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的：了解聊城市新生儿听力筛查的现状，探讨本地区开展新生儿听力筛适宜的模式。方法：以2009年出生于聊城市九个区县的71797例新生儿为研究对象。应用瞬态诱发性耳声发射技术对出生3天的新生儿进行听力初筛, 未通过初筛的在产后42天以同样的方法进行复筛, 仍未通过者, 应用听觉脑干诱发电位技术检查确诊听力障碍程度, 并跟踪随访。结果：初筛59376例，初筛率为 82.70%，其中NICU高危因素患儿2432例,普通病房56944 例；初筛通过53952例,未通过5424例,复筛1971例,复筛率为36.33%,确诊102例，先天性听力损失的检出率1.72‰，NICU 患儿检出率2.55 %,普通病房检出率0.07%。其中81例接受听力评估和治疗。结论：聊城市新生儿筛查覆盖率不高，经济和文化水平影响听力筛查工作的开展，治疗方式应系统化.
【关键词】新生儿听力筛查；现状；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R764.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55（2012）01-0100-02
儿童听力障碍是常见的儿童出生缺陷疾病之一,新生儿听力筛查是减少出生缺陷、残疾, 提高人口质量的重要工作[1]，，国外研究资料统计，正常新生儿听力障碍发生率约为1‰-3‰,重度及极重度听力障碍的发生率约为1‰-2‰[2]，国内不完全统计资料统计先天性听力障碍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在目前可筛查的出生缺陷疾病中先天性听力障碍的发病率最高。儿童从出生到3 岁是语言发育的关键时期, 出生时就有听力损伤的儿童由于无法接收语言刺激, 可以导致不同程度的语言障碍, 甚至导致聋哑[3],为减少听力障碍给儿童带来的终身危害,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目前认为新生儿听力筛查是较好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干预和治疗措施之一[4]，为了解我市新生儿听力筛查开展现状和探索适宜模式，我们对2009年全市出生的71797例新生儿进行了听力筛查, 进一步探讨本地区新生儿听力筛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为本地区听力筛查工作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可靠的指导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2009年1月-12月在本市9个所辖区、县及乡人民医院和妇幼保健院出生的71797例新生儿。所有筛查均在取得家长同意后进行，检测人员均为我市统一培训的专业技术人员。
1.2 方法
1.2.1听力筛查仪器 采用Madsen公司生产的CAPELLA全功能耳声发射分析仪,进行瞬态诱发耳声发射(TEOAE)进行初筛和复筛，确诊应用脑干诱发电位仪（ABR）的筛查程序。
1.2.2筛查时间 初筛时间选择在新生儿出生48h后。初筛未通过42内天进行复筛,复筛时仍应用初筛的 TEOAE测试方法；复筛未通过者在3个月内进行第2次复筛。复筛仍未通过者应用ABR检查进行确诊,预约在3个月内进行诊断性听力检查，并跟踪随访。
1.2.3结果判断 听力损失程度判断主要以 ABR反应阈值为主。以波Ⅴ反应阈> 30 dB 作为听力损失指标,分级如下:31～50dB为轻度, 51～70dB为中度,71～90d为重度,≥91dB 为极重度。同一人两耳存在不同等程度的听力损失时,以听力损失较轻一侧耳为准计算。听力损失性质主要是结合鼓膜色泽的变化、ABRⅠ波及Ⅴ波潜伏期以进行综合分析。
2 结果
2.1 筛查总体情况 初筛59376例,初筛率为82.70%(59376/717 97),其中NICU患儿2432例,普通病房56944 例；初筛通过53952例,未通过5424例,复筛1971例,复筛率为36.33%(1971/ 5424)；复筛通过1379例,建议转诊490 例,实际转诊318例,失访172例,转诊率为64.90 %(318/490),最终确诊先天性听力障碍102例,单耳43 例(其中11例轻度,8例中度，16例重度，8例极重度),双耳59例(其中7例中度,15例中度,13例重度，24例极重度)。先天性听力障碍的检出率1.72‰(102/59376)。确诊的102例患儿中,9例有耳聋家族史，28为早产儿,11例曾有母孕期感染或服药史,21例曾有高胆红素血症,缺血缺氧脑病13例，8例先天性单耳外耳道闭锁,其余11例患儿(均为足月儿)原因不明；62例为NICU 患儿,NICU 患儿先天性障碍损失检出率为2.55 %(62/2432),普通病房40例,普通病房先天性听力障碍检出率0.07%(40/56944)。
2.2 确诊听力障碍后的干预情况 43例单耳听力障碍患儿中,34例已配戴助听器,9例轻度患儿的家长诉听力反应尚可,未进行特别干预；59例双耳听力损失患儿已有41例配戴助听器,并在聋哑儿康复中心进行言语训练,6例患儿转上级医院行人工耳蜗植入，12例患儿未进行特别干预。
3 讨论
3.1 新生儿筛查的重要性 听力言语残疾位居5类残疾之首,我国现有聋哑残疾人口约770万，占总人口的16.79%，7岁以下聋哑儿童80万，且每年新增聋哑人口3万余。听力障碍儿童由于缺乏语言刺激和环境而严重影响患儿的言语、认知和情感发育，给个人、家庭及社会带来巨大压力。新生儿听力筛查可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听力障碍儿童,早期给予干预会最大限度地促进其语言发展[5]。如果不进行听力筛查，50%以上的先天性听力障碍儿童不能早期发现。因此认为，普遍开展新生儿听力筛查，早期发现听力障碍，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对儿童造成的不良影响，对于提高我国人口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自2004年起,听力筛查已与、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苯丙酮尿症一起作为新生儿疾病筛查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管理与实施。
3.2 聊城市新生儿筛查现状 本研究通过对聊城9市区县内所有新生儿筛查结果显示，住院期间听力筛查接受率为82.70%，复筛率为36.33%(1971/ 5424)，覆盖率、复筛率均低于国内推荐的新生儿听力筛查的标准,即开展新生儿听力筛查项目1年内筛查率最低限度应达到95%,复诊率>95%[6]。本组59376例接受筛查的新生儿中102例确诊为先天性听力障碍,新生儿听力障碍检出率为1.72 ‰，但尚有14421例未进行筛查,以及复筛率和转诊率较低,先天性听力障碍实际发病率应高于1.72 ‰。与国外文献报道的新生儿听力障碍的发病率为1‰～3 ‰结果相符。确诊的102 例患儿中,具有听力损伤高危因素的新生儿占60.78%(62/102)。本次筛查统计的59376 例患儿中,有62例患儿曾诊疗于NICU，属于高危因素患儿，NICU 患儿先天性听力损失检出率为2.55 %(62/2432)。与以往资料报道的经NICU 治疗的新生儿听损伤发生率高达2%～4%基本相符[7]。 3.3 聊城市新生儿筛查的影响因素
3.3.1 检测系统不完善 筛查过程中，测试结果易受婴儿外耳道、中耳、探头位置以及婴儿测试时的状态和环境噪声等外界因素影响。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94%和83%, 筛查时可能会出现假阳性和假阴性[8]。对于初筛未通过者, 要耐心解释并强调复查工作, 以免引起家长不必要的担心。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应结合保健机构特点, 复筛时间规定在产后满月或 42天, 小儿体检的同时进行听力复查, 增加家长的依从性, 提高复筛率。复筛不通过者行ABR检查。由于耳声发射检测只能检查外耳、中耳及耳蜗功能, 不能检查出蜗后性听力损伤, 对两次通过耳声发射测试但存在听力障碍高危因素者, 仍要求家长前往耳鼻喉科为孩子行 ABR检查，并且在孩子3岁前每6个月接受一次听力监测, 以便及时发现迟发性听力障碍。
3.3.2 经济及文化水平影响 由于聊城市经济水平欠发达，人口以农村人口较多，流动人口居所流动不定,联系方式频繁更改,家长认知不足和其他方面的原因,造成复筛率和转诊率较低,增加了部分失访儿童听力障碍漏诊的可能性,因此新生儿听力筛查知识的普及工作任重而道远。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新生儿听力筛查系统的管理,汇集筛查、诊断及干预康复机构的信息资料,明确农村和基层地区先天性听力障碍的发病率,配合我省新生儿听力筛查技术工作的推广,建立有效的听力筛查模式和完善的筛查管理系统,为防聋治聋工作在农村和基层的开展提供切实有效的依据。
3.3.3 治疗方式应系统化 通过使用助听器、人工耳蜗植入等方式可以帮助患儿建立起必要的语言刺激环境, 进行听力-言语康复训练。认知能力正常的聋儿大多能在学龄前获得语言能力。但在聊城市，患儿多为农民子女，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家长缺乏对新生儿听力筛查具体认识的影响，很多患儿不能得到及时、合理的诊治，失去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和语言恢复能力。由于聊城市医疗水平有限，暂时无法独立开展人工耳蜗植入术，客观上也加大了患儿治疗的难度，同时缺少专业的语言训练机构，残联缺少专门的机构及工作人员从事专项活动，暂未形成诊断-治疗-语训的体系化机制。这诸多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解决。
致谢 衷心感谢课题组负责人山东大学徐凌忠教授的悉心指导；感谢卫生局领导和各医疗机构在本课题现场调查中的鼎力协调与热心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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