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生龙，凤生凤”。知识分子和官员的后代更易从政？谁都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的问题，真的成了学者们的研究对象。 同济大学社会学系青年教师孙明在2011年第5期《社会》上发表《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1950-2003）》一文，得出了这样的研究结论：知识分子、干部的后代在干部选拔中占据了优势。这一研究实际上使全社会普遍关注的“官二代”问题，以学术研究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
数据分析揭示“从政”之道
孙明所研究的是1950年至2003年间，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研究显示，家庭背景始终对子代的干部地位获得产生影响。1978年以前，良好的家庭出身和党员身份是获得干部地位所必需的政治资本，军人子弟凭借良好的家庭出身和入党中的优势，最有可能成为干部。而作为新政权核心的领导干部没有实现地位的再生产，他们在政治运动中也可能成为打击对象，其子女因受到牵连，并没有在干部选拔中占优势。
1978年以后，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后代通过入党和教育获得两个中间机制，在干部选拔中具有优势。
孙明的论文，从广度和时间两个维度描述了家庭背景与“当官”之间的关系。在废除了科举制度之后，中国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一直是中外学者热衷的话题。
孙明概念中的干部是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代理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领导者”，并将“国家行政级别”作为衡量干部身份的依据。
孙明的数据来自2003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该调查被学界认为是当时较为权威的社会调查。在那次社会调查中，记录了受访者的工作变动起止时间、行政级别变动、18岁时父母职业信息。孙明根据调查数据，用回归分析方法考察家庭背景与成为干部之间的关系。
学术之外的现实
在社会学者眼中，社会流动、社会阶层的固化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仇立平认为：“在社会流动中家庭背景是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一个社会事实。”在更宏观的层面，孙明的研究结论具有现实合理性，社会阶层的固化是稳定社会的必然现象。“社会阶层的急剧流动，往往发生在整个社会出现制度性变革的特定历史阶段，比如在1949年前后和1978年前后，特定阶段之外，社会阶层流动都趋于稳定”。
仇立平说，现阶段所谓的社会阶层固化，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这是经历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变革之后的必然现象。90年代以后，只有小部分人能够向上流动，而大部分人会维持在原来的社会阶层位置。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友华也表示：“恢复高考的最初十年，很多底层人士可以通过自我奋斗，实现向上流动。但是90年代以后，政治、经济资本更多地参与了资源配置，使中国出现阶层复制，阶层再生产的表现明显。”
包括陈友华在内，很多学者表示，今天，一个普通百姓依靠自己努力，不容易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会面临“天花板效应”。“出身于普通家庭，在县里可以做到股长，在市里可以做到科长，在省里可以做到处长，但是如果要再向上，就非常困难。”陈友华说。
在陈友华看来，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必然性：“第一，社会上层家庭，能够为子代创造更好的生长环境。第二，父母成功本身也会给孩子某种意义上的压力，使得孩子在年轻时可能就追求这种成就感。第三，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父母可以给他们创造很多机会，这可能是其他家庭一辈子都不会有的。第四，普通百姓家的孩子接触的都是百姓，而总统家里的孩子，接触的多是社会精英，容易形成丰厚的社会资本，对成长有很大帮助。”
毫无疑问，更好的教育、更多的交往机会、更高的展示平台是每一个人得以成功的重要条件。“如果不是以受教育程度、已经展示的能力来衡量一个人的潜质，那反倒是不正常的。”一位社会学者说。孙明认为，在西方，家庭背景同样对子女发展有影响。
但问题是，无论你是怎样的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当人们竞争的目标是“做官”的时候，就必须有一套维系公平的程序。对家庭背景与“做官”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其意义在于揭示其中的规律和机制，为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提供借鉴，这是很多中外学者关注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
陈友华说：“来自中上社会阶层家庭的孩子们更容易成才，但是这样的人在社会中是少数。普通家庭基数比较大，虽然成才率比较低，但是绝对数也不少。在发达国家官员中，也是出身于上层社会阶层的人较多，但在中国显得更多一些。”
（龚宝良荐自2012年5月10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