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梅兰芳访问苏联，有一家旅行社承办这一业务。旅行社的创办人是银行家陈光甫。旅行分社开到哪里，银行分行就开到那里。陈光甫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20世纪前半叶被誉为“中国的摩根”。1947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之际，蒋介石希望四个有社会声望的无党无派人士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其中之一就是他。
银行开张时，资本不足10万，职工只有七八个。一个叫庄得之的人拿出7万元，任董事长，陈光甫勉强凑了不足5000元的资本，出任总经理。开业那天，陈光甫不敢办酒席，不敢请同业董事，连银钱公会的董事朱五楼都不敢请。但短短20年，一家仅有七八万元微薄资本的小小银行竟成长为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
原因何在?服务。
这家银行最早推出各种新型储蓄品种，如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蓄基金、养老储金和婴儿储蓄，发行储金礼券，分红色和素色两种，用于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最早在银行中设立调查部；第一个开设旅行支票；最先从事外汇业务和农业贷款；最早使用机器记账；最先将银两与银元并用。这些，哪一项不是贴心的服务?
服务是行训――“我们就是银行，银行就是我们。”
有一次，陈光甫考察一家分行。他问一个经理： “你谈谈我们银行是怎样服务社会、服务顾客的。”这位经理说：“不论顾客办理业务的数额多少，我们都热情接待。”陈光甫说： “你回答对了一半。顾客就是一分钱不办，只要走进你这个银行，你就要热情接待，就要为他服务好。”
1915年的一天，一位中年男子手里拿着一张100元的钞票，要开100个账户。银行的职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不厌其烦地一口气写下100个户头，手捧100个存折的中年人心悦诚服，满意而归。
在陈光甫之前，银行是不重视储蓄的。陈光甫巧妙地抓住了这个市场空白，不仅逐步发展储蓄业务，而且还以储蓄二字为银行冠名，彻底地告别了“官商”办银行的传统。
股东非同小可，也是服务而来。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在银行资金困难时拿出了5000元资本，远在日本的孙中山也托人带来1万元资本。1905年陈光甫留学美国期间，恰好孙中山参加美国国际博览会，身为穷学生的陈光甫捐了5美元。这是超前服务。
还有商务印书馆大股东夏瑞芳、中国近代实业家徐静仁、糖业大王黄竞全，等等。后来，银行的股东里又增加了当时中国工商业的两大巨头荣宗敬和张建。
1934年，荣氏兄弟以申新第七纱厂作抵押，向汇丰银行贷款百万元。因债务太多，到期时无法偿还。陈光甫联合几家华商银行组成银团，以申新纱厂的资产做抵押，继续放款，清偿了汇丰银行的债务，帮助申新七厂度过了一次最严重的危机。雪中送炭是最好的服务。
民族危亡之际，陈光甫毅然受命赴美，与胡适等为中国争取到了2500万美元和2000万美元两笔贷款，中国以出售桐油和锡矿为抵押，史称“桐油贷款”和“滇锡贷款”，亦称“华锡贷款”。之后，美国又分别于1940年10月和1941年2月依照桐油和滇锡贷款的模式向中国提供了钨砂和金属矿砂两笔贷款，合计7500万美元。
服务就是“义”， 陈光甫讲义气，大义和小义。日常的细心服务是小义，救人危难、救国是大义。陈光甫的铁哥儿们，首推中国银行的张公权。1916年中国银行抵制袁世凯的“停兑”命令时，陈光甫坚决站在中国银行一边；1927年国民党向中国银行提出借款1000万元，张公权不干，陈光甫出面解了张公权的围。陈光甫的成功是“利从义来”的注脚，他说： “上天不负苦心人，为社会服务，利在其中矣。”他的谋略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
陈光甫做事谨慎，不论私交如何，只看企业是否有实力，只看经营是否规范。对上海一些巨商富户，像荣家、刘家、郭家等，在还没有与他们发生业务往来之前，调查人员早就在暗中收集他们的材料了。实力多少，当年盈亏、经理的管理方法以及负责人的性格等等，对方的品质、家庭和社会关系、经营作风等，分户列卡，材料积累到几十个箱子。
陈光甫还有谨慎与固执的一面。在执行抵押放款的过程中坚决以章程办事。荣家企业集团当时是银行的大股东，占有股份20％。荣宗敬当时认为“今天搭股一万元，明天就要用它十万、二十万元”，这颇有些将银行当作自家企业“提款机”的意味。
但1934年荣家属下申新纱厂拖欠借款，陈光甫毫不留情面，照样对纱厂进行代管代营。进驻的银团发现公司在经营管理上存在很多弊病，如在棉花的采购中，荣家的亲属荣鸿元以次等棉花作高价，就遭到银团的指控。为此荣宗敬大发雷霆，把印有银团字样的栈单撕得粉碎，大呼“我没有办法管了，一切让你们管好了”，但是陈光甫依然坚持。
1927年北伐军打到武汉时，为筹军饷，国民党曾命令武汉的银行界停止兑付现金，其他银行均照令执行了，而惟独上海银行我行我素，凡在停兑日之前存入银行的，一律付给现银；凡在停兑日之后存入银行的，则按存款日的钞票市价支付。汉口分行为此损失了一百多万元，但赢得了储户的信任，存款反而激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