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决定了语言发展的漫长历史和复杂的演变;地域辽阔,标志着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方言的多样性。往往是“偏壤遐陬之间,田夫野老之语”,却有“转与雅记故书相合”的。“方言既杂,殊语日滋。或义同而言异;或言一而音殊。乃各本方言,增益新名,或择他字以代。由是一字数义,一物数名。”(刘师培《新方言序》)这充分显示出这一传承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其实不少古人就彼时彼地的语言现状已做过多方的研究,郑玄、郭璞、段玉裁、王念孙和郝懿行都有杰出的贡献。如“玩于股掌之上”已为常语,倘细想“股掌”实不易解,郝氏以为“股”为“般”之误,即山东方言之“巴掌”(按今为通语),如是,语义便可解了。
方言最大的特点,便是地方性。俚语其初产生于民间,二者不可截然分开,它们的出现,情况十分复杂,大体与一个地域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的民俗、文化、生活状况、自然环境乃至语音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它具有一定的表现力,有时甚至是难以替代的表现力。另一个特点是它侧重表现的是语义效果,听音知义,有不少语词是无法用恰当的文字表达的(这一点有如联绵词),而必须在一定的语境中,从整体语义上理解,断不可望文生义。
二百五、半吊子:《说文》中“贯”:“钱贝之贯也”。段注:“汉书:‘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其本义也”。《辞海》:“旧时用绳索穿钱,每一千文为一贯。”又:“旧时钱一千文叫一吊”。贯、吊,同实而异名,为一成数,成“吊”而整存。今言某人智商低下,不足“秤”,多言“半吊子”或“二百五”,前者多用于今晋北方言,后者则几近于通语了。
蒙在鼓里:鼓,费解,实为“■”之讹。《说文》兜部:“兜:兜鍪,首铠也。”兜即古将士所用之头盔,即胄。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部》:“胄所以蒙冒其首,故谓之兜。”兜鍪,为秦汉以后之称谓。由此可证,■有遮覆、蒙蔽义。蒙在鼓(■)里,意即蒙覆在于蒙蔽之中。
烂(兰):章太炎《新方言》引《通俗文》:“‘纵失日兰’,今市井谓债不可复收曰‘烂帐’,‘烂即兰矣’。凡人纵弛无检,亦曰‘兰’。”应邵注《列子・说符》:“烂,妄也。”“兰”与“烂”同。“烂账”亦为今人口语,引而伸之“烂尾楼”、“烂人”等是。
荷(何):“何”为“荷”的本义,在金文中,像一人肩负一锄具之类,回首张望,似有所事者,“何蓑何笠”(《诗・小雅・无羊》)正是其本义本字,至于“戴月荷锄归”中的“荷”字,形体则属以后的演变了。在今天,除了具有浓厚古汉语色彩的语词或成语外,如负荷、荷枪实弹,一般多用于方言中,山西太原南郊及晋中市不少地方就使用的非常普遍。
驼子:言其背如驼峰。山西人多称“背锅”,此亦形象说法。“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诗・邶风・新台》)毛传谓:“戚施不能仰”,杨树达以“长沙今言人背有疾伛偻不能伸者为施(音驼)子”证“戚施”即“驼子”(“施”,古音如“驼”),使毛传“不能仰”之意得明。言所得者为一鸠胸龟背之老人,非所求之燕婉少年也。近人闻一多考证“戚施”为“蛤蟆”。
■:《方言》“�■,至也。�、唐、冀、兖之间曰�,或曰■。”又:“■来也。”音“格”。晋中、忻州诸多地方“去哪里”多言“■哪里”,即“到哪里”。
打破沙锅问到底:璺:《集韵》:“玉破也。”《方言》“秦晋器破而未离谓之璺。”此本义之引伸。钱绎笺疏:“今俗尚有‘打破沙盆璺到底’之语,正读如问。”按“沙盆”亦作“沙锅”,“璺”谐声为“问”,意为穷根问底。其本字今多作“纹”,非是。
��(胡同)�(弄):《说文》:门部:“�,闾也。从门,干声。汝南平舆里门曰�”。又闾下云:“里门也。”则�训闾也。正与“汝南平舆里门曰�”相应。王念孙曰:“闾里一声之转,乡谓之闾,遂谓之里,其义一也。”周制,二十五家为里,其后则人所聚居为里,不限二十五家了。“里,居也。”有里则有门,而其门谓之�,闾之为言侣也,相群侣也;�之为言�也,以�难也。名以义生,斯古今之殊耳。今市民居聚之里,南方人谓之弄,或称弄唐(今多误作“堂”)。北方谓之��,或省作胡同。�即�语之转也。弄唐之“唐”与��之“�”为双声,�又“唐”之转。《尔雅?释宫》:“庙中路谓之唐。”郭璞注:“中唐有甓(甓pi,砖)是唐即路也,弄中之路,故谓之弄唐。《释宫》又云:“�门谓之闳”。《说文》闳下云:“巷门也”。段氏谓“巷者,里中道也。”顾炎武曰:“今京师人谓巷为��,乃二合之音。”
姐:《说文》中“蜀谓母曰姐,淮南谓之社,从女且声。”段玉裁谓“姐字当蜀人所制,淮南谓之社,因类记之也。社与姐音近。”今不闻有称母为“社”者,但今衡湘以南有呼母为“唉姐”者,长沙则通呼祖母为“唉姐”,因以为妇人年老者之尊称。犹之“姥”(mu)本为老妇人称谓,而北方方言成外祖母为“姥姥”(今读“老”),亦为年老妇人之尊称。“唉”与“阿”同,为词头。陆德明注《庄子?桑庚篇》,“且,始也。”《尔雅?释诂》,“祖,始也。”“祖”即“且”之孳乳字。呼祖母为姐,兼得义与声也。今辱人母多称“妈、娘”,唯河南一些地区则称“姐”,或古汉语之遗也。
丁是丁,卯是卯:丁,天干第四位。卯,地支第四位。古人以干支记时,相互搭配,循环往复,不可有误,故以丁卯喻办事认真,无任何疏漏。或曰,“丁”同“钉”,器物接榫之凸出处,亦称榫头;卯为接榫之凹入处,亦称卯眼,丁卯相依,需严丝合缝,故得其比喻义。
一些方言俚语的产生源自某一根词的引申再引申,相继衍生,遂成一语词链。这种情况在方言俚语的产生、发展过程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如“吃”,许氏谓“言蹇难也”,即今之口吃。引申为吃饭之吃,据此引出接纳、承受、具有诸义。好吃不消、吃家伙、吃得开、吃官司等。对此,前人有很好的论述。清翟灏撰《通俗编》38卷,33卷《语辞类》一例云:“《归田录》打字义本为考击,故人相殴,以物相击,皆谓之打。而工造银器,亦谓之打可矣。至于造舟车所曰打船、打车,网鱼曰打鱼,汲水曰打水,役夫饷饭曰打饭……执伞曰打伞……以丈尺量地曰打量……名儒硕学,语皆如此,触事皆谓之打。而遍检字书,了无此义。”《芦蒲笔记》:“世言打字尚多……诸库支酒谓之打发,印文书谓之打印,结算谓之打算,装饰谓之打扮,请酒谓之打酒,席地而睡谓之打铺,收拾谓之打迭……引路有打色、打轿,杂剧有打诨,僧道有打拱,又有打睡、打嚏、打话、打点、打听之类。”《能改斋漫录》以释文取偏旁证之,谓“打字从手从丁,盖以手当其事所也。此说得之矣。”今人称“织毛衣”为“打毛衣”,坐出租车为“打的”之类更是数不胜数了。
还有些方言俚语来源于史实,如“风马牛不相及”,源自《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之事。“东道主”(或称“东道”)一词源自《左传?僖公三十年》秦晋围郑之事。“三不知”,今人称“一问三不知”盖源自《左传?哀公二十七年》,晋荀瑶率师围郑,荀文子认为未了解敌情不可铤而走险,称“君子之谋也,始、中、终皆举之,而后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不亦难乎?”明代江宁人姚福:“……始、中、终三者皆不知也,其言概本《左传》。”可见,“三不知”一词,起码在明代,已做为专门词语在运用了。另有一些词语源自于掌故。如专指男女爱情方面妒忌的“吃醋”,据说源自唐太宗李世民和功臣房玄龄的故事。这一俚语用及大江南北,并引发出“醋意大发”之类。“二尾子”(“尾”读如“尾巴”的“尾”读作yi)亦为秦晋广大地区方言,特指具有不完全的男女生理特征的两性人。据章太炎考证一种蟋蟀,两尾,不分公母,由物及人,遂得此名。“傻瓜”,传言川陕交界处,古时曾定居一部落,称“瓜族”,以狩猎为生,民风淳厚,但极不开化,商贩、游人常以价廉质次之手工业品与之交易,其值甚不当。后被人嘲为“傻瓜”。另一种情况源自民间传说,同一语词,出处往往不同,甚而大相径庭。如“敲竹杠”一词,用者咸知其确切含义,而对其语源的探究则甲是乙非,了无标准。类似情况有时实难有确证,只求明其今义正确运用便可。
在古汉语中,有一些兼音(或兼义)的词,如诸(之于、之乎),叵(不可),而在现代汉语中,也存在一些普通话与方言对转的兼音词,极少兼义。这些方言词有两个特点:一是无正确的书写可用字,二是必以方言音读,才得其蕴意。如“巷”,晋中晋北广大地区多称“黑(he)朗”,“巷”读为“hang”。“(木)棒”,称(木)“卜朗”。“翘”称“圪料”,“圈”,称“�囵”,《辞海》:“�囵:北方方言。四围有墙而无房屋的空场。”北京方言的“甭”:别、不用。“�(mao)”粤语,意为没有。“有”字缺笔,其读音又与“没”取同一声母“m”,望文亦可生义。
语言是发展的,方言俚语与普通话之间并无明显的界限,不少方言俚语正在逐步融入普通话中,如原属南方人说的“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进入普通话,今天已成为我们日常不可或缺的语词了。东北方言“得瑟”、“小样”也逐渐被人理解,北京人的“侃(大山)”已正在不遗余力地奔向普通话了。
作者单位:
山西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