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解放”作为一种特殊的解放运动，首先要解除的就是性的束缚，这是女性寻求自由发展的基础，而真正的自由发展恰恰是以人格独立作为保障的，人格的自由与发展才是女性解放的价值所在。19世纪末托尔斯泰、易卜生借助他们笔下的安娜、娜拉为女人呼喊出心中的渴望，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女人的世界。
一、简析安娜、娜拉的艺术形象
1 安娜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创作于19世纪70年代，主人公安娜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7岁时，姑母做主把她嫁给了大她20岁的省长卡列宁。这时的安娜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只是尽着别人告诉她的应尽的妻子职责，维持着夫妻名分。表面上看这个家庭是彼得堡上流社会的楷模，实际上卡列宁压抑着她身上一切有生气的东西。安娜履行了教育儿子、爱护丈夫、参加必要的家庭社交的义务，但是从来没有享受过一个妻子应该得到的爱与温馨。在这个表面上高贵体面的家庭里，安娜长期忍受着无爱的苦痛和精神上的压抑。在这种无爱婚姻中，女性只是以男人的物件身份生存于世，不具有和男性一样的自由、平等。
不甘心永远被这种无爱婚姻束缚的安娜，走出了家庭，也与此同时她舍弃了自己的家庭、自己在上流社会的地位、自己的人格尊严。然而，与安娜毫无保留地付出不同的是，渥伦斯基对待安娜的态度却没有那么坚决。他对安娜是有所保留的，他可以忍受与社会一时的对立，但为了自身的利益绝对不可能维持长久。因而，当上流社会让他在地位和安娜之间选择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己的名誉。安娜搏尽人生所有换来的爱情竟成了取她性命的“刽子手”。她企图用生命的代价来惩罚渥伦斯基，但实际上，她惩罚的只有她自己。
2 娜拉
娜拉是易卜生剧作《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娜拉爱他的丈夫，她婚后的最大目标就是想尽办法让丈夫和孩子们高兴。她心里一直希望有一天自己身陷险境，丈夫能够奋不顾身地把自己从险境中救出，这样就可以完美地证明他们之间的爱是完美的了。然而，先接受这样挑战的竟是她自己，为了把丈夫从病魔中救出来，她毫不考虑自己会承受什么样的法律制裁而冒名签字。丈夫病好之后，这件事也被别人发现，这也恰恰到了娜拉认为丈夫该不顾一切救赎自己的时候了，结果海尔茂首先想到的却是他自己的危险。他认为娜拉给他惹了大祸，毁坏了他的名誉。他骂娜拉是“伪君子”，是“撒谎的人”，是“下贱的女人”，甚至剥夺了娜拉对三个孩子教育的权利。但当危险过去，身份和名誉保住的时候，他又开始亲昵地称呼娜拉“小鸟儿”“小宝贝”。
海尔茂为自己所作的事情辩解道：“男人不能为他所爱的女人牺牲自己的名誉。”正是这一瞬间，娜拉忽然醒悟：在丈夫的心中，重要的不是自己、不是家庭，而是名誉、地位、金钱，表面上所看到的爱情，在一切考验之下都那么的不堪一击。他们的这个家庭只能存在于风平浪静的时候，一旦有了波澜，无论大小都将变得不再完整。所以，娜拉觉得这样的家庭让人觉得可怕，当她的丈夫提出妇女最神圣的责任是对于丈夫、孩子的责任时，娜拉坚决地回答说：她还有一个责任，就是对自己的责任。按照娜拉的说法，如果一个女人都不对自己负责任的话，就不会有人愿意为其负责任。她不甘心永远成为丈夫的玩偶，过没有自我的生活，她毅然走出了家。
觉醒了的娜拉立志要做一个独立的女人，开始闯荡一条新的人生之路。不再人云亦云，对一切事情“都要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其实在那个年代里，大家并不知道娜拉的结局到底会是怎样。但作品的意义在于通过娜拉的出走，“否定了那种笼罩着一层温情的资产阶级家庭，因为那种家庭温情、家庭幸福，是妇女在她那个小天地里，为之甘心牺牲自己的独立的人格作为代价的”。
二、走出去。女人到底想要什么
安娜走出了家庭，她想要的是平等的爱情，是有爱的家庭，但她没有看清楚，在那样庞大的罪恶面前，她太微不足道，所以，女人抗争想得到相应的地位的首要条件，是让自己变得强大，也就是要靠更多个脆弱的个体来组成强大的群体。由个体抗争，发展到群体抗争，才能为女人争取到属于自己的一切，有爱的婚姻，有爱的家庭。但是，可悲的是，很多女人已经把自己所受的不合理待遇看作理所当然，甚至有些女人很迷惑地问：“我们取得了地位后，要做什么呢?除了做家务，侍候丈夫，我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可见自我的不觉醒，也是女性个体解放运动向群体解放运动发展过程中的阻力。
娜拉走出家庭，她说：“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1879年《玩偶之家》首演之后，娜拉离家出走的摔门声惊动了整个欧洲，后来也惊醒了“五四”之后积极探索的中国知识分子，由此成为世界妇女解放的宣言书。女性要摆脱生活中固定地发挥妻子、母亲的社交功能，要能够说出自己的意愿，走到社会中，积极争取自己的尊严，而不是男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玩偶。女性不再是爱情生活的奴仆，而应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正如舒婷《致橡树》中所说：“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相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娜拉的出走不是为了寻找爱情，而是要寻找作为一个女人的独立性。她告诉人们，妇女的人格高于妇女所珍惜的爱情。她所否定的已经不是建立在浮华上面的无爱家庭，而是对传统的夫权思想的否定。
三、走出去，女人为何如此艰难
1 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对女性造成了强大的社会压力
无论对于安娜、娜拉，还是其他女人来说，走出家庭也许不难，但是，真正想要走出固有的思想的束缚得到自己理想的生活却十分艰难。把女性视为男人的一部分或男性的点缀品，这种思想在各种文化中一直都存在。例如：《圣经》记载，上帝是从作为男性的亚当身上取下了一条肋骨造成的女人，所以女人只不过是功能性的，从属于男性的客体，她只拥有躯体、性、生殖的物质特征。而古希腊文化中的观念认为：女人只是男人种子的消极孵化器。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为女人设计的主要“功用”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娶妻的目的不是用来组建温暖的家庭，而是用来生子。班昭在《女诫》中云：“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
可见无论是哪一种文化中，女人都不可以享受真正的婚姻生活。罗素说：“无论是文明人的本能还是野蛮人的本能，都不会仅仅满足于性交。如果要使那种导致性交的冲动得到满足，就必须有求爱、爱情和伴侣生活。否则，肉体的欲望虽然暂时平息，但精神的欲望却依然如故。因为它没能得到深切的满足。尤其是对女人来说，女人更加渴望在性关系中，没有压抑，没有约束，充满着爱与关怀，获得情感和 性的双重满足。但这样想享受到性爱的美好的女人是不被世人所容的。”
2 薄弱的经济根基限制了女性走向社会
马克思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陛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只有经济独立，才可能不完全依赖男人，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摆脱男人的控制，有自己的生活，也只有这样男人才会真正的把女人当作人来看待，而不是发泄欲望的工具。所以女性应该走出去，参与社会劳动来获取经济收入。但实际上第三世界的女性根本不存在拘束在家庭中的烦恼，为了生活她们早就不得不和男性同样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当我们看到经济主导一切的时代的时候，不难发现，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为了谋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帝国主义国家往往选择第三世界国家、地区，而这些国家、地区中，廉价劳动力更成为他们压榨的对象，这是民族性的，而不单单属于女性。另外，种族歧视、民族压迫，使很多男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法律上处于无权和弱者的地位，更何况于原本就没有地位的女性。所以，对于第三世界的妇女来说，她们担负着反对种族、民族压迫和性别压迫的双重任务，她们身体和心灵被剥削更甚。所以，女性真正的解放又伴随在国家、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过程之中，个体解放伴随在群体解放之中。
四、结论
多年以来，女性解放论者一直在宣扬“男女平等”的理念。卢宾说：“仅仅强调女性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是不够的，首要问题是解放人类再生产领域的分工，即：男女双方能够真正分担养育儿童，照料家庭，完成家务的工作。”在现代社会中，这样真正的再分工是很难完整实现的。性别平等说到底是一种价值判断，而并不意味着女人可以和男人做同样的事。女性解放重要的是修正性别差异，修正将男性和社会、家庭中的统治、权力中心地位联系在一起，将女性和服从、边缘联系在一起的价值判断。女性要通过进入社会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从而改变自己的价值。
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外部社会条件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这种改变还必须和妇女自身的真正觉醒相连。随着妇女解放的程度的提高，妇女在自身价值的实现过程中，不再困于个人狭窄的天地，而是与男子一样面对着整个社会生活，这就使得女性的眼光和思维方式从自身内部世界不断向外拓展，从而使女性的世界成为一个开放的世界。回顾走过的历程，女性问题从与男性面对现实权力时的斤斤计较、争来夺去，到更多地对自身人性完善的关注，这是女性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
现代职业女性比传统女性承担的压力更大，除了要像传统女性那样“相夫教子”，还要投身于社会工作之中。所以，时至今日，女性解放的话题还在继续。存在主义文学家西蒙・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有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希望更多的女人能实现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