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德国夫妇安娜和伯恩哈德·布鲁姆（Anna & Bernhard Blume，1937— ）的一个系列作品，关注的是日常生活的主题，却带有某种荒诞的意味，甚至有点小资情调。这一系列使用波拉手段拍摄的画面，可能产生了不同的兴趣点。其中的一个兴趣点，当然就是技术问题。以往他们都是用大画幅的黑白影像，经典的负片制作，而这次却拿出了小画幅的彩色影像，使用的是制造于1972年经典的波拉SX-70，即拍即得。而且即便是在今天数码影像大行其道的时候，这款马上就可以拿到彩色画面的相机，依旧有其不可匹敌的要素。
重要的是，波拉作品不需要印制，因此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品质。而且从一开始，波拉就是日常生活的写照，它在70年代的地位，并不逊色于30年代超现实主义对影像的追求。于是，当布鲁姆夫妇在1975年拿到这台相机时，就让其独特的魅力延伸到了今天。
我们也许可以发现，布鲁姆夫妇始终在通过他们的波拉相机不停地询问一种“真实”，事物和人的真实呈现，以及他们呈现的真实。作为贝彻夫妇“杜塞尔多夫学派”的成员，他们的探索也在验证这样的提问：“土豆仅仅就是土豆，或者它们可以成为灵魂的象征？”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解释：“当贝彻夫妇用他们平和的目光纪实他们的对象时，平和或者说这些客体在画面中所呈现的宁静状态，却暗示着迅速的消亡—这点他们是深有把握的。我们的直觉也是通过内在的力量去感动观众。波拉片和大画幅的黑白影像是在同时创作的，面对的都是日常生活的主体或场景，其中的精神决定论，是驱动我们拍摄的动力所在。”
人具有一种巫术般的本领，这样的本领对于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尤其重要。然而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倾向于创造一些与世隔绝的独立画面，而布鲁姆夫妇却通过单幅的影像构成了一种连续性，也就是系列。毫无疑问的是，布鲁姆夫妇选择了摄影这一独特的方式，最适合于他们哲学观点的表达，尤其是对康德理论的转译。因为波拉所具有的“反艺术”的特征，就已经在那个时代呈现出隐秘的动机。
他们的作品分为好几个系列，当然必须根据不同时期的特征具体分析，这里不便过多展开。至少我们从表面上看，首先就是饱和的色彩：绿色，黄色和红色，不同系列中的色彩都在强化这些独特的主题力量，也就是说色彩分别扮演的不同的角色。也许有人会说，波拉对于布鲁姆夫妇，就像是孩子手中的玩具，讲述一个简洁的故事，真的或是假的，严肃的或是幽默的，有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他们的灵感源自于他们的幻想，美梦或者是噩梦，加上一些抽象的知觉或情感。当然在波拉的画面中似乎隐藏着许多不同的层面，从表面上看却具有完全“冷酷无情”的信息。布鲁姆夫妇就是将这样一种复杂性注入了真实之中，从而成为一种审美的装置。如果以今天的艺术批评来看，轻蔑地看待当代艺术的传统捍卫者已经没落了。然而，他们依然从容合理地用术语提出问题。他们的作品是独特的、完全反传统的、与流行无关的；他们的艺术早已成熟，但是要想被更多的人接受，也许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