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方人文主义回归揭示了发源于亚平宁半岛思想上的反对专制的运动，标志着西方思想的艺术学转向和文学转向。英国乔叟的短篇小说集《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女修道士的故事》体现了乔叟的人文主义回归的思想，即在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性叙述中强调了灵知、欲望再现。
关键词：乔叟 《女修道士的故事》 灵知 欲望 人文回归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乔叟作为英国人文主义作家的最早代表，在英国文坛上享有崇高的名声。其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对中世纪的风俗人情作了全景式的描画。它的笔调幽默、语气调侃，却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理性思辨的反叛精神，其中的许多故事在字面上的虔诚风趣下涌动着人文回归的潜流。西方的人文主义兴起以及其所引发的文艺复兴运动并非激进的社会革命运动，而是揭示了发源于亚平宁半岛的思想上的反对专制的运动，标志着西方思想的艺术学转向和文学转向。短篇小说集《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女修道士的故事》，阐明了乔叟的人文回归的主要内容：强调了灵知、欲望的再现。
一 再现灵知
《女修道士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七岁小男孩死于非命的故事。这是一个刚刚懂得人事的小男孩，他记熟了赞美词的第一首，突然求知欲爆发，非要刨根问底，想要了解赞美的歌词的涵义。最后终于通晓了歌词“救赎者的爱母”是赞美圣母玛利亚的。为了表示对圣母的尊崇，他反复吟唱这首赞美歌――从他的家一直唱到耶稣教小学。而在路上要经过一个犹太人集居地，犹太人认为男孩唱着违反他们信仰的歌曲是有意侮辱他们的宗教信仰，于是雇下一个凶手割破了他的小喉咙。小男孩之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世纪不同教派混杂的地区激烈的信仰之争。小男孩的母亲在神意的指引下找到尸体时，出现了这样的神迹：死去的男孩突然开始唱起响彻云霄的圣母赞美歌，不仅仅如此，他还明白表示是耶稣基督要使他的光荣继续在人间。而且正是因为圣母把一粒谷子放在他的舌头上，他才能持续不断地吟唱赞美诗。直到牧师拉出了小男孩的舌头，拿掉谷粒，小男孩才真正魂归天国。最后，以市长为首的统治阶级严惩了参与谋杀事件的犹太人，把他们吊死，来为小男孩报仇。女修道士讲述的故事表明了中世纪的人们对灵知的渴望和追求。小男孩死了，可是他赢获了圣母的恩宠，可以与圣母共在。作为中世纪层出不穷的神迹之一，喉咙被割断的小男孩吟唱赞美曲一方面能够引起人们的惊奇，成功吸引人们的视线，为最终惩治谋杀事件的凶手埋下伏笔；另一方面，没有人对此神迹发生疑问，不管是在故事内，还是在故事外。女修道士讲小男孩的故事，乔叟讲女修道士的故事，故事内的听众和故事外的听众是不同的。我们需要探寻的是在不同的语境下对灵知需求的一致性。在人文主义者看来，灵知即神性自我，而神性自我具有双重性：一是神性成分的内包性，即认为人的躯体和灵魂来自造物主,而躯体中所包含的是来自至高上帝的神性王国的神性成分，二是神性成分的外融性，即神性自我是灵知的本质，神性自我的承担者乃是可以通神的精英主义者。故事中的小男孩，正是在寻求灵知的过程中丧失了与人世间的联系，他具有圣洁性、求知性和殉道性。他对灵知的追求其实也就是人文主义者对基督教思想的理解的追求，小男孩的执着与身边的年长者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基督教崇尚盲信，要求信徒们相信权威，全盘接受基督教的教旨教义，不要多加询问和试图理解，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基督教徒只能盲目接受教会的灌输，不能获得真正的基督教思想。教会从小就开始调教基督教影响下的孩子，不过他们既不培养孩子们的理解能力，也不培养他们获得理解能力的兴趣。实际上真正的神迹已经开始，故事中的男孩子恰恰是在理解了对圣母的赞美诗的意蕴之后，才对赞美诗赞不绝口，反复吟唱。在小男孩的口中我们知道，能够联系尘世与天国的纽带只不过是一粒谷子。只要取出这粒谷子，小男孩就不再吟唱赞美曲，从而断绝了一切生机。实际上谷粒就隐喻着灵知的存在。小男孩被杀后，他的寡妇妈妈伤心地出外找他，这样的场景是对圣母玛丽亚寻找少年耶稣故事的隐喻，除了寻找小男孩，更重要的是寻找小男孩竭力寻找的灵知。女修道士在故事结尾祈祷上帝广施恩泽，绝非祈望世俗享乐，而恰恰反映了人文主义者推崇在精神方面的追求。
二 再现欲望
文学分析家巴赫金将人文主义的世俗性形容为“降格、贬低、脱冕、狂欢”化倾向，认为人文主义把一切高级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的层面。这种从天上下降到人间的必要性，来自于用不同的眼光看世界的强烈诉求。人文主义通过转变它的世界观和关注对象来满足中世纪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的精神追求。人文主义学者通过确立人的自我意识去定义周围世界，灵知成为探求世界的途径，欲望成为感知世界的途径。
乔叟创作的伟大性正体现在他模糊中世纪的社会规范，颠覆基督教的道德规范。《女修道士的故事》中的讲述者女修道士是乔叟的代言人，女修道士偏离了中世纪修女的标准形象，从衣着方面看，她戴着非常漂亮的面纱和帽子，打扮得花枝招展；佩戴的不是十字架，而是刻着“爱征服一切”的金胸针。从行为举止方面看，她不仅与大家一起外出朝圣，声称自己最主要的兴趣在于礼节，还尽力表现得高贵文雅。这表明真正的信仰或是对于宗教的热情已经消失了。宗教礼节取代了宗教信仰，这种中世纪宗教生活的一个典型特征。在这里，乔叟试图要反映的正是一个宗教普遍存在的世界，一个无所不在的世界，但是其核心之中是没有宗教的，有的只是礼节。与此相对的是小男孩不懂什么是宗教礼节，他有的是纯粹的信仰和爱，即便是在他的生命终结之后，他的这种信仰和爱并没有因此而终结。这是一种本质的宗教，本质的信仰。这是中世纪宗教生活所缺乏的。乔叟并不彻底否定宗教，而肯定世俗。在他看来，宗教的意义在于它是世界的支柱，如今它只是出问题了，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摧毁它或是替代它，而是拯救它。
从个人感情方面看，从单纯的精神拯救转向了生活本身的乐趣和痛苦。而在他的故事中的小男孩却是一个纯洁无暇的象征。追求精神救赎的小男孩和注重感官欲望的女修道士是人文主义思潮中矛盾的两级，在故事中造成了极大的张力。他们分别代表着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其间的冲突没有在语言所勾勒的世界得到统一。精神世界的欲望和世俗世界的欲望都是通过身体来再现的。女修道士的身体成为世俗欲望的展台，而小男孩的身体则成为精神欲望的展台。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冲突，已经在方方面面展开了，并不需要用语言去赘述。小男孩之死可以视为是精神世界的一次溃败，但是这绝不是最终的结论，乔叟通过展示信仰的力量，给予世俗世界的人一种警告。
中世纪的人们生活在一个相对恒定的社会中，自然而然需要获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此过程中就会产生各种欲望，而种种欲望的满足对人们的周围世界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其中既有正面的影响，又有负面的影响。而为了维护社会的相对稳定，作为中世纪社会的思想支柱的基督教思想对人们满足自身的合理欲望中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未雨绸缪，绝不可能容忍人们对欲望的满足发展到极致。因为在自给自足的中世纪社会中，由于信息的闭塞和交通的不便，宗教思想的传播远远没有技术时代迅速而有效。神迹比教条传播的速度更快，当然失真度也更高。在语言构成的文本世界里，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们消解了自身的矛盾，并最终导致了人文主义回归。与传统对乔叟的看法不同，本文认为他对人文主义的欲望的解放意识取向与薄伽丘不同，不是专注于肉身欲望的满足，而是致力于精神欲望的满足。乔叟的人文主义思想中带有浓重的基督教精神救赎的思想，而这在《女修道士》这个故事中得到了鲜明的展现。
三 人文主义的回归
人文主义在中世纪重新赢获世界的意义，依然承继了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传统，并且对中世纪基督文艺复兴教神学思想控制加以反抗。人文主义还是停留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人文思想的补救，而不是人自身的自觉自立。人文主义因反抗基督神学而标举的人的再生，实际上是人文主义的回归。人文主义在艺术上的成就特别大，产生了好多迸发出创造力的科学家、艺术家。西塞罗时期的人文主义只停留在外在的和谐的社会政治生活的社会之上，与此相比，人文主义的回归肯定人的特殊的气质之性，逐渐回归到“人”这个“本”上来了。但是，人文主义对生命的反省只到这种程度，而把人文主义得以成立之本建基在人的气质之性上，那么依然有不可克服的限制。人文主义还不能由个性之我进一步内透反显出一个与上帝相通的普遍的自我。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总是同基督教神学对显而成立，其中的关键是：此时的“人”，即个性自我只是一个全体，还缺乏反省的破裂、超越的分解的内在工夫；缺乏一个超越的普遍自我，来作为个性自我的领导原则。
乔叟出生的时代是一个对道德过于审慎的时代，他本人作为封建贵族的侍从，又坚持着上帝参与人间事务的正统的基督教信仰，所以他的作品在高扬人文主义回归的旗帜后，还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宗教思想特征。但他的作品又始终充满着重视自我个性和才智，高扬理解、博爱、同情和正义的人文精神。无论是女性权利意识，还是对宗教信仰的良性把握都强烈地体现着一种肯定现世生活，歌颂爱情和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想倾向。小男孩的赞美曲作为真正的话语,已经带着一种对主流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昭示，小男孩说话的形式超过了说话的内容，具有重构主流思想的爆发力。在小男孩的葬礼上，对圣母的赞美被重复说出,这种话语通常具有裁决审判之功能，从某种意义上它不仅替代了法律，而且超越了法律，神迹与宗教信仰既是一种互相证明的关系，同时又是处于对争取愚夫愚妇的皈依的竞争关系。
乔叟所处的时代还是一个中世纪向现代性过渡的时代，文艺复兴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现代性的助产剂，它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而这种时代的特殊性决定了乔叟作品的特殊性。乔叟的作品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不是一种典型的文艺复兴作品，而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作品。因此，他的作品中存在着多种意识形态的纠葛。乔叟的创作是非常矛盾的，他并不能完全彻底地摆脱中世纪对他的影响，同时他也向往着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一点与但丁又截然不同。但丁对于基督教已经彻底绝望了。因此，在但丁的作品中对于教会的批判是彻底的。同时，但丁也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他所向往的世界不是一个世俗的世界，而是一个纯粹美好的精神世界。在这一点上，又表明但丁是宗教性的。而乔叟则不同，他是世俗与宗教双重的。因此，我们看到乔叟的人文主义精神并非是一种纯粹的世俗的、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他着力要进行的是对中世纪基督教的一种补救，乔叟是有希望的。他相信这个世界上依旧存在着纯粹信仰，以及这种信仰的力量。
四 结语
中世纪禁欲主义不仅表现在对广大民众活生生的肉身欲望的压制，更表现在对精神欲望的满足的无时不在的监控之中。作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文艺复兴力图摆脱以教会思想为核心的封建制度对人的肉身和精神的桎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乔叟的作品才会在嬉笑怒骂中透露出难能可贵的人文主义回归的迹象。不过，我们不能太强调人文主义思想的反叛精神，这种理解是对当时人文主义思想的一种误解。作为基督徒的乔叟没有排斥或者反抗宗教意识，他充其量不过是把经过人文主义思想洗礼的基督教意识看成是人文主义思想的一部分。乔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作家，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矛盾的复杂性。
参考文献：
[1] 何岳球：《坎特伯雷故事中的狂欢化喜剧特色》，《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
[2] 王泉、朱岩岩：《政治解读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3] 王翠：《试析乔叟的人文主义思想及其表现》，《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作者简介：薛睿，女，1980―，湖北钟祥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中世纪哲学，工作单位：武汉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