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30年代由知识分子 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书写反观知识分子命运

  摘要: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小说虽然在之后的文学史上得到了肯定,但是关注仍显不足,本文探讨了历史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以及60年代重要的历史小说创作,以此反观当时知识分子的创作心态和历史小说中的个人化叙述。
  关键词:历史小说;60年代历史小说;知识分子命运
  作者简介:马越,女(1989-),重庆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2-0227-01
  历史小说作为小说的一种形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各阶段的发展中从未缺席,但声音始终微弱。就当代文学而言,60年代以陈翔鹤为代表的历史小说书写引发了建国早期的历史小说热,这些作品隐喻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写作心理和尴尬处境,象征性手法的运用也为“解读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提供了很好的文本依据”。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历史书写
  历史小说在宋元讲史话本阶段与市民文化融为一体,到明清历史演义出现,标志着这一文学形式的正式形成。“历史小说”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1902年的《新民丛报》第14号上。早期的史学观由梁启超“新史学”,即进化论的史学观和以全体国民为内容的“新史学”的正统观,发展到胡适的“现代新史学”,对于传统,须采取“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怀疑态度。至最后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决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因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纵观历史小说的发展,最先有影响的是30年代鲁迅的《故事新编》,“古今杂糅”的实验性作品。40年代掀起冯至《伍子胥》为代表的创作热潮,“革命历史小说”也是此时形成的。60年代初的历史小说创作包括陈翔鹤《广陵散》、姚雪垠的《李自成》,此时更受注意的是革命历史小说。80年代受西方现代主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历史小说出现了新的叙事方式,即“新历史小说”,创作有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红高粱》等。90年代后多为历史人物的书写,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大帝》等。
  二、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小说创作
  1956年双百方针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题材禁区,为历史题材创作提供了可能,但是随后的反右运动让作家不得不回避现实,转向历史,60年代初文艺政策进行调整,正是在这松动时期,诞生了历史题材的创作,陆续发表在《人民文学》、各省期刊和报章副刊等,约40篇左右,这些作品有师陀《西门豹的遭遇》、程小青的《高士驴》、陈翔鹤的《广陵散》等。
  1、黄秋耘《杜子美还家》
  文中叙述了杜甫在唐肃宗至德二年因替宰相房廷诤说情而失信于肃宗,由此黯然返乡的经历。虽然讲述的是历史内容,但是语言也不乏现代性的书写,“他念及两京沦诌,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临时政府所在地的凤翔,又是这样一个令人寒心的政治局面”中的“临时政府所在地”,在现代性的话语中夹杂了诗句和史实原文,做到了尽可能的还原。作者再现历史是蕴含了明确的叙事意图的,开篇写杜甫回家途中萧条的场景,后来都被指责是“借古讽今”、“影射现实”。黄秋耘在《风雨年华》中说道“我那篇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之所以被指斥为‘特大毒草’,只因为它写到了灾荒……其实说我‘借古讽今’也没有冤枉我,假如一九六〇年秋天我没有重返三堡村,就写不出像《杜子美还家》这样‘为民请命’的历史小说。”
  2、冯至《白发生黑丝》
  本文1962年4月载于《人民文学》上《白发生黑丝》这部作品想象和虚构的成分不多,更注重还原历史,情节发展分为两段,第一段着重写了杜甫与渔民的交往,流落潭州的杜甫受到了当地渔夫们的照顾和救助,后一段集中讲述了杜甫和侠士苏涣之间的故事,两人的交流也是作者有意为之。冯至的这篇小说是想传达 “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 的政治主题,渔夫是“农”的象征,苏涣是“工”的代表,通过杜甫与渔夫和苏涣的对比,发现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软弱”、“狭隘”等“阶级弱点”,萌发了向工农兵学习的政治愿望,但在当时还是受到了批判。
  3、陈翔鹤《陶渊明写》
  挽歌是“丧家之乐”,普遍认为陶渊明挽歌诗最大的特征是自挽。陈翔鹤有过长达十余年的古典文学研究生涯,写陶渊明可能是其“古典文学研究在小说创作领域的延伸”,但是按照他计划写十二人的想法,以陶渊明为叙述主体多少有个人情感的抒发,即自挽。作者采用了一种超脱世俗观的价值取向,从陶渊明已过六十一岁的晚年生活写起,描述了他闲看桑麻,温习诗篇,平淡恬静的闲适境遇。但是曾经志同道合的好友已然渐行渐远,难免有孤独之感,到最后半夜点灯写《挽歌》和《自祭文》,感慨艰难坎坷的一生。这一种象征手法的运用也反映了陈翔鹤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主流文学的束缚下独语的孤独。
  三、知识分子的命运书写
  综观这一时期的历史创作,不难发现共同性,首先是魏晋人物的书写,徐懋庸的《鸡肋》,陈翔鹤的历史小说等很多作品选在魏晋时期,这时期文学的高度自觉是很多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其次是知识分子的心理诉求,在当时很多作家鉴于政治的高度一体化指向,不得不回避直面人生、针砭时弊的创作,以曲折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但是这种特立独行的精神必定是孤独的,因而也渴求真正的理解,在文中表现为知音的出现,《白发生黑丝》中,苏涣的出现就是杜甫晚年生涯的寄托,两人产生了精神上的交集。《陶渊明写》中陶渊明的儿媳则充当了这一角色。最后可以从中反观知识分子的自身命运,“反右”之后,知识分子失去了话语权,很少出现私人话语的表达,因而这些创作反映了知识分子面对现实处境的孤独之感。杨修、杜甫、陶渊明等历史人物与这些作家不仅有着相似的精神气质,而且从后来遭遇的不幸命运来看,也是荣辱相系的。个人话语叙述的写作方式,也为之后的历史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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