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免税店留学生认证新罗留学生与唐朝“宾贡科”

　　摘要：在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中，新罗遣唐留学生起了重要的作用。唐政府专门设立了“宾贡科”，准许各国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及第者同样可以授予官职，在华立业。由于对唐文化的钦羡，留唐学生返国后大多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赴唐留学甚至是新罗文士出人头地的重要途径。在入唐留学高潮的促进之下，唐朝的科举制度对新罗的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唐朝；新罗；留学生
　　
　　朝鲜半岛同中国具有数千年的交往历史，但其大规模派遣留学生来华则始于唐代。
　　与亚洲的其他国家一样，朝鲜半岛在社会制度、典章文物、文化生活、风俗习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积极向唐朝学习，并受到了唐朝文化的强烈影响。由于朝鲜半岛与唐朝接壤，这一方面使双方文化交流更多地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双方文化往来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使朝鲜半岛在接受唐文化方面热情更高，程度也更彻底，甚至唐玄宗也称新罗为“君子之国”，认为新罗“颇知书记，有类中华”[1]。在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中，新罗遣唐留学生起了重要的作用[2]。
　　新罗文士前往中国留学并非始自唐朝。最晚在南朝陈时，新罗文人朴某“神器恢廓，爱染篇章，校猎玄儒，讨雠子史，文华腾翥于韩服，博赡犹愧于中原，遂割略亲朋，发愤溟渤，年二十五，乘舶造于金陵。有陈之世，号称文国，故得谘考先疑，询猷了义”。朴某后来在南朝陈出家为僧，法号圆光。陈灭入隋，游学长安，成为一代名僧。返国之后，备受新罗王器重，“笺表启书，往还国命，并出自胸襟”，“年齿既高，乘舆入内，衣服药食，并王手自营，不许佐助。”[3]圆光在本国时，已经对儒家典籍及子史篇章具有了一定的修养，只是因为“博赡犹愧于中原”，才毅然西渡求学。他的经历，可以作为唐朝以前新罗文士入唐留学的典型。
　　入唐以后，随着唐朝对外交往的开展，新罗子弟大批来到唐朝，在国学学习唐朝文化的各种专门知识。开元年间“登笈之子，分在两京，憧憧往来，多多益办。”在唐国子监内，甚至特辟了“新罗马道”[4]。据有关资料分析，新罗常年居住在唐朝的留学生可达一二百人之多[5]。大体而言，新罗留学生留学期限一般为10年，在华期间，购书款项由新罗支付，而四时衣服及食物等日用所需则由唐朝政府负责供应[6]。
　　由于当时亚洲各国派往唐朝的留学生人数众多，而且有些人对唐朝文化的学习也具备了相当高深的水平，为了表示对他们留学资格的确认并优奖学业突出的留学生，唐朝将科举制度套用在了留学生身上，专门为留学生设立“宾贡科”。宾贡科指对外国贡士和留学生宾礼相待，准其参加科举考试，及第者同样可以授予官职，在华立业。崔致远便是典型的一例。[7]在科举考试时，留学生与唐朝举子一起应试，但是“每自别试，附名榜尾”，与正规的考试相区别。由于新罗深受唐朝文化濡染，而且留学人数众多，宾贡登第者，绝大多数都是新罗国留学生。据统计，自唐文宗长庆初至后梁、后唐之际一百年间，新罗宾贡及第者90人，其中姓名可考者26人，此列简表于下：[8]
　　新罗人宾贡登第简表：
　　表中金夷鱼、金可记二人见于唐人诗歌。此外，唐诗中还有一些送别新罗进士及第和罢举东归的作品，如张乔“送人及第归海东”、杜荀鹤“送宾贡登第后归海东”、张�“送友人及第归新罗”、裴说“赠宾贡”、贯休“送新罗人及第归”以及许浑“送友人罢举归东海”等等[11]，都属于这类作品。张乔诗称“自笑中华路，年年送友人”，反映了“海东”（即新罗）留学生入唐求学考取宾贡者人数众多；张�诗“乡俗稀攀桂，争来问月宫”，是说新罗本土乡俗对留唐及第的器重和留学生及第归乡后的荣耀；许浑诗“此去知投笔，须求利剑磨”，则表明了落第者的无奈。从这些诗歌中可知，赴唐留学“攀桂”，在新罗一时蔚为风气。
　　由于对唐文化的钦羡，留唐学生返国后大多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赴唐留学甚至是新罗文士出人头地的重要途径。新罗是族制的骨品社会，如果不是出身骨品，在仕途上的发展就很困难。7世纪初，新罗衣冠子弟薛�头以出身非骨品，决心赴唐游学以改变现状，称：“新罗用人论骨品，苟非其族，虽有鸿才杰功，不能逾越。我愿西游中华国，奋不世之略，立非常之功，自致荣路，备簪绅佩剑，出入天子之侧足矣。”[12]留学唐朝已成为一般的衣冠子弟仕进求取功名的必要手段之一。
　　与此相近的另一个例证是，新罗元圣王五年（788年）九月，准备擢升一个叫子玉的人为杨根县小守，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子玉不以文籍出身，不可委分忧之职。”但是侍中称“虽不以文籍出身，曾入大唐为学生，不亦可用耶？”，新罗王最后听从了侍中的意见[13]。可知不论登第与否，入唐留学本身就能构成仕进的有利条件。正因为如此，当崔致远入唐朝留学时，他的父亲叮嘱他说：“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吾亦不谓有儿。往矣，勤哉，勿隳乃力。”[14]语重心长，期望殷切。
　　在入唐留学高潮的促进之下，唐朝的科举制度对新罗的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记载，新罗国学“教授之法，以《周易》、《春秋左氏传》、《文选》，分而为之业，博士若助教一人，或以《礼记》、《周易》、《论语》、《孝经》；或以《春秋左氏传》、《毛诗》、《论语》、《孝经》；或以《尚书》、《论语》、《孝经》、《文选》授之。诸生读书以三品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能兼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15]在课程设置、教材选择和教授方法等各个方面，唐朝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
　　注释：
　　[1]《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传》，第16册，第5337页。
　　[2]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第425-481页。
　　[3]《续高僧传》卷一三“唐新罗国皇隆寺释圆光传”，《大正大藏经》卷五○，第523页。传称圆光年二十五来抵金陵，唐贞观四年（621年）卒，终年99岁。以此推算，则入华年代当在梁武帝太清元年（547年）或二年（548年），而不应在陈朝（557-589年）。此存疑。
　　[4]崔致远“遣宿卫学生等入朝状”，《东文选》卷四七。
　　[5]严耕望“新罗留学生与僧徒”，《唐史研究丛稿》，第431-432页。
　　[6]《唐会要》卷三六“附学读书”，中册，第668页。
　　[7]高明士据《金石萃编》卷五“房玄龄碑”，开皇十八年，玄龄“俯从宾贡”，指出宾贡科始出现于隋代，但是“隋设宾贡科，度其初意，恐在藉以提拔中、下层人士，压抑门阀，强化中央集权；唐代复置宾贡科，则在笼络、优惠外国士子，尤其是贵族子弟。”见“隋唐贡举制度对日本、新罗的影响──兼论隋唐宾贡科的成立”，《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第65-105页。
　　[8]本表据严耕望先生“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一文的研究综合而成，原文见《唐史研究丛稿》，第432-438页。
　　[9]“金夷鱼”或作“金夷吾”，见《全唐诗》卷六三八，第10册，第7305页。
　　[10]另请参见章孝标“送金可记归新罗”，《全唐诗》卷五○六，第15册，第5737页。
　　[11]严耕望 “新罗留学生与僧徒”一文中已检出以上诗作。原诗见《全唐诗》卷六三九，第19册，第7327页；卷六九一，第20册，第7933页；卷七○二，第20册，第8073页；卷七二○，第21册，第8261页；卷八三六，第23册，第9419页；卷五三一，第16册，第6072页。
　　[12]金富轼《三国史记》（李丙焘校，乙酉文化社，1982年）卷四七《薛�头传》，第436页。
　　[13]《三国史记》卷一○《新罗本纪》，第100-101页。
　　[14]崔致远《桂苑笔耕集》（丛书集成初编）“序录”，第1册，第1页。
　　[15]《三国史记》卷三八《杂志》职官上国学，第366-367页。
　　
　　作者简介：赵莎（1982-），女，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史方向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