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三虎
(1.中共广州市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075；
2.湖南师范大学 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81)
自人类文明诞生后，人们就开始对技术进行思考。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民族和国家，追问技术问题各有侧重。但是，技术哲学无疑是在适应现代技术发展进程中才成为新的哲学分支的。在历史上，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首先成为现代技术原发国，到20世纪美国开始成为技术主导国。技术哲学要回答的问题是：技术怎样影响社会？社会为什么和如何建构技术？技术是要遵循预先规定的发展路径而展开，还是可以选择性地加以建构？过去，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大多来自西方国家，因此人们已经习惯西方国家主导技术哲学话语权。英国工业革命前，非常缓慢的技术变化并不足以从根本上广泛影响社会结构变化。之后，人类一直处于一个相当稳定、快速和深刻的技术变革时代，这成为维格所指称的一种“适应技术不断变革的主导范式”[1]。如何更好地理解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与意义，便成为目前技术哲学的连贯性研究主题。
通过技术实现现代化，也许是欧洲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代技术进步是现代早期触发乌托邦思想的主要条件之一，也是后来敌托邦成为独立思想流派的重要前提之一。前者作为技术乌托邦主义，代表“技术狂热”倾向，对技术持有乐观主义的看法；
后者作为技术敌托邦主义，代表“技术恐惧”倾向，对技术持有悲观主义的看法。从过去几个世纪人类对技术的态度来看，这绝不是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单向过程，而是一个两者在不同时代何者占有优势的交互过程：“技术乌托邦主义和技术反乌托邦主义，不是一种以理想的对称结构存在的静态派对，而是以一种所谓现实的非对称结构交替出现和盛行的发展状态。”[2]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与人的环境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其结果是人类从中受益，也在日常生活中承受巨大的生存和环境代价。技术影响社会的最大歧义在于，乌托邦和敌托邦在对各种新技术的未来想象中总是能够相伴而生，从而推动技术哲学在经验上不断变换自身的研究领地，从机器到化学合成，从原子技术到电子技术，从互联网到基因编辑，不一而足。
无论是乌托邦主义还是敌托邦主义，都表明人类对自己努力塑造的技术化世界感到不满。只不过前者以此为现实基础设想一种在未来能够极好地使用技术的理想社会图景，后者则将目前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向极端，虚构一种最终毁灭个体价值的未来晦暗图景。这类叙事激励着人们对技术哲学化的兴趣，进而对技术作出深层次的哲学解释。由此可以看到，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技术人工物在形而上学的思考中就发挥着核心作用。例如，目的论哲学就是以人工物为模型来观察人类-世界关系的。追溯技术哲学历史，其实存在着一系列主题转换，从技艺、技术到人工物的概念演化，从目的论、机械论到决定论的世界观变化，从工具论、实体论到共塑世界的技术理论变迁，从乌托邦式的乐观追捧、敌托邦式的质疑批判到当代对具体技术的经验价值评估的视角转换等。对于这些主题转化，本文将对技术哲学发展作出简要概述，并将当代技术哲学与经典技术哲学区分开来，展示其新的政治哲学发展趋势，从中把握建构中国技术哲学话语的入口。
美国学者米切姆，将技术哲学分为工程的技术哲学和人文的技术哲学[3]。工程的技术哲学源于机械论哲学——牛顿、贝克莱、波义尔等自然哲学家通过力学解释世界。这种技术哲学是一种坚持工程技术概念的内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主要是一些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如卡普、恩格尔、迈耶尔、德韶尔、西蒙顿、舒尔曼、邦格等。人文的技术哲学坚持一种外部主义的技术概念，专注于批判现代技术带来的社会弊病，主要代表人物是一些社会理论家和哲学家，如斯宾格勒、加塞特、雅斯贝尔斯、杜威、芒福德、海德格尔、马尔库塞、艾吕尔等。无论是工程的技术哲学还是人文的技术哲学，都包含了技术决定论的理论倾向，两者的不同在于是否认同技术工具论。工程的技术哲学多接受工具论概念，赞同技术官僚制，力图用纯粹的技术术语解释世界，认为技术只是实现人的自由目的的工具，即使技术的“双面刃”效应也能由人类自身加以克服。人文的技术哲学反对这样的假定，主张从人类学和历史学角度对技术的生活世界进行自我理解，认为技术是负荷价值的文化现象，技术本身包含的负面价值是不可克服的，反对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交付给现代技术。
工程的技术哲学更接近技术乌托邦主义，人文的技术哲学则更接近技术敌托邦主义。前者与笛卡尔、培根、霍布斯和莱布尼茨等启蒙思想家对技术采取的乐观主义态度一脉相承；
后者则因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形成的核威胁以及单调的工厂工作异化而对启蒙思想乐观主义采取的哲学回应。正是从人文的技术哲学中，可以辨识出一种“经典技术哲学”，代表人物为海德格尔、芒福德、艾吕尔、乔纳斯、阿伦特等。这些哲学家享有“家族相似性”，他们力图展示一种不同的人类-技术-世界关系。在这种意义上，可以在大陆哲学传统中将工程技术哲学与人文技术哲学联系起来，理解当代技术哲学的基本走向。德国哲学家卡普开创了工程的技术哲学，他的核心技术哲学观点是把技术特别是机器看作人类器官的投影。这一观点显然来自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的历史哲学思想。黑格尔将现代世界的全部本质归结为“主体性”，而这种主体性包含的个体、理性和行动都要求对任何客体自由驾驭和控制。就现代技术而言，西方哲学传统从笛卡尔、康德到黑格尔，已经达到这样一种存在主义哲学高度：人通过劳动从自然的奴隶变成自然的主人。沿着这一线索，雅斯贝尔斯将技术展示为人类的命运问题或现代世界的构成问题。他观察到现代技术对“此在”或人类生存的意义，在于个体只能被淹没在批量生产和大众文化的同质化世界中：“在世界中，我对于他者而言似乎只是作为他者的‘我’而存在，因此对我和他们来说，我只是微小的颗粒。即使我变得一无所有，溶为无限时空的点，我也只是一个朝向整体的微小颗粒。”[4]他采取一种工具论观点展示人类对技术的主体性意义。海德格尔作为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哲学家，对雅斯贝尔斯的技术工具论给予批判，认为任何由技术引起的灾难不是来自具体的技术本身：“[技术]对人类的威胁不只来自可能有致命作用的技术机械和装置。真正的威胁已经在人类的本质处触动了人类，座驾之统治地位咄咄逼人，带着一种可能性，即人类也许已经不得不进入一种更为原始的解蔽而逗留，并从而去经验一种更原初的真理的呼声了。”[5]他诉诸现象学解释学方法，实际上区分了两种技术——“本体论技术”和“本体技术”。前者是指人类建构技术思想模型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座驾”；
后者是指机器、工具、机械、仪器一类的东西。我们可以将它们分别称为“抽象技术”(abstract technology)和“具体技术”(concrete technologies)。抽象技术作为技术的本质，先于具体技术而存在，这就是技术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海德格尔以“座驾”的统治展示技术决定论的敌托邦世界图景，把现代技术解释为人的存在模式，任何世界之物面对此模式只是供消耗的持存物。这实际上就是将抽象的技术概念置于人类-世界框架，在普遍意义上解释具体技术。这里的现象学思路是，在讨论抽象技术时将它还原为具体技术，以便使理解技术的本质成为可能。
从以上叙事可以看到从经典技术哲学到当代技术哲学的一个分水岭。经典技术哲学家主要执著于探究技术的本质，当代技术哲学则开始经历着一种“经验转向”“具体化转向”，解释具体技术的世界经验或具体技术在人与世界之间所担当的角色、作用或意义。当代技术哲学不再如经典技术哲学那样进入“本质主义”进行乌托邦或敌托邦式的宏大叙事，而是呼吁关注人的技术参与与世界展示方式之间的具体经验关系。
在经典技术哲学那里，存在着工具论与实体论的不同。工具论把技术理解为与价值无涉的中立的、独立的东西，实体论把技术看作在价值上自主的东西，实际上是赋予了工具论以自主的价值本质内涵。经典技术哲学很大程度上是从实体论出发，展示出现代技术的本质主义和决定论趋势，断言任何与技术相关的人类灾难都不是来自具体技术本身而是来自其价值本质。当代技术哲学在转向具体技术解释后，不再接受本质主义或决定论。在这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兴起，对技术哲学提出了挑战。这是一种因应技术哲学的决定论流行而产生的一种技术社会学理论。决定论为了展示技术对人类的普遍意义，将技术看作“黑箱”而加以对待。建构主义则倡导进入技术“黑箱”进行经验分析，发展一种技术的非决定论模型，强调技术人工物是一种社会建构，即技术的社会影响来自相关社会群体对技术创新所作出的社会选择。因此，一方面是工具论与实体论的不同，另一方面是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不同，由此可以看到技术哲学四种不同的理论组合(如表1所示)。当代技术哲学表现为建构主义工具论和建构主义实体论两种倾向，只不过人们大多不再坚持技术价值中立和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而是以非中立性和可选择性呈现技术哲学的当代特点。
一般而言，当代技术哲学分为大陆哲学传统和分析哲学传统。分析哲学传统的技术哲学更倾向于以建构主义打开的技术“黑箱”展开工具论分析，承诺解决诸如技术知识特征、设计和行动学习以及人工物地位等哲学问题，针对解题、设计、功能和使用这类实际工程过程的经验事实进行详细的概念分析。最能体现这一方法的是技术人工物研究，代表人物为梅耶斯、克罗斯、威玛斯、弗兰森、霍克斯、皮特、布瑞等。以梅耶斯、克罗斯等人为代表的荷兰代尔夫特学派提出的技术人工物二元论——结构-功能理论，更是被奉为当代分析技术哲学的重要研究纲领。这一纲领将技术还原为人工物，而人工物既是具有几何、物理和化学特征的物理客体，又是包含精神状态和意向行动的内在关系的功能客体。两者的关系在于，人工物的功能实现“关键地取决于其物理结构”，但它作为物理客体又与自然客体不同，是“意向地产生的”功能客体[6]。问题在于，如果将技术功能归于意向性，那么其物理结构就显得没有意义；
如果将技术功能归于物理结构，那么就无法将人工物与自然客体区分开来。这就是人工物结构-功能二元论的“本体论的硬问题”——“结构描述与功能描述不能互推”。之所以是硬问题，是因为人工物二元论解释的狭窄性。超越二元论要诉诸技术实践(设计、制造、生产等活动)和多重物性范畴，但这样一来就要求当代技术哲学对技术的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给予某种实体论统摄。
表1 技术哲学的四种理论组合
大陆哲学传统的技术哲学较为复杂，涵盖现象学、解释学、批判理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行动者网络理论等，代表人物有米切姆、温纳、哈拉维、伊德、伯格曼、芬伯格、斯提格勒、拉图尔、维贝克等。在当代大陆传统技术哲学中，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直接源于建构主义，属于社会理论范畴。真正纳入技术哲学范畴的理论或方法，是伊德、维贝克等人从海德格尔现象学-解释学发展出来的后现象学方法和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后现象学方法更倾向于建构主义工具论，技术批判理论更倾向于建构主义实体论。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保持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在引入建构主义后，更加突出了具体技术设计的建构主义描述，因此也被称为“批判建构主义”。后现象学方法和技术批判理论都从不同角度理解具体的人类-技术-世界关系。以下将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和评价，展示当代技术研究的政治哲学方向。
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纲领，旨在使世界中的人类存在方式理论化，展示人类在世界中的感知和行动方式。与现象学不同，后现象学赋予技术在人类-世界关系中的中心作用，表明技术对人类-世界关系起着调节作用。海德格尔作为现象学代表人物，对技术给予了最多关注，认为现代技术作为“座驾”框定了世界中的人类存在。伊德对海德格尔的这种技术知觉给予了批判，认为技术座驾的框定实际上将人还原为物，这无疑成为一种理解现实的单向度工具方法。伊德由此转向一种新的现象学思路：把技术理解为对人类-世界关系的调节。这种调节不只是一种方式，也能以多重方式帮助人们理解各种人类-世界关系。这种以技术为中介的人类-世界关系分析源于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但伊德在人类-技术关系下使用的调节概念则是以主体-客体二元论为前提。伊德在这里暗示了胡塞尔以意向性为开端的“先验的关联”概念，认为调节是指主体与客体的相互构成，因此所谓人类-技术关系是人类-人工物关系。由于人工物的调节作用具体塑造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人与其经验世界便成为技术调节的产物。
伊德立足实用主义和解释学传统，区分了三种后现象学纲领。第一种纲领为技术现象学，用于阐释人类-技术-世界关系的经验结构。目前共有九种关系(如表2所示)，伊德本人提出五种关系[7]，罗森伯格和维贝克提出四种关系[8]。伊德区分的具身关系、解释学关系、他异性关系和背景关系更令人关注。在具身关系和解释学关系中，技术调节着人们对世界的感知经验。当人们带上眼镜，驾驶汽车或推土机时，就有了对世界的不同感受。当人们用温度计测量体温时，就可以理解自己的身体问题。与具身关系和解释学关系相比，在他异性关系中，技术成为“准-他者”。所谓背景关系，不是说与背景化技术发生关系，而是说背景化技术会成为人们经验的直接环境的一部分。例如，衣服这类遮蔽技术就是如此。对于技术现象学纲领，当代技术哲学家已经给予了极大发展。维贝克力图将技术调节提升为后现象学技术哲学的总研究纲领[9]。他把后现象学与传统哲学的三个领域——认识论、伦理学和形而上学关联起来，以便考察技术怎样和在何种程度对知识、道德和超验起到调节作用。就认识论而言，技术调节行动构成人类对自身及其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此即“工具实在论”或“物质解释学”。2016年在中国贵州建成的世界最大射电天文望远镜，是为了形成人类与暗物质、暗能量和新天体之间的对话和互动；
越来越先进的产前诊断技术，则是为了理解胎儿、怀孕母亲和医生之间的健康卫生关系。就伦理学而言，技术用来调节道德行动。产科超声检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建构胎儿的现实，由此围绕堕胎权问题重构伦理的实践。就形而上学而言，技术有助于人们获得超验和沉思。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和大脑活动测量设备，可以为人们带来新的“冥想”实践。后现象学通过现象学史重塑技术调节理论，奉行具体技术的经验转向，展示建构人类-世界关系的各种技术调节方式，这不再是把技术看作纯粹的合目的性工具，而是把它理解为人类经验和实践的调节者。
表2 人类-技术-世界关系的九种经验结构类型
在伊德的三种纲领中，最受争议的是后两种纲领。第二种纲领为文化解释学，它超越个别的人类-技术关系，聚焦技术-文化关系展开研究，特别是伊德力图确定文化嵌入技术的具体方式。在分析技术转移问题时，他强调，被转移的技术只有具备相应的基础设施才能作为技术发挥作用，而像基础设施这样的“人工物”也是“与文化领域有关的东西”[7](P128)。一个国家或社会对技术的接受或拥有是有文化条件的，不能把技术理解为价值中立或决定论的东西。技术既不是人能控制的中立手段，也不是能够控制人的权威或“君主”；
技术既不是一种供人利用的纯粹工具，也不是一种具有自身动力的自主实体。为了重构技术控制问题，伊德认为，人类-技术关系或技术-文化格式塔包含着技术的“多重稳定性”[7](P146)。他以技术的非中立性表明自己对技术调节人类-世界关系的见解，认为文化解释学最终会展示“一种不同的技术文化确定形式”[7](P161)。伊德由此转向第三种纲领，就是聚焦当代生活世界的多样性、决策负担两个独特向量，辨识技术的非中立性。现在各种高技术使以前许多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能，要求我们必须要具备“复合眼”能力，从大量方案中进行选择，自然会造成决策负担。但是，依照这两种纲领对当代生活世界的描述，在方法论上并不令人满意。伊德坚持认为，马尔库塞的单向度技术预测、艾吕尔的自主技术胜利和海德格尔的纯粹技术思维都是错误的，但他却又通过第三种纲领描述了一种技术决定的生活世界，从而展现了某种实体论图景。这里的问题是，伊德究竟是主张技术-文化关系的多重稳定性，还是认为技术本身是一种文化-变革力量？维贝克指出，“一种技术关系一旦形成，它就变成稳定的了，而不是多重稳定的，也即技术能够影响面对技术形成的关系。这并不是说技术对这种关系的影响是决定论的，原则上讲，面对一种人工物，可能会存在若干种文化关系。”[10]这表明，技术仅在技术-文化关系形成后才能影响文化，这种影响并不是决定论的，因为仍然存在着其他可能的文化关系。也就是说，技术不是决定论的，除非技术框定了选择本身。
从上面评价来看，后现象学其实不能分为三种纲领加以展开，而只有一个任务，就是要表明人类对世界的知觉(无论是具体的身体感知还是对意义的理解)如何受到技术的调节。这绝不是说技术会改变人们的文化、社会实践和文化架构或者文化改变人们的感知，而是说人们要把技术作为文化加以反思，强化其可选择性。罗森伯格从这种可选择性潜力转向了批判建构主义的立场或偏见理论。他认为，“任何共同体都有视角的缺陷，占主导地位的共同体也充满了自身的偏见。具体的实践只要推动弱势群体的边缘化，就会产生偏见。[立场理论宣称]可以通过将边缘化人群纳入主流对话中来消除这些偏见。这里的关键不是那些处于边缘社会地位的人群对真理有更好的看法，而是说所有的观点都是有缺陷的，它们本身包含了固有的偏见……因此对边缘人群观点的包容，有可能使占主导地位的讨论更加客观。”[11]对批判建构主义来说，技术偏见的立场观点来自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强调各种制度借助知识/权力操纵社会控制)，对技术偏见的批判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或批判建构主义，通过建构主义实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与福柯的技术偏见理论的联系。
芬伯格考虑的问题，是政治因素影响人的技术经验在何种程度上动摇了经典技术哲学的本质主义和决定论观点。他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观点——技术官僚管理的盛行及其对人类能动性构成的威胁出发，将技术展示为一种人类与世界之间的不对称权力结构，认为技术权力结构的内在差别是“在技术体系的操作中，命令者和服从者之间的力量差别”，而确定这种力量差别的前提在于“技术是一种双面现象：一方面有一个操作者，另一方面有一个对象”[12]。如果接受这种对技术行动的双面解释，那么在批判意义上，技术操作者(或命令者)与技术对象(或服从者)之间存在四重权力关系(如表3所示)。经典技术哲学，将后三个不对称关系展示为敌托邦世界，对此世界人类似乎无能为力。芬伯格认为，这种做法可能会掩盖人对人的权力关系积极的潜在建构力量，因此对技术的批判只有将所有人对物、物对人和物对物的权力关系重新定义为人对人的权力关系，也即将技术收窄到技术设计涉及的制度和利益范围，才能引导技术领域的民主化改革。实际上，这包含了建构主义实体论观点，支持对技术实体论的历史和政治分析，只不过这种实体是指具体技术，是由具体的历史和政治条件决定的技术。
表3 技术操作者与技术对象的四重权力关系
批判建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强调技术合理性与民主合理性、去背景化与再背景化、技术关系网络与社会关系网络、压迫与解放、体制与生活世界、分层结构与扁平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后现象学的核心概念，是技术调节、多重稳定性、意向性、人类-技术关系、生活世界、价值负荷等。两种理论或方法享有的共同概念，是多重稳定性、生活世界、意向性、价值负荷、可选择性等。与后现象学相比，批判建构主义不再强调独立的个体而是强调个体的社会特征，强调社会群体，把技术区分为社会关系网络和技术关系网络，把世界分为生活世界和体制世界；
不再强调人类-技术的水平关系而是强调人类-技术的垂直关系，强调社会-技术结构缠绕的权力关系，突出技术发展的自上而下和技术批判的革命潜力。参照后现象学的人类-技术-世界关系，波尔森借助力图重构批判建构主义的技术权力关系，把它展示为从压迫、反抗到解放的垂直权力关系[13](如表4所示)。这些关系的所指不是如后现象学那样的人对世界的知觉，而是指技术对人的影响或人对技术的反应和行动。
表4 批判建构主义的三类技术权力关系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到，后现象学侧重考察技术如何调节人类对世界的感知和设计师如何将道德价值赋予具体技术，不同的技术调节形式位于用户与人工物之间，伦理设计与设计者和人工物相关，设计过程的用户视角激活了设计者-用户关系，共同设计、参与式设计以及技术行动场域成为后现象学的技术实践方向；
批判建构主义则侧重考察压迫和解放，识别技术专家在设计过程中无法涵盖的导致压迫效应的用户视角和受影响的相关社会群体，诉诸批判技术方案和人工物揭示被忽视的用户视角，倡导通过解放性改造，将用户和受影响的社会群体包含到社会技术方案或决策的共同设计过程，促进用户-专家协作，实现从压迫型社会-技术结构向解放型社会-技术结构转变。后现象学虽然并不像批判建构主义那样，强调通过制度与社会层面的政治斗争实现社会-技术结构转型，但它将制度与社会层面的政治因素置于人类-技术-世界关系考虑其对具体技术设计的影响，也与批判建构主义有着相同的政治哲学倾向。
无论是后现象学还是批判建构主义，都表明技术在价值上的非中立性和在伦理和政治上的可选择性，且都支持参与式技术设计。技术不是中立的，就在人们制造的东西里面，技术就在人们中间。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关键是人类能够制造什么样的联系，不能制造什么样的联系，这使技术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命题。对这个命题，温纳提出了“人工物是否负荷政治”的疑问[14]。在他看来，尽管技术受到社会和经济力量塑造，但人工物本身就具有政治意义。一方面技术受利益群体、阶级斗争或精英权力驱动，另一方面技术也改造了人类并产生了新的社会动能和“生活形式”[15]。霍托伊斯以“技术政治学”，表明政治因素在决定选择发展何种技术以及技术优先发展秩序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6]。当代技术哲学，越来越将技术看作政治的行动动能或调节力量，越来越把技术作为重要的政治斗争场域加以对待。
在技术政治理论方面，人们向来认为后现象学以微观层面的人类-技术-世界关系为聚焦，不仅很难使社会和政治问题主题化，而且也无法使权力概念化，因此存在着“政治学赤字”。不过，维贝克最近指出，后现象学有着呈现技术政治意义的学术潜力，包括权力、政治互动和政治问题的技术调节[17](如表5所示)。在权力调节方面，技术体现了解释向度的权力形式，帮助塑造解释政治框架并解释社会冲突；
在政治互动调节方面，技术的意义在于对政治行动进行组织，使人们进入并塑造公共领域；
在政治问题调节方面，技术帮助人们建构参与政治的民生问题。这种倾向于技术政治哲学解释学的后现象学，揭示了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等政治议题，也为人类自由提供了更多的可选择性。但是，由于这种解释学仍是被动地阐释和建构场景，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人类主体的自主权，从而很难把技术调节提升到“为技术而斗争”的主动参与政治场景。
表5 技术调节政治的六重关系
所谓“为技术而斗争”的政治哲学命题，是以“自主权”(autonomy)呈现技术的政治意义。这里技术自主权的结构差异，表现为技术自主者和服从者之间的力量差别，这种力量差别要在社会和国家两个层面加以确定，表现为部分人对部分人、社会对国家、国家对社会、国家对国家的四重自主权关系(如表6所示)。有关社会对国家的自主权关系，经济学家以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之名，强调国家、政府不干预市场，主张政府不得干预自由创造和发明，即使“基因编辑婴儿”也不能给予干预；
有关国家对社会的自主权关系，政治批判理论家以极权主义之名，批判国家权力对公民社会的控制或管理，批判国家的巨型机器对公民造成威胁。经典技术哲学家常常将这两种宏观关系隐形为现代技术的本质，而当代技术哲学家更倾向于把它们还原为部分人对部分人的自主权关系，以社会自主权呈现技术的全部政治意义。这样一来，就掩盖了国家对国家的自主权关系，后面会看到当今世界中这一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表6 技术自主者与技术服从者的四重自主权关系
有关部分人对部分人的自主权关系，芬伯格较早进行了探索。他认为，当代技术发展以现代资本主义政治为条件，技术的性质由资本决定，技术在使用上的任何变化不过是现代资本主义结构大变革的一部分。他虽然赞同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许多具体批判，但他坚持认为这种批判并未指向技术的本质，也不指向历史的命定，而只是表明偶然的、可改革的社会转型结果。芬伯格的技术哲学将技术改革愿景寄望于政治改革，是一种技术政治哲学。他说，“技术的未来绝不是预先决定了的，那些[针对技术]真实存在的斗争，表明了改变技术合理性形式的可能性。它们预示着现代性的全面重建，技术由此能把世界聚集于自身，而不是仅仅将自然、人类和社会环境还原为资源。重建现代性的目标是构建更加美好的生活方式、可行的丰裕理想和自由而独立的人类社会，而不仅仅是在现有的社会经济体系中获得更多的产品。”[18]把人和自然作为资源对待不是如海德格尔那样归因于技术本身，而是如马尔库塞那样归因于资本主义。芬伯格认为，如果以非客观化方式建构政治学的话，那么对他所谓的“肯定性生活方式”发展而言，技术是福音而不是威胁。这种政治学不是超历史的形而上学辩解，而是强调它在实用主义、社会学和历史学方面的优越性。芬伯格围绕斗争问题而采用的政治哲学方法包含压迫与反抗、奴役与自由、娱乐与自我意识的辩证法，由此来展示社会自主权之争。
与芬伯格不同，同样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斯蒂格勒，把技术比作“药”，强调技术对政治哲学的意义。他说，“对于记忆力减退剂(在大脑之外储存记忆的人工物)，我们不可能将它的活记忆与死记忆对立起来……这提出了一个药理学问题，据此可以说，技术就是一种集毒性和疗效为一身的‘药’。”[19]人类与技术之间的斗争是为了人类的生存而进行的，正是人类的“原始技术性”要求使技术成为人类的生存条件，这就是技术集毒性和疗效为一体而获得发展的原因所在。人类天生就有自身的缺陷，如刚出生时无法独自取得食物，长大后不能适应生吃食物，年纪大了记忆会减退等，人类要改变这一点，就要用集毒性和疗效为一体的技术增强自身。这意味着人们为了生存就可能伤害自身，这就是“原始技术性”。在这里，是否拥有技术会造成人类社会内部的自主权差异，斯蒂格勒正是从这种内在的技术逻辑出发，论证社会领域的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的政治斗争。
斯蒂格勒的叙事，不仅是一种压迫与解放的精致辩证法，而且也使人类的技术生存本身包含了不可避免的斗争内涵。沿着这种思路，莱蒙斯以当代数字技术为例，认为新兴技术创造了一个新阶层——“认知阶层”。他说，“认知阶层的有机神经系统，越来越多地融入并服从数字神经系统的操作逻辑和节奏，形成了一种真正的‘网络生产流水线’。认知阶层的这种意识暴露于不断扩大的、加速发展的认知圈层和信息圈层，这种情况导致网络空间与网络时间之间的差异。不断增长的海量信息和符号商品在网上流动，而对这些信息又来不及进行处理和说明。这种差异导致各种精神病理——抑郁、焦虑、恐慌和各种注意力障碍——并导致心力和智能枯竭甚至遭到破坏。人们在精神上要适应网络的编码和节奏会不断自我施压，这就会削弱主体的感知和情感。”[20]数字技术的固定资本在于劳动者的神经系统，人类的心智越来越融入资本的数字循环中，留给人类的只有奴役和重获自主权的两难选择。因此，认知阶层以获得剩余价值为总目标，控制了生产过程和消费行为，压倒性地摧毁了社会自主权，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非自主化和无产化，不是解放而是奴役，总体效应是使人们丧失社会行动能力或削弱人们的反抗能力。数字技术变成了斯蒂格勒的集毒性和疗效为一身的“药”，而技术政治学应成为一种药学治疗方法。莱蒙斯说，“我们不仅应该学习‘与信息通信技术一起生活的艺术’，而且还应该学习与之斗争、生产、同化和共同生活，也即与信息通信技术共同管理我们的集体生存。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在适应主义意义上把‘与信息通信技术一起生活的艺术’，理解为我们必须应对不可避免的事情，理解为必须要与它相处，理解为必须适应它。相反，我们应该尝试使这些技术适应我们作为社会技术生物共同决定成为一种值得生活的生命——也就是说，面对日益集权的资本主义更多地倾心于控制主题，要采用和创造性地善于把它们作为武器，以便(重新)获得我们的集体自主权。”[20]按照这种见解，数字技术是资本主义的动力，辩证法则成为获得自主权的斗争武器。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芬伯格、斯蒂格勒到莱蒙斯的批判建构主义观点，为技术的政治哲学提供了一种去背景化与再背景化的辩证法框架，呼吁人们拿起武器与资本主义技术斗争。对于这种呼吁，维贝克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忽视了技术为人类而生成的一种解释学站位，又回到了人类与技术分离的工具论原位。他强调，技术政治哲学需要一种实在论，在现象学意义上，实在论就是要回到“实事本身”上来。各种技术并不反对政治，它们是政治的调节者。不能把技术的政治意义还原为它起源的特定生产系统或社会组织起源。技术调节政治，它们有助于型塑政治参与、互动、框架、权力关系、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为此，技术政治理论需要对技术物本身进行严密分析，对人类生存的技术条件进行实在论认识。不是把它们作为武器进行斗争，而是把它们作为生态结构去过我们不可避免的生活[21]。这种理论指向为了避免回到本质主义，强调回到技术人工物对人类与世界关系的政治调节上，应该像温纳以人工物负荷政治命题探讨类似较低的过街桥设计限制中产阶级的政治问题那样展开经验研究。但是，这样一来，就收窄了技术广泛的政治意义，也会削弱技术权力结构转型的建构潜力。
回到批判建构主义上来，芬伯格的技术政治哲学是在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下分析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技术自主权关系，参照社会主义价值图景，主张推动技术实现从压迫到解放的政治社会结构转型。在他看来，这种转型是可能的，因为支撑当前政治体制的社会结构既没有自然的必然性，也没有形而上学和宗教的必然性。如果当前政治秩序在使用技术时产生负面后果，那么就可以构建一种可以产生积极结果的政治秩序。对于这种转变，哈丁把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同马基亚维利的政治哲学加以比较后指出，芬伯格以技术政治学承诺一种解放的技术，马基亚维利的政治学和技术总是与强制密切相关，这就构成了技术政治哲学的思想困境。他进一步指出，“芬伯格令人信服地认为，技术的意义和效应，通过改变在其中使用技术的社会而获得改变。马基亚维利则指出，虽然技术是一种社会建构，但改变构成技术使用条件的社会结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技术对人的压迫和控制形式，表征了政治生活的基本构造的症结所在。由于马基亚维利是一位不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哲学家，所以他的主张并不是说技术注定要在形而上学上发挥这样的作用，而是说技术的政治社会构成比芬伯格意识到的要深刻得多。芬伯格的批判理论触及这样的图景，但却未能或不情愿对这个原理作出马基亚维利式的推论。因此，引导技术走向客观化和控制形式的不是晚期的现代全球资本主义，而是脱离自然和形而上学的政治历史结构。”[22]如果马基亚维利说的政治体制始终是一种强制性存在，那么芬伯格的使人自由而独立的技术体制理想也就不可能了。也就是说，只是囿于全球资本主义范畴的现代性改革而不是革命，由于相对固化的国家对社会、社会对国家的自主权关系，社会自主权关系也难以改变，国家对国家的自主权关系也就被掩盖了。
无论如何，当代西方技术哲学看待技术的客观化和控制力量，只要没有超越资本主义进入脱离自然和形而上学的政治历史构成，就会无视技术的国际政治意义，无视国家对国家的自主权关系。即使伊德在谈到文化解释学时涉及技术转移问题，也只是追求技术转移的多重文化稳定性，而将技术自主权关系进行悬置。倒是一些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和投资商以更加现实主义的态度，对这种关系给予关注。在国际政治意义上，所谓自主权就是主权，而主权是一个国家对其管辖区域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力，既是对内依法施政的权力来源，也是对外保持独立自主的力量和意志，国家主权的丧失意味着国家的解体或灭亡。主权是一个地理和军事概念，但这个词最近有了一个新的维度，就是“技术主权”。英国阿玛迪斯资本合伙人豪泽担心英国由于在5G、网络支付系统、半导体等方面缺乏主导全球的技术而遭到威胁，提出了技术主权问题，“从现在开始，每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必须追问三个问题：首先，我们是否创造出我们需要的技术？如果没有，我们是否拥有获得它们的多个渠道？如果还没有，我们是否已经确保不受限制地长期(至少五年)从单个国家，特别是美国或中国的垄断或寡头供应商那里获得它们？一个国家若对这三个问题都回答否，那就很容易受到技术胁迫，而这种胁迫的严重程度不亚于过去的军事胁迫。”[23]是否拥有技术主权，正迅速成为国家对国家的核心自主权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不能不让人们想起施密特的政治哲学思想。在他看来，国家的存在以政治的存在为前提，政治的关键在于区分敌友。完全的“去政治化”或意识形态终结是可笑的，如果“不再有友敌之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那么就只剩下无政治的世界观、文化、文明、经济、道德、法律、艺术、娱乐等，自然也就没有了政治，没有了国家”[24]。国家的现实性和力量从某个中心领域发展而来，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敌友阵营之争取决于该中心领域。从历史来看，这种中心领域已从宗教变成技术经济。技术进步开辟新的资源占有和分配空间，产生了新的规则，因此也强化了敌友之分这一古老问题。在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12年后，施米特于1929年描述了苏俄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文化情形：“我们所处的中欧生活在Sous l′oeil des Russes[俄国人的眼皮底下]。一个世纪以来，他们内心紧盯着我们伟大的文化和制度。他们强大的生命力足以掌握我们的知识和技术，使之成为自己的武器。”[25](P123)他关注的问题，是俄国与欧洲的文化同质性问题，“苏联已经把cujus regio ejus oeconomia[在谁的底盘上就有谁的经济]这句格言付诸实施，它证实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领域和一个同样具有凝聚力的文化同质性之间具有密切联系。”[25](P131)他由此转向对欧洲文化进行检视，批评欧洲文化已经变成一种中立化和非政治化秩序：“文化生活各个领域的中立化阶段已经达到了终点。因为技术时代已经来临。若着眼于中立化进程，技术就不再是中立性的基础；
任何强大的政治势力都会利用技术。由于这个原因，本世纪只好暂时被看作技术的世纪。至于最终应当如何理解这个世纪，则取决于人们何时才能知道哪种类型的政治强大到足以掌握新技术，以及哪种真正的敌友阵营能够在此基础上得到发展。”[25](P138-139)当他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政治体制看作一对敌友关系时，是担心苏联以中立之名把源于西欧的技术作为武器，对欧洲造成威胁。施密特在这里并不赞同他的同时代人雅斯贝尔斯那种技术中立性观点，而是如同当代技术哲学一样倡导一种非中立性观点，因此为技术而斗争“不是生命与死亡斗争，也不是精神与非精神斗争，而是精神与精神斗争，生命与生命斗争，人事秩序正是从完整地理解了这一点诞生的”[25](P139)。按照这种看法，国家对国家的技术自主权关系就是技术主权关系，为技术而斗争就是为技术主权而斗争。就算从敌友关系进入规范的竞争关系，也存在着复杂的技术主权之争。
必须承认，当代技术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的技术转向”和“技术哲学的具体化转向”的结果，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语境下的。当代西方技术哲学，围绕技术的社会影响(意义)和技术的社会建构两个主题展开。经典技术哲学针对前一主题，以乌托邦-敌托邦、传统-现代(古代-现代)、现代-后现代(现在-未来)之争为线索，采取批判方法，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回答技术“好不好”“美不美”的伦理学-美学哲学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对技术的社会意义，在抽象意义上长期存在着工具论与实体论、中立论与非中立论、自主论与非自主论、乌托邦主义与敌托邦主义、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等哲学纠缠。围绕后一主题，当代技术哲学在引入来自社会学领域的建构主义后，转向具体的技术，将“好不好”(批判方法)的问题还原为“能不能”(或“行不行”)的技术实践问题加以回答。虽然存在各种思想流派，但它们享有人类-世界关系以及非中立、可选择性等共同的理论和实践旨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流派，也是致力于“好不好”“能不能”的问题进行解答，并延伸出技术的政治哲学解释学方向。
中国毕竟不是现代化原发国家，中国的技术现代化转型有着自身的历史过程和政治条件。当西方技术哲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哲学的分支诞生时，欧美国家已经拥有了现代技术，因此追问的技术问题，主要是“好不好”的问题。对今天的中国而言，要同时追问“有没有”“能不能”“好不好”这些问题。早在1867年，马克思就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26](P8)这里引用拉丁语“de te fabula narratur”(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要表明的具体意思为：一是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即是现代化国家原型；
二是英国的现代化经验必然为尚处于农业时代的德国所模仿，即德国人可以从英国人那里看到自己的未来前景。的确如马克思所言，德国工业革命很快在19世纪末发生了，接着俄国、日本和美国也成了工业化国家。新中国成立后，这些都曾经是中国学习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马克思说，“一个国家应该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但“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6](P8-9)。这种晚进现代化国家重复已经现代化国家的叙事，常常被看作是一种以技术决定论为基础的现代化假设：基于技术从低到高的线性变化，贫穷的农业国跟随发达国家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在新中国成立前，海德格尔就曾对中国的现代化采取一种技术决定论质疑：“如果中国的共产主义取得统治地位，那么人们可以假设，唯有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才能获得对技术的‘自由’。这会是怎样的过程呢？”[27]这种对中国取得技术自由的担心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面对现代技术冲击缺乏抵抗力，传统的文化和资源将彻底让位给现代化进程。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同为德国人，同处欧洲思想传统但时代大为不同的时期。马克思处于19世纪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海德格尔处于20世纪上半叶的资本主义技术时代。如果说海德格尔是通过回溯欧洲思想传统反思现代技术的话，那么马克思则是超越欧洲思想传统，提出以社会革命方案重构现代技术图景。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国家，又是正致力于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从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至今170多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技术文明发展方面，已经历了从蒸汽机、电力到数字时代的巨大变革。那么，中国现代化过程是否必然要步先行工业国后尘而以牺牲自然和传统为代价，这是今天的中国人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不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那么就要对当代中国人经历的现代技术经验作出解释并对其未来的技术意义建构进行透视。为此，需要更好地理解国家能力与技术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表明中国作为晚进现代化国家对全球技术资源的路径依赖和作为主权独立国家对技术主权的追求和向往。相对于技术强势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能拥有技术主权就构成了中国人的现代化经验。技术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关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问题，也成为一个(国际)政治问题。从当代技术哲学的非中立性和可选择性观点出发，结合当代世界科技竞争的国际政治现实，围绕国家对国家的自主权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设想，可以从技术政治哲学解释学见解中获得如下四点相互关联的看法：一是技术已经成为国家主权的核心领域，这不仅表现为技术会影响一国经济崛起，深刻影响国民的社会生活方式，而且也表现为它对军事力量提升的深刻影响；
二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作为现代技术原发国家，与其他国家形成明显的技术逆差序，其他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然要学习原发国家先进技术，这种学习绝不是价值中立意义上的完全复制，而是一种再背景化的创造性具体应用；
三是当前技术主权斗争，表现为技术原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历史上的英国和当代的美国)对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胁迫；
四是社会主义国家要真正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必然要以自己的方式获得自己的技术主权。这种从路径依赖到主权拥有的技术建构方式，不会如全球资本主义那样诉诸技术主权胁迫其他国家，而是以文明互鉴互惠原则解决技术主权问题，这将是一种新的世界技术图景。
中国现在已经发展为一个有着相当基础并开始拥有技术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必须要同步推进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以及技术进步，既要以适当的人口增长保持创新驱动的持续经济增长活力，又要以自身的文化资源克服外生技术的主权约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技术主权之路。西方道路并不能决定中国的现代化命运，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在于中国自身的技术选择与建构。为了理解中国技术发展的社会政治结构变迁并塑造中国技术新图景，就要从当代西方技术哲学转向中国自身的技术哲学话语建构，将“好不好”的问题还原为“有没有”的问题加以回答，并且要以“能不能”的问题作为追问“有没有”“好不好”的实践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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