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健，崔耀民，刘玉财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1]。2035年发展总体目标中提出，建成体育强国。2023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简称新《体育法》）[2]第二条规定，推进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
第十条规定，国家优先发展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坚持体育和教育融合，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体魄与人格并重，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
2019年8月10日颁发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3]中指出，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人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居于世界前列，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2021年10月25日颁布的《“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4]提出，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可见，体育强国建设自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以来，已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中，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并以法律形式予以固化和保障。从体育强国建成的时限看，党和国家提出了更高要求，较之《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的时间安排，提前了15年，这意味着体育强国建设时间的紧迫性和目标达成的艰巨性，也意味着体育强国的实现将会是一个艰苦的奋斗过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国家有关法规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引，也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提供了法规保障。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对标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的五大战略任务，充分认识确立及坚持发展优先领域的重要意义，优先发展学校体育，是如期完成建成体育强国这一艰巨任务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
由于青少年的人口学意义、学校的教育场域意义，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历来都被视为体育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虽不同时期不同背景对其表述有所侧重，但其本质意义并未改变。由于二者的通融性较强，为同时强调二者各自的价值，有时也可将其并列使用。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战略基础与重点地位的获得，有其历史文献基础。
1.1 确立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地位的政策法规追溯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我国发展体育事业的宗旨。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史表明，我国体育事业是人民的体育事业，体育事业的人民性，决定了体育强国建设即是国民体育强国建设。我国历来重视学校体育工作，并将其视为青少年体育、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国家就十分重视学校体育工作，重视学校体育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和思想品德教育的促进作用。1951年8月6日发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5]中指出，增进学生身体健康，乃是保证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并培养出有强健体魄的现代青年的重大任务之一。1955年8月9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关于改进中小学体育工作的联合指示》[5]中提出，在学校体育过程中应加强学生劳动教育、纪律教育，加强培养学生道德上和意志上的优良品质。可见，此时国家已开始重视学校体育对青少年的综合育人功能。
20世纪60年代，国家开始重视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将学校体育视为群众体育的基础。1962年3月9日国家体委印发的《一九六一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6]中提出，积极地、切实地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强调了学校体育工作关系青少年一代健康成长，要特别重视和加强对学校体育工作的领导。1963年10月31日下发的《国务院批转体育运动委员会关于群众体育工作座谈会的报告》[6]中强调，当前群众体育工作仍应以学校体育为重点。在1964年6月30日印发的《教育部、体育运动委员会、卫生部关于中、小学学生健康状况和改进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报告》[6]中指出，学校体育是群众性的体育。1966年5月2日印发的《中央批转国家体委党委关于一九六六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的报告》[6]中着重强调，加强青少年的体育工作，特别是学校体育工作，关系到培育德、智、体诸方面发展的革命接班人，必须认真抓好。1966年3月15日国家体委印发的《国家体委党委关于一九六六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的报告》[6]中明确提出，在群众体育方面，要重点抓好青少年，首先必须抓好学校（包括城乡学校）的体育。此时，群众体育、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工作的内在逻辑关系已被确立，学校体育是青少年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基础和重点的国家意志已经显现。
改革开放以后，学校体育工作仍然是青少年体育工作的核心。在1978年2月2日下发的《一九七八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7]中强调，重点抓好青少年体育特别是学校体育。国家体委1979年3月9日下发的《一九七九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7]中明确强调，要重点抓好关系两亿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学校体育；
学校体育，既要抓普及，也要抓提高，出体育人才。抓提高、出体育人才，这一要求意味着为竞技体育培育后备人才，也是学校体育的重要任务。
到80年代，开始明确将学校体育视为国民体育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3月28日国家体委下发的《国家体委关于加速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6]中，直接明确了学校体育是整个国民体育的基础。之后，学校体育对国民体育有基础性作用的表述，在相关文件中多次出现，例如1980年2月8日《国家体委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精神抓好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6]中强调，学校体育是整个国民体育的基础。随后有关文件中反复强调学校体育的重要性。1983年5月还专门颁发了针对学校体育的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8]。1984年10月5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8]中指出，重点抓好学校体育，从少年儿童抓起。1985年4月11日印发的《李梦华主任在1985年全国体委主任会议上的总结发言》[8]中强调，把群众体育推向新的广度和深度，需要继续抓好学校体育这个战略重点；
学校体育（特别是中小学）这个战略重点，什么时候都不要放松。
进入20世纪末，对学校体育的重视进一步加强。1990年2月20日，学校体育领域最高法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9]出台，该条例明确了学校体育的目的任务及工作内容和范围。1993年5月24日国家体委发布的《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10]中指出，学校体育关系到代代新人的成长和民族素质的提高，是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基础，把学校体育作为战略重点和工作重点抓好。
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对学校体育和青少年体育的重视达到新高度。中共中央2002年7月22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11]强调，青少年体育以学校为重点。国家体育总局在2009年1月5日发布的《关于印发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12]中强调，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把青少年体育工作放在体育工作突出位置，明确指出青少年体育是体育工作的重点和基础。国务院在2011年2月15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的通知》中[13]强调，切实加强青少年体育。2016年4月21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14]指出，强化学校体育是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促进教育现代化、建设健康中国和人力资源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1.2 学校体育与青少年体育关系
青少年体育、学校体育常被认为是体育事业的基础，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基础，新《体育法》总则中也将二者并列规定为唯一优先发展的领域。青少年体育强调的是体育参与主体的年龄因素，学校体育虽有学生身份所隐含年龄因素，但强调的是体育活动时的场域或场所因素以及学校体育的综合教育价值，二者的交集在于“具有学生身份的青少年”以及“处于青少年年龄段的学生”。从人口数量角度看，青少年不限于在校的青少年学生，也包括走出学校而失去学生身份的青少年，因而其外延更为宽泛，数量要大于在校学生的数量。从教育角度看，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五育并举的有机内容。义务教育法的强制性和青少年成长的规律性，决定了绝大多数青少年都必须且应该接受义务教育。因而在特定的语境或论域中，可根据需要分别采用其一，以强调论域中所涉特定问题的特殊性和确定性，如《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在较为宏观的论述中也可以分别使用或并列使用，如新《体育法》中即将二者并列使用。
就国家体育事业发展论域而言，青少年体育是基础，学校体育是青少年体育之根基；
就教育论域而言，学校教育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也包括青少年运动员。如果说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基础，那么学校体育就应该是体育强国建设的根基或基石。
学校体育是国民体育的基础，是青少年体育的根基，优先发展学校体育是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前提。体育强国建设五大战略任务的完成，都可从学校体育获得支撑。新《体育法》将学校体育规定为优先发展领域，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
2.1 学校体育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助力健康中国建设的根基
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是《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首要战略任务。这是我国体育事业的全民性决定的。优先发展学校体育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助力健康中国建设的核心要义，也是新《体育法》规定优先发展的领域。
学校体育一直被视为群众体育、全民健身的重点，这在新中国的有关体育法规中已有充分体现。1995年颁发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指出，全民健身计划以全国人民为实施对象，以青少年和儿童为重点。新时期以来，针对加强学校体育发展的国家层面的文件频频出台，进一步表明加强学校体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学校体育教育是学校教育有机组成部分，是“五育并举”的核心要素，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体育行为习惯养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人口学意义上，学生也是我国社会群体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教育事业统计结果显示，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共有在校生2.91亿人[15]，占全国总人口的20.59%。体育人口数量是全民健身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在校学生是典型的体育人口，构成了体育人口的相当比例，成为全民健身的重要群体。人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人民的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与学生体育素养、健康素养、终身体育意识和能力密切相关，学生体育素养、健康素养、终身体育意识和能力养成，根本的途径在学校体育教育。今日的学生就是未来的公民，走出学校的学生将成为社会全民健身的骨干，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全民健身发挥积极影响。
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高中（含中专）、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分别为15.13%、14.76%、33.74%和24.22%[16]，表明我国有87.9%的人口接受过或正在接受小学及以上的学校教育，即我国近9成的人口都曾接受过或正在接受学校体育教育。
该数据也显示，16～59岁的劳动人口为8.8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2.5%，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9年[16]。两个统计口径数据表明，无论是从全人口还是劳动力人口的角度，学校体育教育都应是增加体育人口占比的主阵地并发挥积极作用。然而，报道显示，到2021年底，经常参加体育运动锻炼的人数为37.2%，与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所提出的2035年要达到45%的目标要求，尚有距离。
学校体育场地是国家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重要构成部分，理应服务于学生和社会。据第6次全国性体育场地调查数据显示，教育系统管理的体育场地66.05万个，占38.98%，场地面积10.56亿平方米，占53.01%，但社会共享率却不足30%[17]。学校体育场馆开放数量有限、开放比例较低、开放效能低微等问题阻碍着学校体育场馆服务全民健身效能提升和治理现代化的实现[18]。
学生群体的身心健康状况也是全民健康状况的反映，学校体育虽不是唯一但理应是主要的责任主体。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率是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主要标志，然而，现有数据表明，学生的身心健康状况仍不十分理想，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校体育有待进一步加强。如2022年7月5日国家卫健委表示，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达标优良率为33%[19]，这与《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分别达到50%及以上和60%及以上的发展目标相去甚远。此外，一些与体育锻炼相关的学生健康指标，进一步说明了学校体育发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意义。如《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6～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接近20%，6岁以下儿童达到10%[20]；
《中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大数据白皮书》数据统计，2021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2.7%，较2019年上升了2.5个百分点[21]；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数据显示，24.6%的青少年抑郁，其中重度抑郁的比例为7.4%，学生是抑郁水平第二高的职业群体[22]。
上述情况表明，学校体育对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建设的贡献度尚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学校体育对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和价值，决定了必须优先发展学校体育，以更快更好地实现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助力健康中国建设的体育强国战略目标。这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新《体育法》的规定。
2.2 学校体育是提升竞技体育实力、增强为国争光能力的塔基
提升竞技体育实力、增强为国争光能力是《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的第二个战略任务。学校体育是竞技体育之塔的塔基，在优秀运动员的培养，推动青少年竞赛体系和学校竞赛体系有机融合等方面有积极作用。
学校体育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育的重要基地，人才资源是第一战略资源。在竞技体育人才方面，学校体育为竞技体育发展全过程提供强大人才支撑，为竞技体育培养后备人才是学校体育的历史使命。国家历来重视竞技后备人才培养，《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学校体育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基础。《学校体育工作条例》规定，学校应该开展多种形式的课外体育活动，开展课外体育训练和体育竞赛，培养优秀的体育后备人才。优秀运动员的成长史表明，其运动兴趣培养、运动潜质和天赋的展露、发现，往往在其早期的学校体育教育阶段。学校课余阶段、尤其是高校课余训练阶段，一些青少年学生运动员已表现出优异的运动成绩。
学校体育是竞技体育优秀人才输送的重要输出源。自1987年原国家教委印发《关于部分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以来，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持续推进，体教融合意见的落实，加速了学校竞技体育的发展。国家历来重视在高校培育高水平运动员，新《体育法》从法律层面强调推进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鼓励学校体育进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强调，建立向全社会开放的国家队运动员选拔机制，充分调动高校、地方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的积极性。《关于印发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的通知》从具体实施层面指出，教育和体育部门共同组织青少年赛事，做好国家和省专业运动队与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衔接工作[23]。
学校体育竞赛体系是竞技体育赛事体系的基层支撑。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对学校体育推动竞技体育方面做出指示，建立大中小学一体化竞赛体系，学校与体校等竞赛体系深度融合。《“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和《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中都指出，要建立分学段（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跨区域的国家、省（区、市）、市、县四级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利用课余、周末、假期时间组织校内、校际、跨区域及全国性比赛[24]。学校体育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庞大的潜在主体。首先，2.91亿在校学生不同程度参与学校体育赛事。几乎所有儿童青少年都要经历9～12年的在校学习，其中相当一部分还要继续完成3～4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大学在校学习。这个阶段，各级各类体育比赛成为全体学生丰富学习生活、全面发展的必备路径。其次，学校体育竞赛体系打牢竞技体育赛事基础。在学校体育教会、勤练、常赛理念指导下，学校体育赛事发展前景广阔。最后，学校体育赛事中的运动竞赛项目几乎全范围涵盖竞技体育项目，为竞技体育赛事发展提供坚实的基层保障。
学校体育是全面推动三大球普及和提高的基础性力量。《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指出，要全面推动足球、篮球、排球运动的普及和提高,并积极探索中国特色“三大球”发展道路。校园足球就是打造学校竞技体育的探路工程[25]。截至2022年8月，全国已有3万多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5 500万名学生参加足球运动，有效扩大了足球人口规模，做大中国足球发展的塔基[26]。我国青少年篮球赛事分别有U14、U15、U17、U19系列赛以及中国高中篮球联赛。2021年12月21日，中国篮球协会官方网站发布我国的篮球人口已经达到了1.25亿人。中国排球协会官方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形成了3 ～ 6岁的幼儿排球、6 ～12岁的小排球、12 ～ 18的青少年排球、大学生排球等青少年排球赛事。由此可见，学校体育为三大球的发展提供了强大人力储备和赛事支持，是推动三大球发展的重要基础。
学校体育对竞技体育的贡献显而易见，但其赛事改革文件的配套不足、宣传薄弱、安全隐患防范不足等，仍是待解决之问题。
2.3 学校体育是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基础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是体育强国建设的第三个重要任务。青少年学生是体育消费的重要群体，学校体育的体育场地设备的建设和消耗以及换代升级，学校体育的教学、训练及竞赛等，对体育产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人工智能+体育教育”的融合已见端倪。“人工智能+体育教育”构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运动空间和运动模式，推动了传统体育行业的转型升级，更高效地满足了体育教育中教师和学生的个性化、多元化体育需求。如在深圳罗湖区华丽小学，通过对体育动作全过程的识别和计数，实现运动过程可视化，个人运动数据和图像上传到云端，方便自己随时查看和掌握运动情况。在长沙市天心区仰天湖桂花坪小学，老师通过高并发、超远传输的智能跳绳教学设备，大规模开展班级跳绳教学，学生运动数据实时同步到学校大屏上，激发了学生运动的积极性。“人工智能+体育教育”的融合可为学校体育的发展提质增效。同时，在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背景下，全国52.93万所各级各类学校[15]的共同实施，将会给体育制造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市场。
可穿戴运动设备和智能运动装备已在学校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与数据管理、中考体育、高考体育中广泛使用，可为其研发与制造提供大量实验数据，进而为开发科技含量更高的产品提供依据。截至2022年，步道乐跑App与全国600多所高校开展了体育信息化合作（步道乐跑App整理）。借助可穿戴设备监测学生运动学及生理学数据成为智慧体育常用手段，通过对学生体质健康数据进行储存，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数据信息库，实现对学生体质的动态监测[27]。
青少年体育教育和培训业已成为市场主力。在消费和政策的驱动下，大众健身市场正在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而这种发展带来的直接作用，就是青少年体育培训细分领域进入快车道。据《体育产业蓝皮书2020》显示，目前我国城市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规模约为1 205.1亿元，参与体育培训的城市青少年人数超过2 100万，以7 ～12岁青少年为主[28]。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全国体育产业总产出和增加值来看，体育教育和培训业在体育产业增加值中所占比例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从2016年的3.6%，提升到2021年的14.7%，实现了跨越式增长[29]。在行业爆发式发展的同时，监管主体不明确，相关权责边界模糊；
行业准入标准不高，教练员资质较低；
收费价格参差不齐，机构盈利能力较差；
区域分布不均衡，场地资源稀缺等问题[30]也阻碍着体育培训业的高质量发展。
学校体育培养了学生健康的体育消费认知，增强了学生体育消费粘性。2021年，《〈体育与健康〉教学改革指导纲要（试行）》提出，强化教会、勤练、常赛，构建科学、有效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新模式，帮助学生掌握1～ 2项运动技能，促进学生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等核心素养的形成，旨在期望培养出具有终身运动习惯的人，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体育运动观念，了解丰富多样的体育项目，学习类别丰富的体育技能，也正是这些新奇的项目和所学习的技能潜移默化地增强了该群体体育消费的粘性，使体育教育转变为体育产业，为体育产业发展赋能。
多样化的青少年体育赛事逐渐成型，为体育消费拓展了新空间。以近年来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推广普及的篮球运动为例，创立于2017年的NYBO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在首个竞赛年设置19个赛区，举办约1 800场比赛，参赛球队约1 000支，参赛人数约10 000人。到2021—2022赛年，NYBO已经增加到168个赛区，比赛场次达12 881场，参赛队伍达到7 155支，参赛人数超过6.5万人次。五年来，NYBO的赛区数量和比赛场次每年平均增长率达70%，参赛球队平均每年增长率超过75%（相关数据来源于《2022年大众健身行为与消费研究报告》）。围绕着赛事衍生出的场馆运营、体育媒体、营销、培训、经纪、保险、体育用品、体育旅游、体彩等一系列体育产业内容得到了极大的扩容。
学校体育场地面积超过全国体育场地总面积的半数，其建设、维护、更新，可刺激体育产业的相关产业。在第6次全国体育场地中，教育系统管理的体育场地66.05万个，占38.98%；
场地面积10.56亿平方米，占53.01%（数据来源于“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学校体育场地建设成功投入使用后，其本身所具备的体育—教学结合的特征性，使得场地设施设备使用率要高于其他各类体育场地使用率。因为学校体育场地建成后的高使用率，使无论是体育项目产品购入量还是更新速率，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提高。学校体育场地所具有的与教学之间的相关性，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对新型器材需求，也成为体育产业市场开发的一大促进因素。作为体育产业消费的一大载体，学校体育场地建设投入，也是体育产业快速发展的一条捷径。其他类型体育地建设，有明确的公益性和收益性之分，对于体育产业的发展贡献取决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但学校体育场地建成使用后对体育产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较少，稳定性较其他类型体育场馆有明显优势[31]。
2.4 学校体育是促进体育文化繁荣发展、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的基本场域
学校体育可以对接《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的促进体育文化繁荣发展、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的战略任务，并发挥基础性作用。
学校体育是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阵地。《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提出，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将其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开篇指出，学校体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要求，学校体育切实发挥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素质教育中的综合作用。《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要求，帮助学生实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内涵的中华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高度相通，学校体育具有“以体育人”的独特功能，因此，学校体育理应成为弘扬中华体育精神重要阵地，这不仅是有关纲领性政策对其的要求，也是其特有功能的体现。
学校体育是传承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的传承离不开教育，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首先，学校体育传承中华传统体育文化是政策法规的要求。《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要求，推动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2014年教育部研究制订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提出，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推进大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体化教育。2017年教育部在《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进一步提出，要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并倡导推进传统体育进校园。事实上，传统体育文化进学校活动已普遍开展。例如，文化广州市荔湾区海中小学地处有着深厚龙舟文化的海中村，学校将龙舟引进校园，让学生在锻炼身体的同时接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熏陶，并在2020年全国活力校园优秀案例征集活动中被评为校园体育文化优秀案例[32]。其次，传承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也是学校体育职能的内在要求。传统体育文化进校园不仅可以使其得到有效传承，还可以强化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和民族精神，如我国武术的“尚武精神”、舞龙舞狮的“龙狮精神”等。早在2004年，中宣部、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中就明确提出，体育课应适量增加中国武术等内容。
学校体育是运动项目文化建设、传播的重要渠道。运动项目文化建设是体育文化繁荣发展、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内容。2015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运动项目文化建设的通知》中指出，要主动总结运动项目文化特点，提炼运动项目体育精神，形成运动项目特有的项目文化精神和文化符号，并将运动项目文化作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部分，是实现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因素。优秀体育明星对青少年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对运动项目文化的建设和传播有重要作用。以乒乓球为例，马龙的粉丝数量为1 305.9万，许昕的粉丝数量1 086.4万，刘诗雯的粉丝数量530.7万[33]。冰雪项目文化是运动项目文化建设的一个重点。“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开展以来，全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已超3.46亿人，居民参与率达24.56%。《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提出，推进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带动群众喜冰乐雪。以此为契机，冰雪项目进校园的规模和速度将会进一步扩大和加快。
学校体育对丰富体育文化产品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根据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要求，需要实施体育文化精品工程，创作符合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产品。首先，在自媒体时代青少年是体育自媒体的主体，很多优秀的体育作品通过自媒体广泛传播，造就了一大批校园体育网红，形成了独特的体育文化[34]。其次，有利于体育摄影、体育动漫、体育美术等活动的开展，高校中有专门的摄影、传媒、美术类专业，为体育作品创作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储备，只需要专门的引导和开展相关的活动便可以获得大量的参与群体和优秀作品。再次，青少年对体育影视作品的文化内涵要求较高。优秀的影视作品需要沉淀，尤其是需要体育文化、社会文化、社会伦理等方面的沉淀[35]，要能够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需求和价值体现，刺激体育文化产品的质量提升。最后，我国体育博物馆建设正在逐渐完善。目前除中国体育博物馆外，很多体育类高校也建立体育博物馆，如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博物馆、上海体育学院中国武术博物馆、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教育博物馆等，这对收集、整理、传播体育史学资料等体育文化产品有积极作用。
2.5 学校体育是构建对外交往新格局、加强体育交流的重要通道
体育交往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维度。在构建体育对外交往新格局，提升中国体育国际影响力、深化体育交流合作的具体任务中，学校体育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明确要求，高校开展对外体育交流与合作。通过大、中学生体协，我国每年组织学生参加了数十项国际赛事交流活动，国内也承办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世界中学生运动会、青奥会等多项国际大赛。2014年南京青奥会,有204个国家的3787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是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的体育大赛之一[36]。这些青少年体育国际赛事的参与和举办，大大促进了中国体育对外交往，推动了我国体育对外交往格局的不断优化。我国学校主办的国际体育科研与学术交流也十分频繁，有力促进了体育对外交往新格局的构建。仅2022年，就有多项国际体育学术会议由中国高校举办，如北京体育大学举办“北京冬奥会：体育与中国、世界的未来”国际学术研讨、成都体育学院举办“首届体育基本理论国际会议”、南京师范大学举办“国际体育教师教育高峰学术论坛”等。2022年7月“一带一路”青年体育交流周系列竞赛活动就吸引了在南京工作和学习的 “一带一路”沿线55个国家和地区的198名国际青年朋友的参加[37]。近年来，一些高校有关的体育学术交流活动也开始出现，促进了不同组织国家间的体育文化交流，如2022年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安翻译学院联合承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体育文化学术论坛，北京体育大学已经成功主办了2届的“一带一路”体育教育论坛。
学校体育是提升中国体育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力量。武术的国际传播是提升中国体育国际影响力的途径。2019年1月8日，武术成为第四届青奥会新增正式比赛项目，这将促进武术运动在青年中进一步普及，有利于“力争武术项目早日进入奥运会”的战略任务实现。武术教育在国外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据统计，2019年12月，78个国家240多所孔子学院开设了中医、太极拳等课程，注册学员3.5万人，18.5万人参加相关体验活动[38]。截至2022年5月，分布在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及大洋洲的孔子学院有近500所[39]。孔子学院武术教育已经成为武术国际化传播的重要途径。
学校体育在对外交往中取得了诸多成绩，但仍有不足。首先，我国学校主办的国际体育科研与学术交流活动的国际影响力不高。其次，“一带一路”、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国家之间的体育交流范围相对较窄，其举办的赛事面临着对成员国吸引力不足、竞赛水平不高、国际影响力不大等问题[40-41]。要实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目标，学校体育还须进一步加强体育交流并提升中国体育的国际影响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并提出了建成体育强国的时间截点。体育事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存在，建成体育强国时间的提前又加剧了解决难题的紧迫性。新《体育法》的出台给体育强国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尤其是优先发展领域的规定，给出了探索体育强国建设的思路。优先发展学校体育的探索，只是一个积极的思考，希冀的是能引起学界更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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