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青春年少时的一次意气用事，究竟会对他以后的生活产生多大的影响？况且这还是一个有着双重特殊身份的人：女性、士兵。女性是“她”注定的性别标志，士兵是“她”那一阶段的身份标志，两重身份对于这个故事都必不可少——如果没有班长对女性的奚落，“她”不会自不量力地报名杀猪；如果不是部队里比铁还硬还冷的组织，就不会上演观看女兵杀猪这样的闹剧。然而，两者兼备，“她”只有凭借酒精催生出的非理性力量，走上了“杀猪”这条道。
小说题目本身就是一个既刺眼又刺耳的存在，开头的紧张气氛更为读者营造出巨大的悬念：这是充满死亡与绝望、破碎与分裂的一幕，精心设计的回叙不仅时时打断她和警察此刻的对话，更以几倍于对话的容量赫然凸显出过去的重要性，叙述顺序的设置时时都在提醒读者：过去的故事作为现在事件的心理动因不容小觑。心理，更准确地说是那个深渊一样神秘莫测的潜意识是作者孜孜以求、流连忘返的重要领域，它不仅要探究主人公“她”的潜意识，还要探究班长和丈夫的潜意识。当然，关注潜意识并不意味着忽略外在的社会环境。
角色错位的起因是班长对女兵的奚落：“什么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实在不行了男女才一样呢！”与其说是性别歧视，不如说是来自他最朴素的生存经验，这是缺失母爱、性格粗粝的班长从他父亲既当爹又当妈的角色错位中认定的“真理”，它包含着对某些基本人生经验的认同。但是这些话却被年轻气盛的“她”误读成了性别歧视要加以反抗。一个使气“将军”，一个意气用事，两者僵持不下之际，组织介入了。“杀猪”事件一旦被僵化的组织纳入了自己的规则之中，就容不得“她”再抽身；而在班长愧疚地给以忠告劝其抽身之际，“她”却又因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初恋情感，不想抽身。就这样她在角色错位的异化之路上越走越远。“在异化的活动中，我没有体验到我是自己行动的主体，我体验到的是我活动的结果……从根本上说，行动的不是我而是内在的或外在的力量通过我来行动。”（弗洛姆）先进典型的荣誉、年青的虚荣心及至后来的神圣初恋，一古脑儿搅在一起，将角色错位的真相蒙得严严实实。直到她猝然在初恋对象——一个同样被异化为符号的“组织干事”与别人的谈话中看见了真实。这是最残酷的真实，这也是最彻骨的伤害，敏感的“她”选择了逃避，但是，心底的创伤和阴影却沉淀下来，意识不仅不去医治这些创伤，反而要掩盖它们。人的心理疾病就这样在意识和潜意识的冲突之中滋生，终于在相互隔膜的婚姻生活中被丈夫引爆，“她”在酒精燃起的非理性状态中似乎是再一次回到了“杀猪”的表演中，不过，这次对准的却是睡着的丈夫。如果说过去她是在组织的异化与青春的懵懂之中迷失了自己，那么现在的她在潜意识和意识的合谋中再一次失去了自己。
小说结尾迸发出的巨大震撼力在于叙述圈套释放出的丈夫的故事以及对“她”的心理猜测的颠覆。庸常生活中的“丈夫”具有庸常男人的优点和缺点，患有心理疾病的“她”理解丈夫“在机关工作职务总上不去”的压抑，却无法洞见丈夫冷淡她的真实原因。“她”在怨恨中猜测，在猜测中绝望——从丈夫“不吃猪肉”、“洗手”、“刀法不错”的对话中她总结出了他的弦外之音；殊不知，丈夫真正的弦外之音她却并未注意——“你不相信我没病？”“我真没病，我什么病都没有，你信不信？”酒醉之后的丈夫无意中染上了难以启齿的“病”，冷淡她何尝不是出于爱护她？她在猜测丈夫一寸一寸地知晓自己的过去之时，丈夫未必不也在试探她是否觉察到了自己的隐私？但在各自都要掩盖内心隐私的对方面前，他们越来越隔膜，终至悲剧的酿成。结尾的不尽意味还在于它对我们一贯信赖的意识（主观感受）提出了质疑。
性别的平等、组织的僵化、虚荣的诱惑、纯真的爱情、彻骨的伤害，庸常婚姻家庭表象之下的汹涌暗流，意识的不可靠，潜意识的非理性……让读者不得不惊叹的是人性中如此广袤丰富的内容都被天衣无缝地织进了这个短篇小说的叙述之中。在“杀猪的女兵”这一角色错位的叙事原点中不仅向过去追溯其起因，更向纵深处推进其发展，每一个细节都饱满凌厉地传达出那些组织、机关对人的冷酷制约与束缚，也诉说着心灵之中意识、潜意识对人的暗暗支配。挣扎于内外双重困境中的现代人，不也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上演着一幕幕角色错位的悲剧吗？这个悲剧尽管内容千差万别，结尾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你没有成为你自己。
王海燕，青年评论家，现任教于湖北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