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比是研究语言的一种很好的方法。中外许多语言学家都对其作了大量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的文章。然而对比语言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因此发展还不够成熟,存在着种种问题。我国的英汉对比语言学也同样在问题中发展着。可喜的是我们正在逐渐认识问题,并努力研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关键词: 对比语言学英汉对比语言学个性共性
一、引言
比较分析是语言研究的重要手段。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认为:“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分析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吕叔湘先生更把比较看作语言学习与研究的基础,他说:“假如能时时应用这个比较方法,不看文法书也不妨;假如不应用比较的方法,看了文法书也时徒然。”中外著名语言学家历来重视语言的对比研究。他们的论著常通过研究别国语言来论述本国语言,或通过不同语言的对比分析来揭示本国语和外国语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因此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语言研究中的比较,可以是在同一语言内部进行的,也可以是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展开的;可以是历时的,也可以是共时的。所谓对比研究,是其中的一种,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的比较研究,并为语际翻译、语言教学和双语词典的编撰等提供理论上的指导。语言学中的这种比较研究,称作“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也称作“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已成为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二、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史
1.国外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史
对比语言学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特,他最早提出了语言比较与探索人类精神的关系。而对比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是二十世纪以来的事。
在欧洲,早在1808年,德国作家、评论家兼诗人施莱格尔(Schlegel)就提出了“比较语法”这个说法。关于对比语法的设想是丹麦著名语言学家叶斯柏森(Jesperson)最早提出来的,他主张一种多语言的对比。
在美国,对比语言学始于人类学语言学家沃尔夫(B.L.Whorf),他第一次提出了“对比语言学”这个学科名称,同时还把它跟比较语言学作了比较,说明了其价值和特点。一直到1957年美国语言学R.Lado出版Linguistics Aross Cultures,对比语言学才成了一门真正独立的科学。Lado把它定位于“应用语言学的一个新领域”,但是他的研究系统不是建立在对比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其理论基础是结构注意语言学。
2.国内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史
最初的语言比较是用于同一语系不同语言的研究的,但它早已转用于不同语系的语言研究,例如,英汉对比研究。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加深对两种有关语言本质及其异同的理解,从而更好地去掌握它们。对于这一点,恩格斯深有体会,他说:“只有将本族语同其他语言进行比较,你才能真正懂得自己的语言。”反过来说,道理也是一样的,那就是:“只有拿外语和母语相比较,你才能更深刻理解和更好地掌握外语。”1924年,吕叔湘指出:“一句中国话,翻译称英语怎么说;一句英语,中国话里怎么表达,这又是一种比较。只有比较才能得出各种语文表现法的共同之点和特殊之点。”
我国最早的英汉对比研究大概应从严复的《英文汉沽》算起。后来黎锦熙研究了Mesfield的《英文文法》(English Grammar)等书,写出了《新著国语文法》(1924)。吕叔湘研究了Jesperson的《英文文法精义》(Essential of English Grammar)等书,写出了《中国文法要略》(1942)。王力除了研究Jesperson的语法外,还研究了Bloomfield的《语言论》(Language)等著作,写出了《中国现代语法》(1943)和《中国语法理论》(1944)。他们的对比研究虽有移植的问题,但其中包含着认真的鉴别和自己的独特创造,对汉语语言学的建立作了巨大贡献,开创了择善化用的传统。
对比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七十年代末的事情。1977年5月,吕叔湘先生在北京语言学院发表了《通过对比研究语法》的演讲,后来整理成文发表。文中他提出:“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无论语音、语汇、语法都可以通过对比来研究”。在这篇文章的指引之下,对比语言学在我国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1994年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在长沙成立,出版会刊《英汉语比较研究》,更将汉外对比、特别时英汉对比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1995年李瑞华单独主编了《英汉语言对比研究》,选载1990至1994年5年期间的优秀论文42篇,并写了一篇题为《英汉对比研究的新发展》一文,作为论文集的《前言》,她说,这5年与前十二年(1977―1989)相比,论文与专著的数量均有明显增长,说明我国的英汉对比研究有了新的更快的发展,继而提出最有成就的专家及其研究成果,例如刘宓庆的《汉英对比研究的理论问题》等论文。他的研究比较深入系统,既注重理论探讨,又重视应用研究,对英汉对比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贡献。再如,连淑能出版的《英汉对比研究》是近年来英汉对比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此外,许余龙出版的《对比语言学概论》是我国第一部对比语言学的概论性专著,填补了这个方面的空白。
三、英汉对比语言学的发展现状
国内搞英汉对比研究的人常常讨论三个问题:理论和应用,共性和个性,“两张皮”(指外语界和汉语界不相往来的现象)。
1.理论和应用
关于理论和应用的问题,强调应用的人多,重视理论的人少。这可能和我们的哲学思想和学术传统有关。有一个记者曾经说过:“中国的实用主义比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还要实用主义。”这就造成了对比语言学理论建设严重滞后的问题。从整个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借助理论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比如开始借助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后借助转换生成语言学,后来又借助系统功能语言学,近年来还借助了语用学、语篇分析、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所以对比语言学是随着理论语言学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第二个是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长期不够明确。从国外的研究来看,Whorf只提出语言之间的“差异”问题,没有论及语言之间的“共性”问题。之后的研究者虽然都说到“差异”和“共性”两个范畴,但大都强调“差异”,直到1981年波兰语言学家J.Fisiak在他的文章Some Introductory Notes Concerning Contrastive Linguistics中才提出了两者在理论研究中同样重要的思想,并提出了“共性范畴”的问题。第三个原因是学科的性质长期不够明确。在西方多数研究者一直认为对比语言学是应用语言学的一部分,到1980年C.James在学科性质上虽然承认有理论对比语言学,但他更倾向于把对比语言学归入应用语言学。在国内赵世开和刘宓庆先生也都认为对比语言学有应用研究也有理论研究,但他们也倾向于把它列入应用语言学的范畴。西方从1981年Fisiak开始,中国从1992年许余龙开始,对比语言学的性质才明确为:它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既有应用对比语言学,又有理论对比语言学。总之,如果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长时间不明确,学科的性质长时间争论不止,又有其他理论可以借用,那么这个学科的建设就一定会受到影响而发展滞后。
2.共性和个性
关于共性和个性问题,当前是强调个性的人多,而注重共性的人少。我们总喜欢谈“中国特色”和“汉语特点”,不大讨论“人类的共性”和“语言的普遍性”。
上面已经提到,国外对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是长期重视“个性”而忽略“共性”。在国内,从《马氏文通》到1936年王力先生发表《中国文法学初探》,这是强调“共性”的阶段,对“差异”不够重视;从1936年到40年代末,则是强调“差异”的阶段,对“共性研究”不够重视;从40年代末到1977年吕叔湘先生发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是一个过于强调“共性”的阶段,而忽视了对“差异”的研究。1992年杨自俭发表《英汉对比研究管窥》,提出对比语言学应有理论和应用两方面的研究,不应该只重视“差异”,呼吁重视“共性”问题;1994年他在《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和翻译理论建设》中明确提出了“异同并重”的观点。
一般认为,如果撇开“对比”二字隐含偏重差异不论,对比研究侧重个性还是侧重共性取决于对比研究的目的,如果处于应用目的,比如应用于语言教学和翻译等,一般都侧重于个性研究,重在找出两种语言的不同点;如果出于理论的目的,一般都侧重共性研究,重在找出所比语言之间的共同点。所谓偏重,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应用研究还是理论研究都不排斥对于共性或个性的研究。然而出现的情况是,个性论者虽然并不否认语言的共性,但似乎过于强调个性研究,认为必须先系统地研究语言的个性特征,然后归纳出共性;共性论者虽然也承认语言之间存在差异,存在“参数变异”,但实际上似乎过于强调共性研究,并主张从一种语言比如英语出发,用演绎的办法来研究语言共性,认为个性只是一种表象,个性只有通过共性研究才能最后获得。我们认为,无论是个性论者还是共性论者,他们都有各自的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都有各自存在的理由,因而无所谓哪一派比哪一派更有道理,或者更科学。但在具体实践中,我们主张,无论是哪种观点的研究者都应该抱一种宽容的心态来看待对方的观点。个性论者在研究中尽可把重点放在个性研究上面,但不要轻易否定对方,给对方扣上“死搬硬套”、“削足适履”之类的帽子,在研究中不妨把视野放开阔一些,注意到世界语言的大背景,仅局限于个别语言的研究不利于对语言之间的异同做出科学的解释;共性论者也尽可把重点放在共性研究上面,但也不要随便否认对方,随便给人戴上“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之类的帽子,认为只有自己的研究才具有科学性,也不妨在研究中多注意一些语言之间的差异,注意把共性研究同个性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吕叔湘先生指出:“指明事物的异同所在不难,追究它们何以有此异同就不那么容易了。而这恰恰是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他不仅强调“共性”和“个性”研究的重要性,而且指出要注意产生异同的原因。沈家煊先生说:“在表面上发现的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背后很可能隐藏着有认知基础的语言的共同规律。对语言间‘异’的研究跟对语言间‘同’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要追究英汉语法异同的原因,光研究英汉两种语言还不够,还需要把这两种语言置于世界语言的变异范围来考虑。”这段话不但讲明了对语言间“异”的研究跟对语言间“同”的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且把对语言间异同的描写同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联系起来,那就是,对比研究不应满足于对语言间异同的描写,还应追究语言何以有此异同,也就是对语言现象做出解释。
3.“两张皮”现象
“两张皮”现象至今仍然存在。在学校里,中文系和外语系很少联合举行学术活动,往往是中文系的活动外语系不知道也不参加,外语系的活动中文系不知道也不参加。至于跟研究其他民族语言的人的沟通就更少了。这种各自关门搞研究的现象和二十一世纪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向是很不合拍的。
吕叔湘先生生前批评“我国外语界与汉语界不相往来”,为“两张皮现象深为忧虑”。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推动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是外语界和汉语界的共同任务。其次,中国人学外语的目的是促进自己进步与发展。学好外语就是用外语从事各种工作,这是一般人的认识。吕叔湘先生说:“学好外语应当有助于提高运用汉语的能力,而不是相反。”这是从应用角度讲的。他还说:“介绍的目的是借鉴,是促进我们的研究我们不要老谈隔壁人家的事情,而不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这是从研究角度讲的。因此,我们需要端正态度,努力培养一批母语与外语水平都比较高的语言研究人才。
四、结语
对比语言学是一门新兴语言学科,其从出现至今仅仅经历了很短的时间。在其诞生以后,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研究者都认识到对比研究是促进语言研究的一种新途径。语言学家们认为对比分析是进行语言研究的一种极有效的方法。因为它使被对比语言的共性和特性更显突出,使语言的描写和阐述更臻精细,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然而以我国的对比语言学为着眼点,还存在着诸多问题。理论和应用的分离是基本问题,所有的事物都是为应用而生的,但是没有理论的指导,应用就会走弯路。同样,对于对比语言学的最突出特点――共性和个性,不应偏重任何一方。最后针对“两张皮”现象,汉语界和外语界正在寻求共同点,加强合作,从而共同促进语言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菊泉,郑立信.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1995―2003).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3]赵世开.汉英对比语法论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4]何善芬.英汉语言对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