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的美术教育工作，是应新四军的美术宣传人才需求的扩大而产生的。自从新四军建立后，受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不断有全国各地的美术知识分子以及华侨美术知识分子加入到新四军中来，这些美术知识分子可以充当良好的美术师资。新四军中的学校美术教育，开始于1941年在江苏盐城建立的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简称华中鲁艺）的建立，华中鲁艺的美术系为新四军及地方培养了大量的美术人才。新四军的美术教育是在抗战的特殊时期开展的，培养的学员大部分是在部队从事美术宣传工作，华中鲁艺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但总结新四军的当时美术教育情况，仍然可以总结出一些当时的美术教育特色，而这些特色对于我们当代的美术教育则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一、师资力量雄厚。
1941年2月8日，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在江苏盐城西北角的贫儿院旧址成立，刘少奇同志兼任院长，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系。莫朴任美术系主任，教员有许幸之、刘汝醴、戴英浪、庄五洲、涂克、铁婴、洪藏等。美术系的师资在当时的四个系中比较起来，相对是比较雄厚的，他们培养的许多学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共和国成立后的全国各美术部门中成为骨干力量甚至是领导人。
美术系的教师当中，莫朴、刘汝醴、洪藏是上海美专科班出身。许幸之早年拜师吕凤子，1922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1923年在上海东方美术研究所进修，1924年赴日勤工俭学，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1929年秋回国，任上海中华艺大西洋画科主任。30年代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为“左联”发起人之一，组织“时代美术社”，被选为“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主席。1940年赴苏北参加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建校和教学。涂克1935年考入杭州国立艺专油画系，后来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他不但精于油画、素描、水彩画，而且还精于填词、作曲。涂克先生聪明好学，作风严谨、办事认真，深得陈毅同志的器重。在军中曾接受过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史沫特莱女士的采访。
戴英浪、庄五洲是华侨，戴英浪生于马来西亚，祖籍广东惠阳，曾南洋美术研究所学习美术，来华前曾是“马来亚抗敌后援会”的负责人。庄五洲是新四军著名的“N4A”臂章的设计者，其父亲是台湾人，母亲是日本人，一家在南洋谋生，他从小酷爱绘画，在学校专攻西洋画。在华中鲁艺美术系成立初期，无论是国内美术学校学习过的青年画家还是在国外美术学校学习过的爱国华侨，他们都满腔热忱地投身到新四军的美术教育运动当中。
二、课程设置以实用为主。
出于培养抗日宣传实用美术人才的目的，新四军美术教育的课程设置主要以实用课程为主，学制六个月，教学时间上也向应用型课程倾斜。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美术系的专业课，设有素描、速写、木刻、宣传画实习；技法理论有构图、解剖、透视。素描和宣传画实习的教学时间差不多占专业课的三分之二。共同课有论持久战、社会发展史、文艺概论等，另外还有军事课。新四军培养的美术人才在当时主要是为新四军绘制宣传漫画、连环画、墙画，书写标语及制作书籍、画报木刻插图服务，这些是当时抗日战争中新四军重要的宣传方式。由于学制比较短，新四军各师又都需要实用性人才，因此，新四军美术教育的课程设置以实用为主。这在当时来说也是比较适应实际需要的，培养的人才实用性很强，完全符合当时的抗日宣传实际。
三、教学理论联系实际。
新四军的美术教育，一开始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员的学习目的就是成为部队的抗日宣传美术工作人员。在战争环境中，学员们是边学习边参与宣传实践，就是当时的教员也要参加到宣传工作中去。在学习之余，学员们画壁画、出画报、画传单、出墙报是常事。大量的实践锻炼，巩固了同学们所学的美术理论知识，增强了其实际应用能力。当时的美术教材很多教师的自编教材，教师们编写了《构图常识》、《写生常识》、《论速写》等讲义。编写的教材非常实用，校外的新四军各师宣传部也过来要这些教材作为美术宣传工作的技法参考书。
在教学上除了专门教师上课以外，还经常请校外富有工作经验的美术工作这来校给美术系同学上课。当时在华中党报《江淮日报》工作的卢芒，在抗大工作的项荒途，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美术系就请他们来给同学们上一些课程。
1941年反“扫荡”战役之后，苏北形势出现变化，敌人对苏北根据地骚扰频繁。8月中旬领导决定将一部分可工作的同学，根据需要先分配到连队和地方上去工作，其余的分在军政治部和三师政治部，各成立一个鲁艺文工团，教员也随着分下去，鲁艺文工团既是学习单位，也是工作单位，让学员们更好地在实践中学习。
四、克服困难办教学，就地取材发挥主观能动性。
新四军美术教育工作开展初期，教学条件极端简陋，遇到了很多困难，师生们都能及时用就地取材的方法解决。华中鲁艺美术系开办时没有足够的画板、画架，就请木匠在当时用木材制作。没有写生的石膏像，在破庙中选些解剖、比例较准确和神态较好的菩萨和菩萨头像，刷了一层白粉当作写生模型，教学效果还不错，比较符合当时抗战宣传的人物写生实际。课程教学中就地取材的例子随处可见，练习素描的对象常常用本地土窑烧的瓦罐、土产的荸荠、茨菇等以及便于找到的枪支、手榴弹、胶鞋等物，贴近生活也贴近抗战宣传实际。
写标语、画墙画是华中鲁艺美术系学生的课外实践之一。每个小组都有几只铅桶，分装着石灰水、黑烟和红土。同学们对画墙画的兴趣很浓，感到红土、石灰等两三种颜色太单调了，便发挥主观能动性设法到颜料店、染坊里去找其他颜色。那时颜料店也没什么颜色，结果在染坊里找到染衣服用后的各色剩脚染料，画墙画很好，几个组便经常派人到染坊里等倒出来的剩脚染料。
当时的很多宣传画与插图都是木刻版画，木刻刀需求较多。新四军美术工作者自己解决木刻刀的问题。美术工作者杨涵同志是铁匠家庭出身，打刀的一切技术问题都由杨涵同志指导。每天早上两个小时用来生产木刻刀，男同志打刀、锉刀，女同志陈惠就缝制装一套木刻刀的布口袋，这样忙一段时间后，终于打出来一百多付木刻刀，解决了燃眉之需。
五、相互学习，不断提高。
相互学习是新四军美术工作中的优良传统。在华中鲁艺美术系未建立前，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绘画组中就有很好的互相学习风气。当时的成员有的来自国内各正规美术院校，有的有留学国外经历，有的本身是华侨，受的完全是国外美术教育，还有一些是无正规美术教育经历，是在部队接受过美术培训的人员。这些成员在一起，能够做到相互探讨，相互学习，很好地提高了自己的美术水平。
有一个女画家叫孙从耳，毕业于日本东京艺术大学，1939年夏她自上海赴皖、赣一带写生时，加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绘画组。孙从耳的绘画素描基础扎实，尤其是速写勾线掌握轮廓、动态都得心应手。孙从耳加入战地服务团绘画组后，组里都练起速写来，通过向她学习，许多绘画组成员的绘画业务水平得到了提高。
在学员之间，也是相互学习，大家相互探讨。有的时候，师生间也存在着相互学习的情况，在各地方，有的师也成立艺术培训机构，为师培养美术人才。在选教员时，往往把美术基础好一点的选做教员，基础弱或无基础的作为学生，师生间常存在相互学习情况。例如1941年4月成立的苏皖边区行政学院艺术系（又称淮南艺术班，后改称淮南艺术专门学校）美术班是以素描练习为主的培训机构，美术班的教员不多，有些教员自身也没有经过正规的美术院校培训，因此学习中经常和学生进行交流和探讨，相互促进。
六、举办展览，检验教学成果。
在新四军驻地办展览，第一可以检阅同学们的学习效果，第二可以扩大对外宣传，第三可以调动学院们的学习积极性，第四可以给予学员们更多的学习机会。华中鲁艺美术系曾在盐城大街上找到一所过去开过茶馆的旧房子，同学们自己动手粉刷一番，建立了一个“大众画廊”。学员的作品可以在此展出，每隔一、二周，换一次内容，“大众画廊”成了华中鲁艺美术系创作教学的基地。
1941年3、4月间，华中鲁艺美术系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美展。本院师生都有作品展出，当时在盐城的美术工作者如卢芒、沈柔坚、费星、项荒途等都有作品参加。这次美展不仅有群众常见的木刻、宣传画、漫画、石版画、连环画、年画，也有素描、速写、皮影和油画及风景题材的画。展览品约有三百件左右，挂满了华中鲁艺的整个教室。学员们在向群众展出自己作品的同时，还可以观看老师及已参加工作实践的美术工作者的作品，可以在检验自己美术水平时看到自己的不足，能有一个更好的交流与学习的机会。
有时候展览会在集市展出，从街头到街尾，沿墙挂得满满的。往往作者一面讲解自己作品的内容，一面倾听群众的反映。听到好的反映，学员的学习劲头受到了鼓舞；听到不好的反映，就在下次创作中改正。
七、军事化管理。
新四军的美术教育为部队培养美术工作人员的，学员都是已经参加了新四军的文艺战士。华中鲁艺行政上直属新四军军部领导，他们在生活上也是完全军事化的，华中鲁艺师生在进行紧张而丰富多采的教学活动的同时，仍坚持必要的军事训练，从贯彻内务条例做起，每天坚持跑步出操，进行最基本的制式教练及军风军纪教育，使每个学员习惯于军事化、战斗化的生活，力求做一个符合要求的新四军战土。华中鲁艺全院编为一个大队，设有大队长、教导员，各系编为一个中队，设中队长、指导员。不管男女同学，每人两颗手榴弹，每个中队约十条枪。作息时间都是吹号。无论住在城里还是行军野营，日夜都有同学轮班站岗放哨。这种军事化管理使同学们作风严谨，学习用功，为当时党的队伍培养了不少合格的美术人才。这些美术人才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年代里，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杨涵编.新四军美术工作回忆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
[2]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编选组编.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朱泽等.新四军的艺术摇篮.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