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写这个字时，要怎么样才能坦然无畏？ 事实上，长期以来医学上的手足无措，已经使得这样一种身体病患，演变成了精神疾患：恐惧、孤独、绝望。加之中国几千年来对疾病“讳莫如深”的社会心理，更加剧了这种身体病患的精神性伤害。
从统计数据看，眼下，或者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癌”在中国人中将越来越多见。而人们对癌的心理，也将由个体逐渐向群体发散，并由群体向某些社会层面蔓延。如此，癌心理将成为社会公共心理之一种。
所以，如何直面癌现实，以什么样的心态和精神面貌对付癌，是一个再也不容逃避的社会课题。
今年9月初，北京一家报纸披露的消息震动了京城演艺圈：著名演员傅彪身患肝癌，已经做了肝移植手术。接着，立刻传出了傅彪家人与朋友的愤怒反应，他们感到被这条报道严重伤害了。此前他们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对傅彪隐瞒病情，而且傅彪年迈多病的双亲和年少的儿子也尚不知情。这一下，一切再也无法隐瞒了。
瞒住傅彪的父母，是因为两位老人身体太差而且已经先于傅彪住院；而瞒住傅彪本人，无疑是出于一种大家都能理解的好心：他们怕病人经受不住这种打击。
“癌”要如何说出口
在今天，仍有许多病人家属，在得知亲人患上癌症以后，千方百计地不让患者知道病的真相。据中国抗癌协会秘书长张宗卫的估计，现在家属有意向病人隐瞒病情的，几乎占到一半，“通常，能够向他们公开病情的，是那些文化层次比较高的病人”。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中医科主任李萍萍说，今天的癌症病人中，如果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多数都可以告知病情，而文化水平较低的病人，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就要隐瞒了。
本刊记者曾经在北京武警总医院病理室看到过该室主任纪小龙在显微镜下鉴定病人病理切片的情形――纪小龙的角色，有如一个法官，他的判定往往对病人来说生死攸关。
纪小龙看完切片，会问一下送切片来的是什么人。如果是医生或是病人家属，他会告诉实情，如果来的就是病人本人，他会说：挺好的，没什么大问题。其实，病理报告已经写在里面，只是病人本人不一定能看懂。
但是，这种隐瞒往往很难持久。今年9月，因患胃癌去世的著名作家陆星儿，就曾很长时间不知自己的病情。但是，有一天，她无意中在自己的病历上看到了“CA”的字样，她知道，那是英文癌症cancer的缩写。后来，她把这段经历写了出来：“我的眼睛顿时被两颗‘子弹’击中，一片漆黑……‘CA’是那样触目，像两块烧红的烙印刻在我心上，我知道，这深刻的灼伤再也抹不去了，从此，我将时时深受‘CA’的威胁，使原以为还有很长的一段生命之路，急遽浓缩，似乎再往前一步就可能走到头了。这‘一步’究竟有多远呢？”
实际上，陆星儿仍然没有知道全部病情。从她后来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她认为自己的癌症属于早期，所以有段时间不肯再继续化疗，还与医生不断争辩。而其实，她的胃癌属于晚期。
但是医生们普遍认为，其实告诉病情真相，无论对于病人还是对于治疗，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张宗卫说，常常见到这种情况：病人来到肿瘤医院就诊时，已是晚期。原因就是病人家属怕他得知真相，一开始甚至不敢带他到肿瘤医院来看病，耽误了治病的时机。即使来到肿瘤医院，在患者不知情时，医生也就不能和患者一起直接面对病情。
“结果病人认为，‘我的病情既然没那么严重，为什么要这么折腾我，’沟通打了很大折扣，对治疗其实不利。告诉他们，一开始肯定会遭受打击，但其实许多病人在经受打击以后都会慢慢坚强起来。”李萍萍说。
得知患癌症的真相，的确是件非常残酷的事。每一个今天仍健在的癌症患者，都清清楚楚记得刻骨铭心的那一刻。这种打击，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体验。原首钢干部张大成向记者回忆说：确诊得了胃癌以后，女儿给我买了双新鞋，说您平时也没功夫去公园，这回可以多走走了。我说，你还给我买这么好的鞋干什么？谁知道我还能有几天呢！――今天的张大成，精力充沛，把他的当年经历当成笑谈。
公布病情的好处，到今天，从记者采访过的医生、从那段经历走过来的病人和他们的亲属，大家基本都认可。但是，对于每一个正在遭受癌症袭击的家庭，这种公布与承认，仍是件非常艰难的事：万一他(她)承受不了呢？
因为癌症不是一般的病。现代医学对于大多数癌症(主要是晚期的)尚无能为力，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癌症即等于死亡。即使是我们这些健康人，是不是也轻易不愿把这两个字说出口，特别是面对一个癌症病人的时候？因为它意味着一种特别的不祥？甚至，记者在写这篇文章写到这两个字时，还感到这两个字的难看和凶险。
许多疾病都会导致死亡。此前媒体公布的一项调查中显示，自杀排在导致中国人死亡原因的第五位，前四位是：脑血管疾病、支气管炎及肺气肿和哮喘、肝癌、肺炎。也就是说，因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要比因癌症死亡的人更多，但人们却更惧怕癌症。
癌症的可怕还在于：即使你经过了手术和化疗已经康复，已经显得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但是从理论上存在着它随时复发的可能，癌症的阴影――即死亡的阴影从此将笼罩你的余生。
谁妨碍了他们回归社会
张大成和辛云走到了记者面前。他们自我介绍：“我是胃癌，10年了”，“我是乳腺癌，9年了”。对于这种见面语，记者有些愕然，但是转而就意识到，这不就是社会上对他们的一种固定认识吗？他们戴上了“癌症患者”的帽子，一辈子不会再被摘下了。
辛云是在43岁那年得的乳腺癌。得病前，她是商场的售货员。在康复以后，她曾经也想回到单位上班，但是单位说没法安排。“站柜台从早站到晚，我已经撑不下来了，而轻松一些的活儿已经都有人干了。我想想说算了，就不给人添麻烦了。”这样，辛云45岁就办理了病退。
即使是回到工作岗位，这些躲过了第一道生死关的人，也常常要面临一种无形的巨大精神压力。
一位中年教授在癌症康复以后，回到学校。他发现周围的同事对他有种异乎寻常的关心和一种不必要的照顾。有的时候，有人甚至会无端地要求与他合影。但是在这些关注的目光后面，他又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我们单位为什么会要这么一个人？或者：看他的样子，他根本没有癌症，是虚惊一场吧！
47岁的任小荣是一名铁路职工，她生病后再回去上班，别人告诉她说，你9点来也行，10点来也行，等她到班上一看，自己的活已经让别人抢着干完了。这让她心里感觉特别不落忍，也很失落。最后，她还是要求回家了，“虽然收入少了很多，但是心理没有压力。”
电视导演娄乃鸣大概是癌症病人的一个例外。2002年，娄乃鸣被发现患乳腺癌时，正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剧组里紧张工作，接下来，是手术，化疗，休息，当然脱离了工作。等她觉得身体恢复了的时候，又开始了当导演，现在，她又回到了春节晚会剧组，在筹备2005年的春节晚会。她说，“我现在与当时的病友没有一点联系了。而且我也不愿意再回那个圈子，或是整天只呆在屋里琢磨这个病。那会使我又回忆起那些难受的感觉，那种化疗药物的难闻的酸味，那种令人恶心的感觉……我对那些有一种生理上的反感。”
“我不在乎别人用什么眼光看我。他们当然什么样的议论都可能有。不过，你知道别人也在拿捏着该怎么对你。我只说，我们应该把自己当个正常人，平日该怎样就怎样，关键是你一定要重返社会。”娄乃鸣说。
三分之二患者本不该早死
就在上个月，我们刚刚送走了香港歌坛的“鬼才”黄，他因肺癌复发而去世，享年64岁。在此之前，是40岁因子宫颈癌去世的梅艳芳、因同样的病41岁辞别人间的李媛媛。还有，因患肠症38岁就抛下自己的亿万家产和未成年儿子的温州富豪王均瑶……
现在是不是得癌症的人特别多？
中国抗癌协会秘书长张宗卫证实了这个说法。他说：癌症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还是个罕见病。“60年代初我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已经知道有胃癌了，但是那时为看看胃癌病人有什么样的表现，得等上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才能看到一位患者。但是到了80年代，癌症就已尽人皆知，短短三四十年，癌症从一个罕见病、少见病变成一个常见病、多发病，而且现在还有继续升高的趋势。”
张宗卫说，上世纪90年代末统计，中国每年有160万人发病，大概有130万人要死于癌症，最近几年，虽然没有做过统计，但是根据癌症发病趋势来估计，每年大概有200万人发病，将近150万人要死于癌症，癌症在中国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也就是说，癌症今天已经不只是极少数人才能摊上的厄运了。想一想我们的周围，恐怕很多人都能说出自己有一两个亲戚患了癌症。
然而，一方面，我们对于癌症非常恐惧，另一方面，我们又对它非常不了解。实际上，正因为不了解，所以才那么恐惧。
张宗卫说：“相当多的肿瘤只要发现得早，可以说70%、80%，甚至90%都可以治愈。在美国，最新资料表明癌症的5年生存率达到67%，但我们国家普遍到不了40%，相差很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病人早期发现率太低。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表过著名的‘三个三分之一’的论断：全球三分之一的肿瘤患者完全可以预防；三分之一的肿瘤患者利用现有的医疗技术和手段，完全可以早期发现，而达到根治；还有三分之一患者，按照现在的医疗手段，也可以减低痛苦，延长生命。所以癌症是一种可防治的病。”
张宗卫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中国的癌症治疗现状：“我们业内的人曾开玩笑说，现在有三分之一癌症患者是被肿瘤吓死的；三分之一患者是被那些乱七八糟的医生治死的；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才是不得不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