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茶馆是一个大众文化圈，它具有海纳百川的容纳性和包容性，无论是王公贵族、达官贵人、文人学者，还是平民百姓、贩夫走卒、粗野村夫，它都会笑脸相迎。所以茶馆可以称为一个小社会。正是因为茶馆起承转合的顺畅，老舍先生才选择了这一三教九流混聚之所来表现时代的变迁，本文即是从老舍先生的《茶馆》中衍生出国事与民事转换的社会缩影。从晚清民事喧嚣背后湮透着国家没落；到民国军阀混战百姓民不聊生；再到新中国成立前黎明前的黑暗，国事与民事掺杂纠结在一起……这些都发生于最民生的空间――茶馆，却与茶馆信奉的“莫谈国事”形成最大的悖论。
关键词： 戏剧《茶馆》 国事 民事 社会变迁
在老舍的笔下，老北京的生活是诗意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茶馆的诗意。儒教的和合、道教的虚空、佛教的慈悲……世俗百态，无一不在这样的茶馆里显现，这个空间包容万象，所以它平和得不得不以喧嚣向我们示意，然而太平的盛世才是茶馆存在的基调，时代的变迁销蚀着茶馆的古意，老北京曾经的那种逍遥也渐渐被惶恐取而代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晚清将亡到军阀混战再到民国末路，社会环境越来越暗淡无光，茶馆也由开始的喧闹转为寂静，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莫谈国事”招牌上字体的加重、加黑，也无力挽回茶馆在旧时代夹缝中挣扎的命运，最后，一切的一切，都在茶馆那三位老人的自我祭奠中涅�。
一、喧嚣的是民事，隐透的是国事
在茶馆里闹腾的终究是民事，因为这个空间是三教九流聚会的场所。在这里，阶层可以暂时地被泯没，势力可以间接地被包容，人人皆可在这二尺见方的茶座上品上一壶茶，哼上一段曲，论上一回人与事，茶馆里左右就沸腾着民事民情的暗语。这在老舍的《茶馆》第一幕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无怪乎曹禺先生在评价时称赞其为“古今中外罕见第一幕”。其罕见法不过是在茶馆这样一个被浓缩的小社会里丰润而又笔墨恰当的表现了民事，展现了各色民众在晚清时的面貌，与此同时，在社会环境背景之下铺开来的一幅幅民俗图却又无一不隐括了戊戌年间逐渐衰落的满清王朝抱着最后遗存的资本在苟延残喘。
第一幕中，数来宝是全景性的介绍。这里数来宝刚一消停，那里某一茶座“县太爷被洋人打”的新闻就传开来。茶馆老板王利发着实是一位老好人，刚谈起的“国事”，就被王利发用“莫谈国事”给制止了。每一谈国事，茶馆即噤声，大家屏气凝神地听着国事。而不热闹的茶馆就不是茶馆，王利发不管什么洋人、维新或是保皇，只要这茶馆能够顺顺当当地经营下去，赚上够活路的钱，那就是一个好世道，所以“莫谈国事”是茶馆秉承的要诀。在整部话剧的言语层面，“莫谈国事”是人们一直在意的四字诤言，老舍在话剧创作的第一幕就将其凸显。
当常四爷和松二爷托着鸟笼进了茶馆，递上自带的茶叶时，清朝遗老遗少的生活习性扑面而来；抽大烟的唐铁嘴磨磨唧唧、垂涎腆皮地向王利发讨上一杯茶；地痞二德子在这个时代抖搂起威风，在茶馆里也会撸起袖子动武；吃洋饭的马五爷把洋教、洋人当做护身符确乎在民事朝天的茶馆中震慑住地痞流氓；更不要说依旧顽固的啃食封建王朝的大太监庞守英在垂暮之年竟然要买个大姑娘当老婆，这一骇人听闻的交易刘麻子不在乎，王利发却心神不安、胡乱拨弄着算盘。这些各式各样的人等莫不就是即将覆灭的王朝抛丢下来的人们。国家要亡了，可是百姓还是那些个百姓。在这样的社会中，他们要怎样地生存生活在茶馆里都能显现一二。人们迫不及待地需求在茶馆中的民事往来，不就是因为国事的演变造就了各类人，才上演了各种闹剧。从某个角度来说老太监庞守英就代表了此时的清王朝，既不久于人世，又想在自己弥留时可着劲地糟蹋剩下的资本。
及至后来刘麻子和松二爷、常四爷套近乎，一块洋表就玩转了三人之间的气氛，常四爷冷不丁一句“一个人身上都是洋玩意”把国事与民事给扯乎上；秦二爷来茶馆更是将国事与民事套拢了，秦二爷与王利发之间的收租、缴租，房客、房主的关系本是民间最普通的事务，但秦二爷希望的却是收回房子、开工厂、实业救国；秦二爷与常四爷能够为赏上两碗腊肉面给乞丐冷言相讽，爱看热闹的民众莫不都觉得有好戏看了，常四爷慨叹一声：“大清国要亡了！”把人们拉入国事的现实中；当庞总管来到茶馆，秦二爷与他招呼上维新与保守的论谈，茶馆中众人齐喑。人们是怕，怕被国事侵占的民事，失去了民事生存最后相对自由的空间与场所。到了第一幕的最后一句：“将！你完了！”实在是点睛之笔，既是民事活动象棋的玩法，又暗含着国之将亡，可谓一语惊人。
茶馆是容纳民生的自由空间，当它的自由度大到能将国事畅谈恰如民事的活跃，那么可以说社会是给予了舆论空间的，以致人们不必要谈什么而色变。而在晚清时期，裕泰茶馆显然已经不能堪负这样的空间压力，“莫谈国事”就是这垂死挣扎最好的例证，此时的喧嚣虽将民事敷于表面，却生生地被国事所裹挟，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知道这样人声鼎沸的茶馆也熬不了几时了。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在评价莎士比亚的剧作时说：“……莎士比亚应该受到这样的称赞：他的戏剧是生活的镜子。”①老舍先生的《茶馆》同样是一面生活的镜子。民事角度细腻而周到的呈现将此种的艺术设置用镜像式的营构方法勾勒出相应历史氛围下百姓的生存状况。这些“小人物”的群像不是单纯地上演展览式机械的动作，他们所传递的远远超过了名所限制之实，更多的是用茶馆这个绝佳的公共空间表现了民之所谓，与此同时，时间与空间的横纵轴的交叉也奠定为其后民事的过渡，国事的愈演愈烈铺排了笔墨。
二、纷繁的是国事，牵连的是民事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寻常百姓无暇亦无闲顾及往日的留恋，茶馆的生意自然一落千丈。国事与民事在这一时期有了互相交融的契机，乱世已经深深影响了民众的生活。军阀头目甚至登堂入室，巧取豪夺，这时的王利发不管多么努力想要维系那种民事的氛围，依旧挡不住皇城根底下百姓的耳目。社会的变迁实在太大了，容易触动这变迁社会敏感神经的民事也越来越容易上升为国事，所以王利发不管怎么去改良依旧不忘贴上“莫谈国事”的条幅，但这也是枉然。国事颓唐的纷繁，使得茶馆这个公共空间不再太平，此时的喧闹是被粉饰的喧闹，不再是那个畅所欲言、民事开怀的场所，被寂静架空的喧闹，让人预知了茶馆的衰亡，也预知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被颠倒黑白的不仅仅是国事，亦有民事。那曾经自私、落魄的唐铁嘴竟要感谢这凭运气才能讨生死的年月，阿Q式的幽默奚落着自己，也奚落着社会。“哈德门的烟又长又松，正好装白面。大英帝国的烟和日本白面，两大强国伺候我一人，这福气还小？”拉不下脸来的松二爷捧着鸟笼来到裕泰茶馆，怀旧的思绪依然在改良后的茶馆碰壁，此时的茶馆，已然不具备民事活动的基本设施，连挂鸟笼的地方都没有了；曾经清王朝的捕快吴爷、宋爷更是大言不惭地宣称：“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总之谁给饭吃，我们就为谁效力。”更不要说刘麻子为兄弟俩逃兵说合“小三口”的滑天下之大稽。此时的裕泰茶馆俨然成了变相的民事残留的处理所和躲避国事的隐匿地。最努力做顺民的百姓也在这样的乱世之下被挤兑到狭小的地域。裕泰茶馆妄图维护和挽留的昔日盛景已经一去不复返。
无怪乎崔先生要说：“有那么一天，我们都要做亡国奴！”王利发怀抱着仅有的一丝幻想询问：“那能不能死马当活马医呢？”崔先生却不留余地地说：“死马不能变活，活马必然得死，死马不能当活马医！”王利发明白了国家是每况愈下，民生将无从谈起。一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将百姓的愿望打破，虽然茶馆依旧在王利发的种种改良下勉强经营着，可是茶馆里来往的、奔走的、停留的已经不再是熙熙攘攘的民众，而是和这个时代结合起来的各色各样应运而生的“人物”了，慢慢的，慢慢的，民事就再也没有话语的空间，于是茶馆也将没有它存在的价值了……
茶馆以一个可以容纳万象的畸裂的公共空间，莫衷一是地用温存的手法去吞噬一场场剑已出鞘的搏斗，此时国事与民事掺杂而行，老舍的剧本淋漓尽致地将这种“畸烈性”特征作为前景间接而又集中地将局内人察觉不出的荒诞与丑恶表现出来，在这里，读者可以清晰地指认国事与民事的是是非非，指认国事与民事的分界，指认国事与民事的交渗。老舍对于她所处理的“镜像中人事的交杂”用生吞活剥的方式将这些重叠之处撕破给人看，希冀着悲剧般所欲言的美感也能在这样赤裸裸而又野蛮的进程中将时代推进。诚然，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苦难还是意味深长地停留在民众的空间，国事进驻了民间的话语范畴，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抹杀了曾经作为谈资的街传巷闻，已经正式地大踏步地将触角伸到历史的演进的点滴中，反过来看这时的茶馆，无端平添了些许沉寂，些许沉重，些许风光不再的默然。
三、国事已成为百姓之民事，民事聊以为泱泱之国事
新中国成立前期，百姓不可说国家大事，因为任何不经意的谈论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当任何民事皆而成为国事，此时最正常的公共舆论空间已经与个人的隐私重合，人们最好缄口莫言，否则将惹事上身。这个时候的茶馆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了，卖茶、变成公寓出租、说评书甚至找女招待，任什么样的改良都换不来裕泰的重盛了，因为国之不国，民何以堪，茶馆最后的寂静、悲凉与默哀是必然的。
最后三位老人相聚茶馆，当茶馆这个公共空间只能容纳三位饱经风雨沧桑的老人时，他们将寂静装满了屋子，回忆的是彻彻底底的自己，也恰恰是彻彻底底的国事变幻，此时无论什么国事都意味深长地联结着各自的民事。秦二爷在暮年明白了一个道理：实业救国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一辈子不服软的常四爷，自食其力，凭良心卖力气，可是在眼下的时代却是干了一辈子一事无成，只能卖花生仁；王利发改良茶馆，怎么改茶馆都是脱离了社会得不到生存的理由。他们对现实的中国心死了，国事寥寥，无济于事。
多少人为三个老人最后的给自己的祭奠而掉泪，不仅仅是因为对悲凉的人生有所慨叹，更因为这最后的结局是为无奈的现实所逼。乱世之中，国事与民事的融合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小刘麻子仗势欺人要霸占裕泰茶馆；小唐铁嘴勾结庞四奶奶要软禁康婆婆；小吴爷和小宋爷伸手对毫无反抗能力的王利发就是一巴掌，王掌柜已经被逼到头了，他需要一个了结。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国不顾民，民不顾国，当了一辈子顺民的王利发是见了谁都会鞠躬、请安、作揖，可就是这些本应在民俗社会中有着好人缘的由头，却在现在的社会中白瞎。国事依旧以是非混淆的状态呈现于民，无怪乎常四爷高喊：“我爱咱们的国，可谁爱我啊！”到了最后，我们得到的更多的是“于无声处听惊雷”②的感慨，“于无声处”是因为此时民众的话语空间早就被蚕食的所剩无几，“听惊雷”则是民众在这样的窒息的环境下有所驳击，普通的百姓也在此时明白了一个道理，要不就束手就擒地俯首国家，做一个臣服于时代的懦弱布衣，要不就铤而走险，试试看，终究是要把这一绑缚与笼罩的铁屋子给打破了，这样才会有一线生机。当人民缺失了自我的政治自由，就无所谓什么民生，当所有的民事隐退，国事又将何去何从？无声无息的茶馆正是对国事无忌的参弥着话语空间的最好诠释，此时茶馆中的寂静，与外界不断的纷扰与喧闹，最终要有一个比照后的了断，当老板王利发选择那条不归路后，整个话剧在这里得到了升华。
抛洒的纸钱远远不能将这样的国事与民事的尴尬和不堪送走，新中国成立前期正是黎明前的黑暗，这一黑暗无孔不入的侵袭着百姓，而百姓的一举一动都悲戚戚地告慰着这段黑暗的历史，茶馆用最集中的形式向我们展示着这段新中国分娩时的苦痛，没有力量反抗的百姓在惋惜声中夭折了，为了成全这一辈子经营的茶馆，王利发也最终在这孤冷而又幽暗的茶馆里死去。
四、结语
看完戏剧《茶馆》，我们总希冀游离于文本，在某一个角度阐述这段历史的悲痛，选择了在国事与民事的比照中观察世态炎凉，解读沧桑更迭，是《茶馆》给我们的一个契机。老舍先生艺术的叙写了一段历史的伤痛，我甚至觉得根本不在于话剧本身是否凸显了“埋葬三个旧社会”的陈词滥调，更多的是想昭示一种对于民众的人文关怀，在当时风云变幻的社会形势下，民事与国事实质上是一种客体形式在主体期待范畴的变迁。在历史的今天，我们的这种理解和努力至少代表着对业已成为过去的人类悲剧的反思，构拟人们可以在更加宏大的公共空间中少一些历史的伤痛。
注 释：
①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2：41.
②该诗句出自鲁迅，他后期的一些诗篇形象地写出了革命胜利的信心，给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以极大的鼓舞。1934年5月30日写的《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声处听惊雷”可谓石破天惊之笔。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诗人的心跟全国人民连在一起，他想得很远，想得很深，感受到人民革命惊天动地的伟大力量。这样的诗，反动派看了会不寒而栗，革命人民看了会斗志昂扬，其社会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参考文献：
［1］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剧本，1958.5.
［2］焦菊隐等.座谈老舍的《茶馆》.文艺报，1958，（1）.
［3］吴怀斌，曹广灿.老舍研究资料（下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4］王新民.中国当代戏剧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