婚时欢天喜地,因为看见满屋子的大漆家具,塞得满满当当的,墙角里的米缸里,满满的大米,撑得盖子都盖不严。她心想苦日子熬过去了,好日子终于来了。
   可是,一个月以后,今天来几个人,搬走了黑漆条案。明天来几个人,搬走了床铺上的樟木箱子。她害怕了,多少年之前,“那个男人”搬走家里东西去变卖的场景又出现在她的面前。莫非是……她不敢往下想,觉得不可能。因为她看见竹货铺子掌柜的对她男人“朱唾沫”是器重的,是称赞的。再说他在铺子干了那么多年,人品应该没有问题。自己的命哪会那么苦,又遇到了……梁银花觉得自己多想了,自己的男人不会是那样的人!可是转念一想,为什么家里的东西会被别人搬走呢?她想问,但又不敢问,担心男人说她小心眼。就在几天以后,当墙角里的米缸也被搬走时,她终于感到大势不妙了。这时,“朱唾沫”主动告诉她了,梁银花这才知道,原来一屋子的家具都是“朱唾沫”借来的,甚至还借了盛满了大米的米缸,最后家里只留下了一张木板床和两床薄被子。木板床的四个腿还不是一样齐,是靠着两个碎砖头铺垫才勉强平整的。至于那两床薄被子,没有一丝暖意,就像是张纸一样。
   梁银花被“朱唾沫”欺骗了!她想大声地质问“朱唾沫”,想大声地哭起来,想摔碎屋子里的一样东西……可是她没有,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选择了把日子继续过下去。多少年以后她才知道,自己的男人“朱唾沫”根本没钱,即使有点钱,也是躲着掌柜的偷偷拿出去赌了,分文没剩。要不是后来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被迫戒赌的“朱唾沫”极有可能会成为第二个“那个男人”。
   我问母亲,你为什么能够容忍这种欺骗?起码也应该找人说一说,不能这样忍受呀?
   母亲苦笑了一声,说道,这样的事传出去,多难看呀!
   梁银花生养了七个孩子。花着生养――先是男的,后是女的,再是男的……然后依此类推。
   我的哥姐们对母亲是怎样的印象?我不知道。反正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只要醒来撒尿,总会看见母亲正在微弱的灯光下做针线活儿。白天里的母亲,则更是一派忙碌,做饭洗衣,时刻不停闲,就像是上足了发条的一个机器人。
   尽管梁银花每日忙碌,但家里还是陷入恐慌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吃的东西。因为孩子多,上半月有吃的,到了下半月,米柜、面缸里空空荡荡,连米面的气味都没有。我们兄弟姐妹共同望着母亲喊叫,叫喊声此起彼伏,仿佛波涛一般。母亲搓着一双大手,无语地在屋子里转磨磨,随后便是蹲在地上,泪水长流。每当这时,走进屋门的父亲便大发雷霆,手边上所有能够抓起来的东西,全都劈头盖脸地朝母亲扔过去。
   这时候的父亲,脾气越来越大。我想可能跟他新的职业有关。解放后,父亲进了华北地区最大的一家重型企业做锅炉工。可能是每天面对热气滚滚锅炉的缘故,他自己仿佛也变成了一台时刻要爆裂的锅炉,我们兄弟姐妹七个人的屁股他全都打过,而且是朝死里打,巴掌高高地扬起,响亮的“啪啪”声,就像过年炸响的爆竹。多少年之后我想起来,依旧憎恨父亲,他怎么能够埋怨母亲呀,我们七个孩子就是七头小狼,每当吃饭的时候,谁都不说话,低头猛吃,脑袋几乎埋进了饭盆里,一大盆粉条白菜眨眼间全没了,饭盆锃光瓦亮,都能当镜子使用。任何一个母亲也是无计可施呀!
   面对丈夫的责骂,梁银花从来不还嘴。这位当年的“朱唾沫”、现在的朱师傅,总是瞪着一双发红的眼睛,愤怒地看着自己的女人,恨不得把女人当作煤块扔进锅炉里――似乎烧掉梁银花,朱师傅才解气!
   我问过母亲,老朱为什么那样恨你?
   母亲说,你爸爸还不是嫌弃我没有把日子过好。
   我着急地说,那不能怨你呀,应该怨他!
   母亲忽然执拗起来,掌管不好家务,那就是女人的失职。怎么能埋怨男人?
   那天,我望着老年后母亲越发松弛的脸庞,忽然想起小时候的往事。我在上中学之前,一直睡在母亲的身边。那时候每到夜晚,我总能听见母亲肚子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一夜不消停,就像是有一台乐器在弹奏。那时我年岁小,不懂事,后来才明白,那是母亲饿的!
   一个自己饿肚子、也要把食物给孩子们吃的母亲,怎么会是失职呢?母亲总是看到自己的问题,总是检讨自己。
   一九七六年华北地区的那场大地震,我们朱家遭受了重大损失。第一次大震时,父亲砸断了左腿。第二次余震时,我们家完全塌了,只剩下了一堵摇摇欲坠的墙。就是因为那堵墙没有倒下,我们四个孩子的生命才保住了。
   大地震时,我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已经工作了,他们住在单位里,所以家里只剩下我和哥姐四个人。第二次的大余震,我们正在家里,我记得是上午,正在吃小米粥、白萝卜咸菜,忽然大地震动起来,因为第一次大震是在凌晨,我们都在睡梦中,所以并没有真切感到地震是怎么回事。这一次余震,我们才真正领教了――看见墙壁和屋顶仿佛开玩笑,双方完全脱离开后,随即又马上合拢,就这样循环往复。当时母亲嘶哑的嗓子大喊着,一步冲到墙壁下面,随后双手张开,像一只壁虎一样,用身子顶住墙壁,她扭过头,喊叫着让我们到她的身下。我们扔下饭碗,集体冲到了那堵墙壁下面,顺势蹲在了母亲的身下。后来,房顶的檩条落下来,呈“人”字形立在母亲的身后……再后来地震停了,我们家只剩下了一堵立着的墙和一个立着的娘!
   其实那场大地震,房屋真正损坏是在第二次的余震中,死亡的人也大都集中在第二次余震里。由于母亲的保护,我们几个孩子安然无恙,事后许多人都感叹母亲梁银花的勇敢和果断,否则一家子都会葬身在砖瓦灰尘中。
   地震后,我们住在简易地震棚里。由于腿瘸了,已经被人称作老朱的父亲,脾气更大了,而且开始了酗酒。
   老朱买来散装白酒,坐在小板凳上,气势汹汹地喝酒,通红的眼睛闪烁着恶狠狠的目光。其实老朱的目光是盯在梁银花身上的,只要梁银花干活时稍微发出一点儿声响,他就会立刻骂一句,紧接着再喝一口酒。“骂老婆”成为老朱的下酒菜。屋里荡漾着酒味和骂声。梁银花从不言语,依旧默默地做活,更加在意手头别发出声响。
   梁银花的忍让,并没有让老朱的脾气消减,反而更加暴怒。他认为梁银花不言语,那是对他无声的反抗。有一次他气得竟然揪住梁银花的头发,由于惯性作用,梁银花倒在地上,于是老朱便把梁银花的脑袋使劲往地上撞,并且发出了“砰砰”的响声。梁银花当即晕了过去。临建棚隔音效果差,街坊们全都过来了,发现了晕倒在地的梁银花,于是马上送去了医院。后来得知,老朱下狠手,仅是为了梁银花把花生米给炒糊了,他大骂,梁银花没有还嘴。
   我问过母亲,为什么能够容忍老朱?
   母亲说,他腿折了,是着急呀。
   我说,那也不是您给他弄折的。
   母亲没有说什么,但我还是能从母亲的目光中看出来,她是原谅丈夫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老朱去世了――去世前老朱在床上折腾了半年,吃喝拉撒睡全在床上,梁银花一直守在老朱的身边,几乎彻夜不合眼。倒不是她不想睡,而是只要稍微闭会儿眼,老朱立刻就会弄出响动,要么把便盆拱到地上,要么大声地咳嗽,要么流着黄色的唾液想要喝水……总之不让梁银花闲着。
   我们兄弟姐妹都上班,只能在星期天替一会儿母亲。但是老朱不让我们帮忙,那会儿他已经不能说话,只能喉咙里发出鸽子一般的声音,而且非常急促。我们谁都听不懂,只有母亲听得懂,她摆着手说,你们忙去吧,他让我照顾他,别人他不放心。
   后来,老朱折腾得筋疲力尽,终于走了。他走后,梁银花大病了一场,险些离世。
   再后来,梁银花的子女们也都先后成家了,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儿子――我。
   于是,我的婚事又成为母亲的焦虑,似乎我不能成家,是她的错误。她小心翼翼地对我,就像当年小心翼翼对待老朱。她张着笑脸,四处托人给我介绍对象,最后我终于成家了,母亲这才真正安静下来。
   可是问题马上来了,我婚后不久,本来身体健康的媳妇突然患上了重病,随即就住院了,日渐消瘦,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
   母亲又恢复了过去的样子――像是犯了错误的人一样,刚刚挺起来的腰,又弯下去了,在我的面前又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从此总是看我的眼色行事。那个阶段,我心情不好,总是跟母亲发脾气。母亲一句话不讲,总是背过身子,眺望窗外的天空。
   后来,我媳妇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八年之后,也终于“走”了。那天,母亲拉着我的手,泣不成声,说道,娘对不住你呀!
   那个时候,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别人的不幸都会变成母亲的错误?她为什么要这样想呢?
   母亲梁银花,在对面楼的那个疯女人仰望着天空的叫骂声中,在她八十四岁生日的那天早上,终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母亲的嘴角上带着一丝笑意,那幸福的样子,就像是刚刚来到人世间,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那样的苦难。我明白,一辈子没有大声说过话、总是小心翼翼的母亲羡慕那个敢于对着天空叫喊、敢于对着大地和人间叫骂的疯女人――母亲把自己想象成了那个疯女人,她的内心在一种无语的抒发中,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令人奇怪的是,疯女人叫骂的那个早上,不是阴天,却是一个有着灿烂阳光的早上。后来,殡仪馆的车子来了,把母亲接走了。那辆肃穆的黑色车子,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那样从容、那样大方得体,就像是从天堂里开来的车。
   在梁银花去世一周年的那个忌日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坐在我的旁边不住地絮叨,却始终没有正面看我,我努力想看清她的目光还有面容,可脑袋就是转不过去,只能看着她的侧面……忽然间,我觉得坐在我床头的这个人好像不是梁银花,似乎是对面楼上那个疯女人……我惊醒了,这时就听见对面楼上那个疯女人在叫骂,我赶紧起床站在了窗前,两幢楼离得很近,那个疯女人轻而易举地就看见了我,她突然不骂了,专注地看着我,我也看着她……
   责任编辑 朱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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