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民族 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雪终于停了，山坡、树林和梯田都被白色包裹，抬眼望去是个银装素裹的世界。 清早山间公路上的人就多了起来。农历腊月十二，是坝寨镇上赶场的日子，锅碗瓢盆、床单袜子、家用电器……都堆在了路边。路上还有很多侗族妇女挑着沉甸甸的扁担。她们戴着头巾，穿着民族服装――黑色的圆领棉袄，绣着彩色的花边。担子两头装的是金黄色尚未脱壳的稻米。
这天是个好日子，侗族村寨里的喜事特别多，有摆婚宴娶媳妇的，也有盖房子上梁的。那些黄澄澄的稻米就是去吃宴席的贺礼。侗族人吃米讲究新鲜，随吃随脱壳，这样味道更香，也更容易保存。
一大早，贵州省黎平县流芳村的鞭炮就响个不停。村里一共有四台婚宴，一家新房要上梁。村有机农业协会会长吴世先的堂兄家也在娶亲，中午时分亲朋好友们都来了。挑着担子的妇女们在他家仓库前排起了队，将一筐一筐的米送进去。这天他家总共收了2000多斤米。
对侗族来说，稻米不仅是最主要的作物，也是通行的礼物；是生存的依靠，也是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
中国侗族有近300万人口，聚居生活在湖南、贵州、广西的交界地区，西至贵州松桃县，东至湖南溆浦的葛竹坪，宽约360公里，总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这个区域正好处于湘西丘陵、广西丘陵往云贵高原过渡的地带，处在海拔200米到海拔1500米之间，属温润山地气候，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水资源丰富，土壤也比较肥沃，为水稻生长提供了极好的条件。侗族是我国较早种植水稻的民族，有“水稻民族”之称。
黔东南黎平县就处于这个三省交界的核心区域，也是我国侗族人口最多的一个县。流芳村则位于黎平县的茅贡乡，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相传明洪武年间侗族起义军首领吴勉曾因战败流落至此。村民把他收留，藏在后山的石洞中，将侗族的这个“王”留下来，故名“留王”，后改名“流芳”。现在，吴与石是村里的两大姓。全村一共有700多亩农田，种的都是水稻。
流芳村是一个典型的侗族村寨，四周青山环绕，山上种着松树、杉树和紫花泡桐。山南面的缓坡都被开垦为梯田，层叠起伏，错落有致。山顶泉水涌出，由人工引到田间灌溉，再流到山脚下的村中，最后汇成小河绕村而出。村口建有风雨桥和寨门，桥头写着一副对联：“观锦绣流芳村前绿水绕玉带，看回龙顾祖寨后青山列玉屏”。
村中心建有一座5层20多米高的传统木制鼓楼，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鼓楼中心是一个大火塘，楼顶挂着一面巨型木鼓。遇有重要事情时，村中身手矫捷的年轻人就会徒手攀上楼顶，敲响木鼓。春节前，每家都会担20斤木柴到鼓楼里，供村民们聚会、唱歌之用。岁月久远，鼓楼的梁柱都被火塘的烟熏得黢黑。
泉水从山上流下，在村中形成了一些水塘。水塘上凌空架起了一栋一栋的小房子，那是村民存稻米的仓库。“这样即可以放火，又可以防老鼠。水塘里还可以养鱼和鸭子。”吴世先对我们说。
春节前结婚喜酒特别多。不仅因为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陆续回家，更重要的是，侗族传统民俗以农历二月七日作为一个举行婚礼的最后日期。因为过了这天，人们就开始准备春耕。青年男女办婚事，只有等到秋天水稻收割入仓后。所以每年的婚嫁都要集中在过年前后这段时间。
村寨里的房子都是二层木制的楼房，有一个大大的屋顶。有的人家门框上悬挂着一束稻穗，则证明了这家有新生儿刚出生。挂稻穗以示辟邪，如果出生的是男孩就再加一张红纸。侗族的节日很多，月月都有，很多都是和种稻相关的。比如播种节、接春雷、插秧节、青节、吃新节等。
侗族很早就学会了水稻移栽技术。在民间故事《斗牛的来历》中说：古老的时候，人们种田不会栽秧，只会把谷种撒在田里，让它自己生长。有一天，卜老耶旺的两头大牯牛从圈里打脱出来，在一块大田里狠狠地打了一架，把大田打得稀烂，把秧苗踩得东倒西歪，稀稀拉拉没剩几棵好的。但过一段时间，这些秧苗竟然比那些没有被踩烂的秧苗都长和好，而且收成也不错，卜老耶旺从中受到启发，把过去撒播改成移栽。侗族人民也就从此渐渐学会了水稻移栽技术。
侗族种植的稻米有30多个种类，最著名的是糯稻。但糯稻产量低，不能大面积栽种，因此只能在节日、喜庆场合或招待贵宾时食用。侗族的糯稻品种也很多，主要有“牛毛糯”、“融河糯”、“黑糯”、“白糯”等。其中以“香禾糯”为最上品，人们常说“一家蒸饭十家香”。
侗族先民是古百越民族中的一支，早年生活于江河中下游的宽谷河网地带，种稻捕鱼为生。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他们的先民溯河而上进入半山区地带定居。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罗康隆与杨庭硕等民族、人类学家的研究，侗族的农业生产方式与汉族不同。汉族在原先侗族的水网坝区内建立了固定农田，作物分门别类地种植，引水灌溉，放水收割。而侗族则在半山区通过人工建立起了立体复合农业。最主要的体现，就是稻、鱼、鸭共生。
“侗族是一个农耕民族，但他们的农业并不同于汉族，或者说是不同于江南水乡与华北平原汉族社会的农业体系。侗族的农耕形成了稻―鱼―鸭共生结构。在侗族的农耕中，在一块地里产出的实际上不是单一作物，而是尽力收获尽可能多的能够供人们食用的各种动植物。”罗康隆说。
稻、鱼、鸭
流芳村一共有168户人家，748人，744亩农田。虽然人均只有1亩田，但在多山的贵州，已算资源丰富。2005年，受香港非政府组织“社区伙伴”的委托，贵州大学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教授杨建松到黎平县考察。他发现县城西面36公里的流芳村非常适合开展有机种植。因为流芳村居于水源的上游，周围山上涌出的泉水经流芳村的水渠灌溉后，再汇成小河流入下游的村寨。所以，不仅流芳村拥有干净的水源，而且如果在这里发展生态农业，就可以防止农业污染的扩散。
于是，杨建松找到流芳村农民讲解有机农业。村民们认为有机农业并不陌生，“不打农药，不用化肥”，他们祖祖辈辈就是这么做的。“只是因为近几年外出打工的人多了，没人手积肥，才开始用一些化肥。以前农药也不打，因为有鱼和鸭吃虫子，我们还会自己泡一些传统的药水喷洒。”村民何宗美对我说。
在传统侗族的农业模式中，稻田里要养鱼和鸭子。稻、鸭、鱼――三种优势物种形成了共生互补的生态系统。对流芳村这类侗族村寨而言，开展有机农业技术上并不困难，只需回到传统。
村民吴世先和另外31家农户决定“往回走”，先恢复30亩传统种植试试看看。他们盘算，不用化肥和农药会减产，但是有机水稻的价格可以更高一点，此外还有鱼和鸭子的收益，到年底未必会吃亏。
侗族有句俗语：“内喃眉巴，内那眉考。”汉语的意思是说“水里有鱼，田里有稻”。按照农时，每年清明节前后开始整大田，把地里的紫云英翻出来发酵，让泥土输送吸收水分。水源充足的坝子田犁耙两次就够了。谷雨前后开始撒种育秧。播种之日定在辛日或卯日，这是因为侗族人认为这是吉日。播种时必须先由本村落寨最早的那一户户主，即寨老到其耕种的田块播种。寨老象征性地播下一两粒稻种以后其他寨民才能播种。这是对最早落寨的寨老的尊重，也是寨老象征性地行使其权益。
芒种时节开始插秧。侗族田地的插秧密度要稀疏一些，为了以后鸭子游泳方便。稻田里蓄了水就可以放鱼苗了。初放小鱼通常1～2寸长，最重不过2～3两，视鱼苗大小平均每亩放30～70尾。主要是鲤鱼，因为其繁殖快，成活率高，最重要的是只吃杂草不吃秧苗。当地人很少放草鱼，因为草鱼怕雷，在雷电天气会跳出水面，就常跳到别人的田里或田埂上。
吴世先告诉我们，按照习俗，放鱼的时候村寨里还会请一位老人在田里插一个草标，再念上一段咒语，祈求风调雨顺。
等秧苗立了根，就可以放鸭子了。这种鸭子是侗族驯养的本地鸭，体形小，出肉和产蛋却多。一亩水稻可以放十几只鸭子，而鸭子不会吃秧苗。但鸭子和鱼不同，不会限于某块稻田，而是在各个田块间乱窜。每天晚上还要有人专门收鸭子回窝，刚出生的小鸭子还不会跟队，很容易走散。
“去外地介绍经验时，很多人会问我，鸭子不会吃鱼吗？”吴世先说，“我们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在稻田里挖一个深点的坑，上面堆上杂草树枝，做成一个鱼窝，让鱼可以藏在里面。”
每年8月份，稻田可以放水了，这时候正好捕鱼。最多每亩田能收70～80斤的鱼。没长成的小鱼移到村中鱼塘里，可当做种鱼第二年用。大鱼自己吃、卖掉，或腌在桶里做成酸鱼。侗族人的生活离不开鱼，婚丧嫁娶、敬鬼送神都要有鱼。酸鱼的保存时间很长，几十年后还能吃。如果家中有老人，更要存上几桶酸鱼，以待老人去世忌荤招待客人用。按侗族的习俗，忌荤时可以吃鱼。
立秋后，鸭子生得肥壮，可以上市销售，也可以留下来产蛋或孵小鸭。家里劳动力多的，一年可以连续养上三批鸭子。
每年农历中秋节，正是侗族收稻子的时候。家家户户出动所有的劳动力，扛着谷斗，抬着箩筐或袋子，拿着镰刀，开始下田收割了。一般是海拔低的地方稻谷先成熟，所以秋收也先从低地开始，如房前的田地，然后到山坡上的梯田收割，最后才到海拔较高的山谷山凹田。收割稻谷时，多是妇女割稻，男人打稻，在谷斗中脱粒干净。
流芳村的水稻只种一季。到10月份，经过堆肥的猪粪、牛粪就可施到田里，作为底肥。村民会种上紫云英，来年春天翻到土里肥地。也有人会赶种一季的油菜，“但收获的时候经常会遇上冰雹”。吴世先说。
在流芳村的水田里，稻、鱼、鸭三种主要生物构成了一个共生互补的循环系统。养鱼可以吃掉稻田里的杂草以及害虫的虫卵、幼虫，鱼的游动可以把水搅浑，增加水里养气，遮蔽阳光，抑制水草生长。鸭子不仅喜欢吃嫩草，还喜欢钻水底啃泥，使土壤疏松透气。此外，鸭子还是除虫的高手，小鸭长到20天左右，就会跳起来吃秧苗上的虫子。同时，鱼和鸭的粪便又是天然良好的有机肥料。
实际上侗族的传统稻田就是一个天然沼泽生态系统的缩版。除了稻、鱼、鸭三种优势生物外，还有螺、蚌、泥鳅、黄鳝等等动物。野生的植物茭白、水芹菜、莲藕等植物也在此生息。常见的动植物有100多种。
吴世先告诉我们，除了水稻、鱼、鸭归耕种者收获以外，稻田中自然长出的所有生物资源村民都有权分享。这些半驯化的动植物都有特定的使用价值，其中有一半以上可以作为食物，另一半可以用做饲料。
与汉族的单一、单项农业不同，传统侗族农业，是多产业、复合经营的生产方式。像流芳村这样每一个侗族社区，不仅经营农田、鱼塘，还要经营森林和饲养大型牲畜养，喂养各类家禽。罗隆昌等民族学家认为，侗族农业的复合程度之高甚至难以概括，“林粮兼营，稻鱼鸭复合”都不准确。“他们这样做，表面上是为了使生活物质的获取渠道更加宽阔，从而获得了抗拒自然风险的适应能力。同时在执行的过程中保护了生物多样性。”
没有堤坝的“水库”
离开热闹喜庆的村寨，吴世先带我们走在湿滑的田埂上。被白雪覆盖的田野空旷而寂寥，但雪下也是一个充满生命的世界。“田里绿色的草是紫云英，是一种很好的氮肥。秋天麦收后，种下紫云英，一亩能产2000多斤。春天翻地的时候直接就翻在土里了。”吴世先说。几块稻田蓄上了水，里面养着小鱼，等待插秧后再放到稻田中。
侗族人的寨子，大多依山傍水。村寨位于贴近河谷盆地底部的山麓，在河谷底部开辟了稻田、鱼塘、河网和各种引水和保水设施。沿山坡而上是茂密的森林，森林上方的山脊地段，也就是家族村社之间的地理边缘，则尽可能保持了树木和草地环境。
“贵州是唯一没有平原的农业大省。”贵州民族研究所潘永荣对我说。沿着流芳村后的山路上行，山谷之间就是坝子田。平缓的山坡被修成一层层的平坝，平坝又像稿纸一样，被整齐地切割为半亩左右的田块。坝子田再向上就是森林和陡峭的山坡。经过先民千百年的垦殖，村子已经不可能再增加新的耕地了，而这种狭小、错落的坝子田就是贵州农业的基本形态。
令人惊叹的是，在山地之间，侗族村民建立起了一个庞大、复杂而又精确的山地水系统。他们在山上修建了引水渠，将不同山顶的泉水引到半山，再通过次一级的水渠分流到不同高度的坝子田，保证每块田地都有水渠环绕。需要蓄水的时候，就挖开田垄上的缺口，将水灌入。每一田块中间斜向挖了一条沟，以便秋天放水捕鱼。冬天的时候，坝子田头留出一块地蓄水，用来放养鱼苗。
在不同层级的平坝上，村民还挖出了若干小水库，利用高差蓄水发电。遇到干旱的年景，也能做备用的水源。泉水最后汇成小河流入村寨中，形成若干小水潭，村民在上面建粮仓，养鱼养鸭。村子里的水塘不仅可以防火，还能使废弃物质在水循环中实现自洁。
流芳村的水利工程，使山谷、稻田和村庄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大水库。当地侗族农民认为，他们种植水稻比把水稻田变成森林更能有效地储存水，也能高效地利用水资源。在华北、江汉平原的稻田，水是季节性的存在，秋收前水就被排掉了。而侗族的农田，一年四季都是水汪汪的，即使冬天枯水季，也划出部分区域作为鱼塘。
由于稻田完全镶嵌在森林中，森林将蒸发的水汽层层截流，大大减少了水资源的气态流失。上层的森林起到了“甑锅”截留雾滴的作用，使气态水转化为液态水。而山间的每一块稻田，又都是一个微型的水库。一个个微型的水库共同组成了大型的立体储水系统。按照罗隆昌的调研，在夏天耕种的季节，每亩稻田可以储水340吨以上，而每亩塘堰至少可以储水500吨以上，从而有效削减下游的洪涝压力。
罗隆昌认为，这种“生态水坝”的储水功能甚至接近于长江三峡库区。因为该区域尚有280多万山区侗族农村人口，还有2000万的壮族、布依族、水族、毛南族、仡佬族、苗族、土家族、瑶族和1900万汉族农村人口，以人均耕地2～3亩换算，目前实际的稻田耕作面积约6000万亩，这6000万亩稻田若种植传统糯稻，其暴雨季节储洪能力将高达200亿立方米；在枯水季节，这些稻田还能保有2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储备。
杨庭硕认为，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迁移后的侗族先民经过千百年的努力，在贵州的半山地区复制了与祖先生活类似的水环境。他们通过改变河道、挖掘鱼塘，用筑坝的方式建构浅水沼泽等，在半山区的狭窄河谷盆地中再造了准河网坝区的次生生态环境。在某种意义上，侗族在山区建立起了一个巨大的没有堤坝的“水库”。
通过“水库”，原先仅分布于江河中下游的生物群落转移到了高海拔地区，使沼泽生态与高山生态并存，同时也丰富了区域物种的多样化水平。但由于地理限制，任何一种作物、家畜都不能大规模生产和饲养。所以为了适应环境特点，当地人将水源、稻田、鱼塘、森林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相互支撑，形成了多元、共生的农业模式。
在这种高度复合的农业模式中，人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单纯作为生产者，更像是一个系统的调控者。
在流芳村的稻―鱼―鸭系统中，村民必须随时观察稻田的变化，不断地调整稻鱼鸭的共存关系。鱼多了就抓几条吃，鱼少了就补充。鸭子过密，就分散到附近的稻田中，田中杂草多了，就增加鸭子。
按照吴世先的理解，稻田中没有无用的生物，也没有绝对的害虫。他们不会像汉族稻田中那样，彻底去消灭杂草和害虫，而是承认其存在，并加以利用。虫子不仅是鱼和鸭子的食物，人也可以吃。事实上，侗族本身就有吃虫子的习俗。比如为了对付蝗虫，妇女、儿童用塑料袋制作成捞篼在田间捕捉，拿来食用。青年男女行歌坐月（侗族的恋爱风俗）时，作为游戏性的夜宵也会捕虫吃。
因而，每一块侗族稻田都是生物多样性并存的乐园。人的角色，仅止于均衡获取与适度利用，以便确保这些生物物种都能够在稻田中繁衍生息，从而实现可持续性的收获。
流芳村的村民现在也用农药，但不是化学农药，而是自己配的生态农药。比如用烟叶、鱼藤、樟树叶泡水喷洒。这些都是村里留下来的老方子。“生态农药的灭虫率在70%左右。”吴世先说，“用化学农药的灭虫率会高一些，但也不可能全部杀死。况且害虫也不可能被灭绝掉。”
如何参与市场？
流芳村恢复传统生态农业的第一年，水稻减产了至少20%。用化肥的稻田可以产1000斤稻谷，而传统有机田只产800斤。不过最后有机稻米以4.8元/斤（2006年）的价格卖给了贵州大学的老师，比常规米高出了35%。再算上鱼和鸭子的收益，以及省去化肥和农药的钱，每亩的收入还净增加了300元左右。
于是2006年开春后，全村的土地就开始全部转向有机水稻的种植。同时，村里成立了有机农业协会，与“社区伙伴”项目组的专家一起研究解决防治病虫害与土壤肥力问题。也是在这时候，最先种有机稻的吴世先被推举为协会的会长。
吴世先1982年初中毕业后就在家务农，曾经在坝寨镇上开过服装店。他还曾经养过本地土鸡，直销给贵阳的一家餐馆。但运输距离太长，从村里到省城要走8个小时的山路。夏天炎热，鸡在路上的死亡率很高，甚至到了50%，最后难以为继。流芳村地处偏远，距离最近的大城市是贵阳和柳州，农产品与市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物理距离。
与很多中国乡村一样，流芳村也面临着劳动力空心化的问题。全村700多人，年轻人都进城打工了，村里还剩下300多老人和孩子。而恢复有机种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人工堆肥、上肥，养鸭、养鱼都需要大量人工劳动。劳动力缺口除了雇工外，有机农业协会还要组织农民之间的互助。雇工成本上涨很快，价格从几年前的每天50元，到现在每天100～150元。有机农业的劳动力也成本持续升高，大大压缩了利润空间。
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农产品的生产、流通、销售链条中，农民参与市场的程度依旧不高。面对市场，农民没有议价能力，有机米也就卖不出好价钱。每年流芳村等生产大米30多万斤（净米）。全村常住人口约300多人，按照国家年人均口粮400斤计算，全村需要留下口粮约14万斤，可销售的粮食至少有16万斤。流芳村实际每年的销售只有6万斤左右。扣掉农民的额外存粮，那么也至少有七八万斤的大米没有卖出去。如果按照每斤4元多钱的价格，全村农民少收入了30多万元。销路不畅，价格过低，农民更多的选择了惜售。
2006年开始，流芳村有机农业协会便向政府申请有机农产品认证，连续认证了3年。但每年的认证费在3万元左右，对农民来说也是一项很大的负担。由于有机农产品市场良莠不分，这张证书并没有给流芳村带来更多的订单。“真心想买米的客户也不看这个证书，我们之间靠的是信任。”吴世先说。
成都一家消费者组织每年都会从流芳村团购5000斤左右的大米，价格每斤4元多钱。他们是“社区伙伴”组织介绍给流芳村的客户，也是目前流芳村最大、最稳定的客户。除此之外，还有北京和江苏的消费者组织从流芳村买米，但数量并不多。由于对食品安全的考虑，近些年大城市陆续出现了一些有机农产品的消费联盟。但这些组织的结构松散，采购数量不多，购买也不稳定。曾有一个贵州的消费者组织与流芳村有过两三年的合作，但因为组织不到位，今年也暂停了购买。每年附近的粮食公司也会来村里收购大米，但价格比市民团购至少低了30%。
吴世先曾经去贵阳考察市场，“如果直接向超市供货的话，不仅村民要有自己的品牌，还要有加工和包装能力”。但对于流芳村农民来说，进入的门槛过高。去年为了提高村里的加工能力，吴世先贷款2万元买了一台脱壳机，每100斤收加工费5元钱。但因为加工量太少而无法收回成本。“我现在都有点后悔买这台机器了。”吴世先说。有的村民家里也有两三百元价格的小脱壳机，但是出的碎米多，自然卖不上价。
村民们也缺乏营销能力，不会推广产品，更多的是被动等待客户。“卖米的人都是通过县政府的农经网自己找过来的。”吴世先说。米虽是好米，但在市场上总是找不到位置。低水平运营的结果，是低附加值的循环。
年轻人都在城市打工，种田的都是50岁以上的老人。吴世先不会上网，不会用QQ，也不知道“淘宝网”。他不知道如何宣传，也不知道如何树立品牌。另一方面，分散的小农也没有资本实力去实现品牌化与规模化。于是，在农产品的产业链上，农民仍旧处于最底端，不仅无法分享销售、流通等高利润环节的增值，而且每年都要承受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村民与市场的距离，就像流芳村与大城市的距离一样遥远。仅靠农民自身的能力，还无法提高他们在农产品市场的参与度，因而也没有市场的定价权。
吴世先认为如果大米能卖到每斤5元以上，才有可能吸引年轻人回来务农。就目前流芳村而言，虽然恢复了以往的有机农业，但村庄的主要收入还是靠去城市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