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介绍了“中国电化教育先驱学术思想研究”系列研究的缘起，以及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介绍了电教先驱人物遴选的方法与过程，并遴选了十位早期电教先驱人物，强调了若干早期电教先驱学术思想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
[关键词]电化教育；先驱人物；学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1)01－0005－04
一 研究的缘起
近年来，在南国农、桑新民等国内著名学者的推动下，国内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掀起一股历史研究的热潮。河南大学教育技术研究团队有幸参加了南国农先生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史研究”。随着研究资料的不断丰富，研究认识的不断深入，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历史图景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一个个原本陌生却又由于反复出现的名字被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我们在感慨我国电化教育先驱以当时新兴的传媒手段辅助科学救国与教育救国，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之路创举的同时，更为他们忧国忧民、以电教之利器拯救国民之“‘贫’、‘弱’、‘愚’、‘私’、‘乱"”，的大电教精神所感动。
历史即是财富。这些中国电教先驱的学术思想无疑是我国教育技术思想宝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曾经开我国电化教育之先河的珍贵学术思想如同散落的珍珠，长期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不为人所知，甚至时有历史的误解发生。比如，有的学者认为我国早期没有对电化教育做出明确的文字界定，而实际上官方与学术界均对电化教育做出过明确解释。又如，徐公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提出教学与电影关系不是“教学+电影”，而是“教学×电影”的重要观点。再如，舒新城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提出电化教育人才的教育、技术、艺术三大素养基础。还有戴尔的“经验之塔”早在1948年就由杜维涛以译著形式翻译引入，但该著作长期以来一直静静地沉睡于图书馆的尘灰之中……
据孙明经之子孙健三回忆，孙明经先生1992年去世前曾说，1996年应该纪念中国电化教育60周年，如果那时我活着，就一定要遵照我四位恩师(蔡元培、陈裕光、魏学仁和郭有守)的嘱托，把中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历史资料和历史经验整理出来，留给后人。桑新民教授在纪念中国电化教育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曾指出，让后人了解早期电化教育及其先驱们的重要学术思想，不仅是孙明经前辈的遗愿，也是当今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2010年8月，我们团队中两位年轻的博士向《现代教育技术》投了两篇我国电教先驱学术思想方面的论文，引起了杂志社宋述强老师的注意。他希望我们能够策划一个专栏，系统介绍十位中国电教先驱的学术思想，以彰显先驱的集体记忆和历史智慧，是以有此“中国电化教育先驱学术思想研究”专栏与读者的见面。
二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粱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史的目的”专论中指出：“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本研究的目的就是遴选出十位对我国电化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电教先驱人物，总结他们的电教学术思想，还原早期电教历史的真实，并通过提炼历史智慧，把握我国电教发展的特点与逻辑，以供当代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活动“资鉴”。
研究的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抢救历史资料，还原历史真实
我国电化教育领域形成于上世纪30年代，早期电教历史的亲历者大多已经故去，而在经历了种种社会历史变迁与风雨波折后，我国电化教育发展出现了严重的断层，早期电教的历史资源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相关的历史资料也较为散乱。正如梁启超在“人的专史的对相”中强调的，“近代的人学术、事功比较伟大的，应该为他们做专传……此时不做，将来更感困难。此时做，虽不免杂点偏见，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做，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对我国电化教育先驱学术思想进行较为系统地资料整理与思想总结在这种意义上确实属于“抢救性挖掘”。
2 丰富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研究内容
加强基本理论建设是目前我国教育技术学界取得的广泛共识，而对电化教育历史的研究则是基本理论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可喜的是，在上述观念的广泛认同下，在南国农、桑新民等学者的大力推动下，一些学者开始了对我国电化教育历史不同侧面的研究，出了一批优秀的成果。本研究通过对我国电化教育先驱学术思想的系统研究，总结先驱学术思想，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研究内容，同时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提供历史启迪。
3 提炼历史智慧，为当代教育技术中国之路提供历史启示
在“救国救民”的大教育观视野下，我国早期的电化教育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独特道路。然而，在经过“30年冬眠期”我国电化教育二次起步后，早期电教这段辉煌的历史却长期被忽略，甚至是遗忘。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全盘西化”、“不中不西”的批评不绝于耳。如何解决当前出现的诸多问题，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以史为鉴，我们将看到，塑造我们未来的力量实质上就是塑造我们过去的力量。”系统挖掘、提炼我国电化教育先驱的历史智慧，可以为当代我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探索中国道路提供历史启示。
三 我国电化教育先驱人物的遴选
人物个案学术思想系列研究的水平首先取决于人物的遴选是否科学。所以本研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科学地遴选出十位我国电化教育先驱人物。这不仅是研究的重点，也是研究的难点。
我国的电化教育肇始于西方引入的视听媒体(尤其是电影)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从一开始其从业者就具有多重学科背景。尤其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被视为“利器”，被赋予“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当时不少有识之士，尤其是社会名流凭借特殊身份在推动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的甚至还提出过一些重要的电化教育思想。数量众多的、具有多重身份背景的电化教育先驱人物群体使我们在初步遴选人物时就遇到很大困难。在多次的研讨中，我们发现有不少人物在论及电化教育时要么是特殊身份的偶然“出场”，要么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提出的。比如，陈立夫在推动我国早期电影教育的发展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不仅推动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电化教育官方组织“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还为我国第一本电影年鉴《中国电影年鉴(1934)》(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出版)亲自作序，并在中央召集全国电影界谈话会议讲话中强调“在此刻美国的电影，尽可以十分之十的娱乐，而在中国却不能是这样。在我以为，教育的成分，应该居十分之七：而娱乐的成分，只能居十分之三。”陈立夫以其特殊的身份对早期电化教育，尤其是抗战时期(时任教育部长)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早期电化教育发展进程中，涉及到象陈立夫这样的社 会高层与名流不在少数。从他们的影响力与实际影响效果看，他们确实也可称得上是推动我国电化教育发展的先驱。但考虑他们身份的特殊性，我们没有选择这样的人物。同时，由于我国早期电化教育肇始之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大教育观”、“大电教观”的特点决定了遴选范围也不能过于局限于“圈内人士”。
鉴于上述考虑，我们的研究团队在经过研讨后，取得了以下三点共识，作为遴选的基本标准：(1)对我国的早期电化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2)尽量从与电化教育有直接联系的，直接从事电化教育工作的人物中选择；(3)尽可能从教育领域选择(教育领域中有电化教育专论或特殊贡献者)。依据以上三点标准进行遴选并不是求三者的交集，而是根据最大程度符合原则，从初步遴选出的20位人物中依次遴选出10位，见表1。
民国时期电化教育从业者有5000人，其中可圈可点的先驱人物不乏其人，可谓群英璀璨。陈礼江、俞庆棠、戴公亮、魏学仁、罗静予等众多先驱人物为都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早期电化教育的辉煌是5000电教先驱合力的结果。我们所遴选的10位先驱人物希望能最大程度地代表他们。至于是否存在遗漏，限于所掌握资料以及认知，亦不敢枉言。希望电教同仁深入研究，以补遗漏。
四 研究的指导思想
桑新民教授在《学术权威人物研究的理念与方法论》中从宏观的角度指出了学术人物个案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由一斑窥全豹”、“从历史到逻辑”、“究土壤探精神”。焦建利教授在《美国教育技术学领军人物学术思想研究引论》中以“历史与逻辑统一”作为其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并从“文本的阅读与阐释”、“学者的访谈与对话”角度阐述其研究的方法。对于他们所述，我们极为赞同，并以之作为我们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此外，我们亦有以下几点强调，并补充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1 史料的“一手”原则
“史料为史之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对于我国电化教育先驱学术思想的研究，史料的“确切”是研究质量的基本保障。史料可分两种：现存实物史料与文字史料。在我们的研究中，文字史料为主要。然而，在文字史料中也有“一手”、“二手”甚至“三手”之分。多手史料时有“误”或“伪”者，以致以讹传讹。所以在加强对多手史料甄别的同时，我们强调以“一手”史料为主要研究资料。自参加南国农先生“教育技术史”课题后，我们搜集了一批珍贵的早期电教～手资料，近几年来，电影界又相继出版了一批早期电影教育的著作，里面公布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如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出版的《中国电影年鉴(1934)9在2008年被影印出版(目前官方保存原本仅4本)，一手资料达1038页。孙明经之子孙健三编著的《中国电影；你不知道的那些事儿》64.4万字中绝大部分(约90％)为早期电影教育一手资料的影印。这些著作的问世，不仅直接提供了我国早期电教的大量一手资料，还为我们进一步追踪检索提供了线索。
2 “忠实”原则
梁启超在“史家的四长”中以“史德”为首(其他为：史学、史识、史才)，而“史德”之首为“忠实”。“如何才算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便是。”我们虽不是史家，但历史研究中也必须追求“史德”的基本标准。虽说“忠实”二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凡人必有主观性，在历史研究中不自觉地便会渗透其中。但至少梁启超所列举的“夸大”、“附会”以及“武断”都是我们在研究中所需要警惕的。通过尽可能“忠实”地研究，尽量还原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历史的真实，汲取其中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以为当前我国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提供历史启迪，是我们开展此项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
3 把握“来源”与“去脉”
历史成就了英雄，英雄推动了历史。对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先驱人物的研究，一方面要将先驱人物放在他所处的特定的时代背景进行考察，对其电教理论与实践进行评介的同时，还原其理论与实践产生发展的真实历程，在更宽广的“语境”下更清晰地揭示他们为什么会提出这些学术思想；另一方面，反过来，要将电教先驱人物的理论与实践推到早期电教整体之中，考察其对我国早期电教，乃至教育整体的作用和影响。在人物学术思想研究中，“两种方法应当并用，看一件事，把来源去脉都要考察清楚，来源由时势及环境造成，影响到局部的活动，去脉由一个人或一群人造成，影响到全局的活动。”
五 结束语
历史不仅是集体记忆，更是集体智慧，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先驱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开创了电化教育的中国之路。及时发掘这段历史，追寻先驱足迹，提炼先驱历史智慧，不仅是学科基本理论建设的需要，更是我国电教事业历经“30年冬眠期”后，时代所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当然，中国早期电化教育发展的历史以及学术思想史绝不是靠十篇系列论文所能涵盖的。对我们所遴选10位先驱人物，在认识上也可能见仁见智。但只要能让今天的电教人了解这些先驱，懂得那段历史，并能引起对现实观照，这个系列就算不负使命了。
参考文献
[1]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电影事业之出路[Z]，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印行，1933：2－9
[2]朱敬，影音教育中国之路探源…关于中国早期电化教育史的理解与解释[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2，
[3]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探索影视教育的中国之路一一纪念中国电化教育7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J]，电化教育研,2007，(1)：3―7
[4][5][11][12][1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133,173,39,141，148，
[6]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6
[7]陈立夫，中国电影事业的展望――在中央召集全国电影界谈话会议讲话稿[z]载中国电影年鉴(1934)，
[8]张凤生，戴公亮与电化教育[C]，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昆山市委员会文史征集委员会编，昆山文史(第11辑)，1993：81
[9]桑新民，学术权威人物个案研究的理念与方法论[J]，现代教育技术,2010，(1)：5－9
[10]焦建利，美国教育技术学领军人物学术思想研究引论[J]，现代教育技术,2009,(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