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自我”与“他者”:在华外国人短视频讲述中国故事独特叙事范式研究

相德宝,曹 婷

(1.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100089;
2.武汉纺织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根据传播主体的不同,讲述中国故事整体可以分为“自塑”和“他塑”两种范式。长期以来,“自塑”与“他塑”陷入二元对立的僵局。一方面,尽管中国不断加强“自塑”能力,但以我为主讲述的中国故事总被打上“宣传”的烙印。另一方面,西方媒体讲述的中国故事总被贴上“妖魔化中国”的标签。“自我”和“他者”建构的中国形象彼此都不认可,陷入“相看两相厌”的窘境。

互联网信息技术提供的“可供性”(affordance)为新时代讲述中国故事提供新的可能。伴随全球传播去中心化和融合化趋势,讲述中国故事“自我”和“他者”的权威及垄断地位逐渐被消解、打破,普通网民更成为当下讲述中国故事的主体。其中,长期在华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成为当下全球社交媒体平台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自媒体主体,基于中国在场经验和海外异域身份的“主体间性”角色,他们能否通过新媒介“赋权”(empower)打破旧有的“自塑”和“他塑”二元对立的格局,形成一种崭新的讲述中国故事的范式,值得深入研究。

(一)来华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研究的简略梳理

来华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一直是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重要形式。至少700多年前,就有来华外国人以非虚构写作的方式对海外讲述中国故事。13世纪中叶,随着蒙古帝国打通欧亚大陆,欧洲冒险家第一次来到中国,欧洲最初的中国形象,就出现在那些旅行游记中。《马可波罗游记》《曼德维尔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柏朗嘉宾蒙古行纪》等是代表性的欧洲早期讲述中国故事的游记[1]。14世纪中期,来自北非的伊本·白图泰也通过游记将中国故事带到阿拉伯世界。

大航海时代开启全球化进程以后,欧洲来华外国人讲述的中国故事日益增多。鸦片战争打破清朝封闭状态后,外国人取得在中国经商和居住的特权,在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为外国人通过亲身经历对海外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可能性。在华外国记者来到中国,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向欧美媒体发回中国的一手信息,他们渴望了解中国并同西方读者分享中国知识[2]。大众传媒兴起之后,机器印刷与摄影术使得中国故事的传播更为高效和直观,海外新闻媒体对中国故事的讲述逐步常态化。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等为代表的外国在华记者向世界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故事,对外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神秘面纱[3]。当时,一大批外国在华记者深入中国各地,向全球发回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为中国争取到国际舆论的支持。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全球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中,中西人员交流十分有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日益增加。但是,由于中西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政治经济特定传播关系的限制,西方媒体驻华记者往往带着价值偏见的有色眼镜来讲述中国故事,这与中国社会的期待有着巨大的差距。

(二)中国故事“自塑—他塑”二元范式

长期以来,讲述中国故事有“自塑”与“他塑”两种范式。但是,从当前的实际效果来看,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是以“他塑”为主的[4]。“他们无法表述自己;
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萨义德在《东方学》的扉页上引用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这句话。萨义德所开创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揭示了西方在表述东方上的文化霸权。而文化霸权背后深藏的是一套西方对东方的主客体二元对立话语体系,西方作为主体,东方成为西方自我认知和身份建构的“他者”客体。但是,“他塑”中的“他”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同质化对象。一种“他”指外国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这种“他塑”的中国形象往往是负面扭曲的;
另外一种“他”多指在国际上对华发出积极正面声音的国际友人,他们基于中国经验和中国知识,能够客观、全面、真实地对外讲述中国故事,这一类“他”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他者”的内涵。

近年来,学界越来越多地反思“自我”与“他者”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自塑”与“他塑”思维,而更强调一种“主体间性”关系的共同体视角来审视对外传播活动[5]。主体间性超越了主体主义视角下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以一种更加平等的关系、对话和协商的视角看待万事万物。主体间性哲学凸显了主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在构建生活世界中的作用,强调话语双方对话语意义的共同建构性,而不是单方面建构的静态意义[6]。这种认识对国际传播思维范式的影响成为主体间性哲学通向解决各种现代问题的一个缩影[7]。在当前的现实中,基于中外深度交往而形成了具有跨国身份的新群体,在华外国人是这个新群体的典型代表,他们具备讲述中国故事的某种“主体间性”特征,为中国故事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三)短视频传播——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新媒介形式

数字视频拍摄技术的普及、移动互联网的不断升级和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打破了电影和电视等大众传媒时代视频传播模式的边界。日益便捷的短视频拍摄、编辑、分发和传播已经走入普通民众的生活。短视频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媒介形式,国外流行的视频分享平台YouTube上涌现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内容。近几年,李子柒视频在YouTube平台的走红,更让学界聚焦海外视频平台讲述的中国故事。

目前,该领域研究总体上以个案为主,其中李子柒的个案研究数量最多,关于李子柒YouTube平台国际传播研究的中文期刊文章超过百篇,但以在华外国人为研究对象在YouTube平台讲述中国故事的研究目前还整体较少。张春波对2011至2012年间抽取158段YouTube个人发布的关于中国的视频进行符号及话语分析,并阐释了该样本建构的中国形象及其采用的编码与解码策略[8]。邱光华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对“我是郭杰瑞”YouTube主播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进行研究[9],但该账号视频使用的是中文,受众对象并非讲英语的外国受众。

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尝试提出以下问题:

(1)在华外国人短视频讲述的中国故事建构了什么样的中国国家形象?

(2)在华外国人短视频讲述中国故事的叙事角色和叙事策略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

(3)相较于传统“自塑”和“他塑”范式,在华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能否形成一种独特的讲述中国故事范式?

(一)研究对象

本文选择YouTube作为研究的平台。YouTube创立于2005年,以原创视频为主打业务,它从成立之初就立足国际化视野,吸引了全球100多个国家的用户[10]。选取该社交媒体平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YouTube是全球社交媒体平台中国际用户最多、覆盖最广泛、影响力最大的视频分享平台,也是最大的全球传播公共舆论平台之一。根据2022年1月8号国际网站排名,YouTube在全球网络上排名第二(根据流量),仅次于Google.com。(1)参见网址http://www.alexa.cn/rank/youtube.com。

本文的具体研究对象是YouTube上在华外国人开设的主要讲述中国故事的账号。基于长期对YouTube平台相关短视频内容的观察,本研究广泛搜集在华外国人开设的以中国内容为主,信息真实、无种族歧视倾向的视频账号。通过跟踪观察和粉丝数量排名,最终选取平台上热度排名前十位的在华外国人账号作为研究对象。本文选取的点击量最高的YouTube视频主播均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均用英文讲述中国故事,评论区留言也以英文为主,具体账号信息参见表1。文章进而通过平台的热度搜索功能选取每个账号观看量前20名的涉华视频内容进行分析。

表1 讲述中国故事的在华外国人主播YouTube账号信息(根据订阅者数量排序)

(二)研究方法

1.内容分析:研究选取以上十位主播频道上热度排名前20的涉华视频,最终得到了200条短视频作为研究样本。文章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对200条短视频进行主题和叙事策略编码。

2.多模态话语分析:根据研究问题,对短视频的图像、声音符号以及话语策略进行分析。

(一)在华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内容特征

在华外国人账号讲述中国故事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不同主题。根据对200条研究样本的统计,政治议题数量最多,达到72条;
其次是文化议题,56条;
之后是社会议题,42条;
最后是经济/科技议题,30条。在华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主题分布参见表2。文章进一步具体分析上述5个主题涉及的具体内容以及建构的中国整体形象。

表2 在华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主题分布

1. 政治——区别于西方,政治稳定,政府规划长远,执行力强

政治议题主要关注中国国内和国际政治。国内政治关注的主要议题包括中国政治体制和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政策举措、香港局势、新疆和西藏少数民族、中国人对中国政府的态度、中国的宗教自由情况等。国际政治议题关注中美关系、中美贸易战、西方对中国抗疫的政治化解读、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偏见性报道、外国人在中国的自由度和中国对外经济政策。

总体来说,在华外国人主播认为中国政府可以对国家的发展进行长期规划,政府的资源整合能力和执行力强,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容易受到政党斗争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生活自由、安全、幸福、和谐,老百姓对政府的好感度高。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并没有生活在压迫中,他们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也有很多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同样可以获得幸福美好的生活。

针对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政治问题,相关主播也对西方的政治话语予以回应。例如在“一带一路”问题上,西方媒体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的“债务陷阱外交”(Debt Trap Diplomacy),主播“Pascal Coppens”认为西方有这样的认知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历史,让西方人惯性地以为中国也会通过债务在政治上控制非洲国家。

2. 经济/科技——经济/科技创新发展、充满活力

在华外国人主播多从科技主题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经济/科技话题难以截然分开,本文作为整体进行编码。经济/科技主题聚焦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尤其是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和高科技创新领域取得的成就,以及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

在华外国人主播通过亲身体验展示中国的高科技和高效率,展示的科技包括高铁、新能源、农业科技等;
主播探访了各种高科技工厂,例如长安汽车公司高度自动化的汽车生产工厂、疫情期间为全世界供应口罩的深圳口罩生产工厂、甘肃省广袤戈壁沙漠中的太阳能热电站、广州的一家造船厂等。如主播Barrett亲自体验中国的高铁,向国际受众介绍中国高铁轿厢实景和各种设施以及服务,并和自己国家英国的高铁进行对比,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高铁网络,而英国的铁路发展非常糟糕而且票价昂贵,并分析原因认为中国高铁项目是政府主导的,而英国铁路实行了私有化,更多考虑盈利而非公共服务。

视频还介绍了中国著名的私营高科技公司,包括华为、腾讯、平安、比亚迪、DJI(大疆)、BGI(华大基因)等。主播“Pascal Coppens”认为到2023年,“中国在创新方面会引领世界(China will lead global innovation in 2023)”,同时认为中国重视教育,中国人勤劳(hardworking)、坚强(resilient)、具有开拓精神(entrepreneurial),中国文化强调合作(teamwork)等因素是中国经济和科技创新实现快速发展的原因。

主播“Cyrus Janssen”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来说并不会构威胁,中国并没有偷走美国人的工作,相反正是因为像苹果这样的美国公司在中国代工,才能降低生产成本,获得更高的利润,否则人们要花更昂贵的价格购买苹果手机,而且选择在中国建工厂是美国资本家自己的决定。主播“Barrett”认为,西方国家要和“中国经济脱钩,把制造业带回本国”的言论只是政治声明,实际很难实现,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的30年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导致本国很难在短期内发展出强大的制造业,再加上西方国家的劳工更愿意从事金融而非制造业相关的工作。巨大的经济规模使得中国发展出了强大的制造能力和世界一流的供应链和运输基础设施,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已经深度融合。

3. 文化——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景观

文化主题聚焦中国美食、城市和乡村景观以及主播在中国的新奇体验。美食类视频体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在华外国人对中国美食的喜爱与赞叹。澳大利亚主播“Blondie in China”是美食体验类主播,她的视频主要介绍在中国的美食之旅。她对一个城市的认识从这个城市的美食开始,比如青岛啤酒、武汉热干面、螺蛳粉、麻辣烫、火锅等。在所有200个研究样本中,热度排名第一的即是题为“Chinese Seafood Steam Table”(中国式蒸汽火锅海鲜宴)的美食体验视频。

风景类视频带着观众来到中国最适合拍INS照片的网红打卡点如上海深坑酒店、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校园、三峡大坝等,包括了中国的各大城市,还有静谧而美丽的乡村。新奇的体验和发现也是主播们乐于分享的内容,比如体验中国采耳、参加中式婚礼和中国相亲节目等。一个名为“Getting my ears cleaned in China”(体验中国式采耳)的视频观看量达到166万次,可见国际受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猎奇心理。

文化主题下的内容呈现了中国丰富多彩的美食美景、既现代又传统的城市乡村景观和充满烟火气息、多姿多彩的日常生活图景,这些都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母题。短视频这种视听影像符号比文字更加直观、降低了受众解码的难度,在跨文化传播中更具优势[11];
因此这些内容新奇、有趣、欢乐、富有人情味的短视频容易成为平台上热度高的爆款内容。上文提到的观看量排名第一的视频,总观看量达到了267万次,比排名第二的高出68万次。

4. 社会——国治民安、安居乐业的生活图景

社会主题下的视频聚焦于疫情下中国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展现了中国社会正常有序、人民生活安居乐业的状态,反映了中国抗击疫情取得的成效。由于西方国家采取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抗疫政策,导致其疫情形势总体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而主播们所生活的中国,疫情总体处在动态清零的状态,他们对中西疫情的对比感受体现在了视频中。

选取的高点击量视频中,八个主播相关视频涉及疫情。他们纷纷走上自己所在城市(深圳、北京、贵阳、南京)的街头、超市、咖啡馆、菜场等公共空间,拍摄人们的日常生活,展示疫情下中国人真实的生活。主播“歪果仁研究协会YChina”走上武汉街头采访,探寻中国在疫情中快速恢复经济生产和正常生活,以及武汉短期内从一个“沉默”的城市获得重生的原因。主播“Blondie in China”呈现了她从澳大利亚回中国期间在广州住隔离酒店的经历。主播“Daniel Dumbrill”连线疫情期间驰援武汉的医生,介绍一线医生工作的情况。在这些视频的评论区,国际受众纷纷表达对中国、对武汉人民的支持。

中西对比常出现在社会类主题视频中,如中国社会的良好治安和令人“不可思议”的安全性。有四个主播在视频中表示中国社会的安全程度是自己的母国不可比拟的。在中国凌晨一两点独自在外行走也不会遭受抢劫或枪击,而在很多西方国家,凌晨独自一人在外面走路十分危险,尤其对于女性而言。多个视频提到了中国社会的包容性和对外国人的友好。在一个主播和在华美国人谈话的视频中,美国人“Dan”表示他在中国和中国人结下的友谊与在美国相识了十几年的朋友之间的友谊不可相提并论,他提到“中国人可以像亲人一样关心你”。中国城乡整洁有序的景观也频繁出现在主播的镜头中。主播“Living in China”身在中国边远省份贵州,他的视频展现了贵州省会城市贵阳和贵州乡村的风貌以及普通人的生活。他认为那里的街景现代、干净、整洁,人们的生活多彩而幸福。

(二)在华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叙事角色和叙事策略

根据观察,在华外国主播短视频讲述中国故事主要采取三种叙事策略:(1)见证:作为“在场者”的眼见为实;
(2)阐释:“中国通”角色的深度观察;
(3)反驳:以“评论员”身份驳斥西方主流话语的鲜明立场。

见证是基于“在场者”的亲身经历,是中国故事的事实基础,也是解释和反驳的前提;
阐释主要采取一种中性视角,针对外国公众对中国不了解、有疑惑或存在误解的现象进行深入浅出的解释;
反驳主要针对国外政客、大众或媒体对中国不实的言论和报道,意在戳穿歪曲中国的信息和观点,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其观点、立场和态度都非常鲜明。例如主播“Daniel Dumbrill”在香港和深圳生活多年,在“修例风波”期间,他看到西方媒体对香港的不实报道,与自己真实经历的香港完全不同,因此发布了相关视频来告诉国外民众香港的真实社会状况。

见证、阐释和反驳三种话语并非截然分开、相互排斥,在不同的视频中会有一种叙事策略更为凸显。本文对200个样本叙述策略进行编码。根据统计,在华外国人主播短视频讲述中国故事使用见证叙事策略数量最多,总计93条,占总样本将近一半;
其次是反驳,59条;
最后是阐释,48条。在华外国人主播短视频中国故事叙事策略分布参见表3。

表3 在华外国人短视频中国故事叙事策略分布

根据对叙事策略和主题的交叉分析,发现不同主题的短视频呈现出明显的叙事策略差异。文化主题主要使用见证叙事策略。政治主题主要使用反驳策略。经济/科技主题主要使用阐释和见证两种叙事策略。社会主题以见证为主,其次是阐释,有少量的反驳。究其原因,文化主题更多是一种体验观察,因此多用见证策略。而政治主题是他者叙事的重灾区,是“自塑”和“他塑”冲突的主要阵地,因此主要采取反驳策略。在华外国人短视频中国叙事不同主题和叙事策略交叉分析参见表4。

表4 在华外国人短视频中国叙事不同主题和叙事策略交叉分析

下面对在华外国人短视频讲述中国故事的三种叙事角色和策略的特征进行具体说明。

1. 见证:“在场者”的眼见为实

对于未来过中国的YouTube观众来讲,在华外国人短视频是最好的认识和了解中国的媒介。见证类短视频发挥了在华外国主播“在场者”的主体优势,能亲身经历和见证中国的实况,同时以外国人的视角呈现。视频通常采用vlog的形式,主播像导游一样具身在场,边体验边讲解,视频全部都是实地拍摄的亲身体验。其中美食体验和城市旅行最多,其次是高科技工厂体验和人们日常生活的真实呈现,呈现方式以主播的实地体验、讲解以及和被拍摄对象的交流互动为主,高度结合视频元素。这种形式能够让外国受众有更为直观的感受,展现中国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的工厂以及疫情下人们的生活日常,总体上呈现出充满发展活力和丰富多彩的中国图景。从内容来看,文化主题最多,超过了总数的一半,其次是社会和经济/科技。10位主播中有4位主播的大部分视频内容为见证类叙事,分别是“歪果仁研究协会YChina”“Blondie in China”“the JaYoe Nation”和“Living in China”。

外国视频主播的见证往往带有解密的意味。“外面的世界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的”。见证和经历的对象是主播自主选择的,每个选择的背后往往映射出主播在自己的母国和中国的生活经历之间的对比,因此这种对比式的表达多次出现在视频中,如:“我从未见到哪个国家变化有中国这么快”“中国人的生活与西方国家一样,只不过唯一的不同是,他们的国家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我在中国已经18年了,中国就像完全变了一个国家一样,而我回到我的家乡加拿大,则基本上和18年前一样” 。大部分见证并不是一个人的独白,而是与中国人的互动。在视频的音画互动中,中国人也参与到故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作为见证客体的中国形象,而是与外国人一样有着喜怒哀乐的情感、酸甜苦辣的生活、丰富多彩的追求,真实而饱满的中国人。有的主播还将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带入体验和见证的过程。如账号为“Blondie in China”的主播在视频中经常与父母一起体验中国美食,营造的氛围既温馨又真实。

2. 阐释:“中国通”角色的深度观察

阐释类叙事体现了在华外国人主播“中国通”的身份角色。基于中西在地经验和长期实践观察,他们对中国诸多领域形成了独到的见解。与见证类叙事对实际场景高度结合的体验形式不同,阐释类叙事大多是主播在摄像头前,以专家身份进行解说,一般结合相关空镜画面,总体上以声音、文字、图片内容为主,视频画面为辅,也会辅助以各种数据和图表等,体现了在华外国人主播分享知识的专业性。

从内容来看,政治类主题的最多,占比接近四成,其次是经济/科技,占到了三成,文化类的最少。政治类内容更为抽象,难以通过见证体验的方式来呈现,而通过观察进行解释则是更常用的方式。10个主播当中,“Cyrus Janssen”和“Pascal Coppens”两个账号解释类视频数量占比最多,分别是13和20个。

阐释类视频的选题内容总体偏中性,大多不涉及与他国的冲突,主要针对国外对中国的疑问展开。相对于见证类视频一般回答“是什么”的问题,阐释类视频大多回答“怎么样”或“为什么”之类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中国有全球最好的高铁网络?为何世界需要中国?中国的C2M(consumer to manufacturing)商业模式怎样重塑了世界电子商务格局?中国为什么发展如此迅速?中国如何经过了40年的发展后开始引领世界创新?中国有自由吗?中国安全吗?中国人爱中国吗?中国人爱中国共产党吗?中国人民银行的数字货币对美元构成了威胁吗?中国在半导体领域能赶上美国吗?这类问题往往不是短期体验能回答的,需要讲述者对中国有十分深入的了解。

3. 反驳:以“评论员”身份驳斥西方主流话语的鲜明态度和中国立场

反驳类叙事内容体现了在华外国人主播“评论员”的身份角色,他们立场鲜明,对西方主流话语中对中国不实的言论予以质疑、批评和驳斥,呈现出支持中国的立场。该类别的视频和阐释类视频高度相似,主播们在摄像头前,如辩论者一般,驳斥歪曲中国的信息和观点。

在内容上,反驳类视频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此类观看量排在前列的反驳类叙事涉及香港暴乱、新疆问题、美国制裁华为、中国政治制度、新冠疫情等,均为西方媒体和政客攻击中国的热点话题,体现出外国主播对西方舆论的针对性。基于中国在地经历和自身观察,外国主播们在这些话题上对西方政客和媒体歪曲中国的反驳更容易受到外国人的注意。主播“Cyrus Janssen”说他的粉丝中有一些美国人,他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中国的负面言论,感到很困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这么差还能发展得这么好,于是就在YouTube上找在华美国人拍摄的视频,想听到不同的声音,了解真实的中国。

除了反驳西方国家和媒体对中国的攻击,多位主播对国外网民攻击自己支持中国立场的言论进行了澄清和辩护。在标题为“How much money does China pay me to make YouTube videos”(中国政府资助了多少钱让我制作YouTube视频)的视频中,“Cyrus Janssen”称自己没有从中国官方获取任何资助,制作短视频的初衷是希望说出关于中国的真相,“西方媒体上出现的中国实际上不是事实,我们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该停止了,是时候让我们站出来分享我们的观点了”。“Nathan Rich”在一个视频中专门批评了YouTube平台对他的打压,称YouTube移除了他95%的订阅量,还把他一些客观介绍中国的短视频限流了,原因是他故事中的中国和西方主流叙事中的中国不一样。“Barrett”账号也发布视频反驳英国主流媒体《泰晤士报》的报道,该报道宣称他们经过调查视频内容后发现该主播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资助。非政治主题下的反驳叙事主要集中于澄清西方大众对中国的误解,比如中国人没有自由、中国人不快乐、中国食物短缺等。

反驳类叙事视频获得的评论量明显高于见证类叙事和解释类叙事视频。在所有反驳类叙事的视频中,观看量排名第一的视频为“Western Media Lies about China”(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谎言),其观看量高达188万次,评论接近2万条,点赞量超过8万次,在所有的200个视频中,该视频的热度排名第三。

(三)在华外国人短视频讲述中国故事的独特叙事范式

相较于传统讲述中国故事的“自塑”和“他塑”叙事范式,在华外国人依托社交媒体平台讲述中国故事的叙事在传播主体、媒介渠道、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方面实现诸多突破,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一种独特的讲述中国故事的范式。

首先,在传播主体方面,传统的“自塑”与“他塑”传播主体都存在以我为主、自说自话的问题,最后陷入对立、冲突的传播困境。一方面,作为“自塑”主体的中国政府、中国媒体在国际传播的语境中先天遭遇“合法性”危机,受到西方民众的质疑,难以获得信任,更难达成沟通、交流和对话的目的。例如,中国媒体驻外机构被美国政府强制贴上了“外国代理人”和“驻外使团”的标签。另一方面,作为“他塑”主体的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同样陷入“做人别太CNN”的窘境,而通过“阴间滤镜”讲述的中国故事明显呈现出“东方主义”后殖民特征,中国成为反衬西方“自我”主体的“他者”客体,被剥夺了与西方平等对话的主体地位。

在华生活、工作或学习的外国视频主播具有超越“自我”和“他者”的主体间性特征。他们拥有西方的身份符号和身份认同,同时多年的中国本土交往与实践使他们能够理解中国的知识、动机和立场,改变了他们经过多年本国媒体“涵化”培养形成的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形成了崭新的中国观。而且,作为非官方、非专业的个体身份与普通网民具有天生的平等关系和共情能力,更容易获得信任和传播的达成。而正是这样主体间性的认知转变促使他们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中国故事的讲述者、阐释者和评论者,成为跨文化沟通的使者和桥梁。正如加拿大主播“Daniel Dumbrill”说:“来到中国的第6年,我的观念发生了转变。之前我认为中国人都被政府洗脑了,后来我认识到不是中国人被洗脑了,而是我被媒体洗脑了。”甚至,部分视频主播已经与华裔组建了家庭,具备了跨国身份。如来自美国的视频主播“Cyrus Janssen”与在中国认识的加拿大华裔女性结婚。他在视频中反复强调“当美国学会与中国合作时,全世界都是赢家”。博主们并没有因为发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存在偏差而憎恨西方国家,煽动中西仇恨。在支持中国立场的视频内容受到国外网民质疑时,他们也经常强调自己母国的身份特征以及对母国的热爱。

其次,在媒介渠道方面,与传统大众媒体相比,社交媒体平台UGC短视频交往的属性成为主体间性关系建构的媒介基础。传统媒体时代,内容生产技术和内容发布的渠道被传统的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机构垄断,传播是简单的线性模式,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社交媒体时代,受众不再只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每个人成为可以自主发布信息的传播主体。媒体在传播中的中心地位被打破,个体“甚至还参与新闻事件,影响事件的进程”[12]。上文提到的主播“Barrett”登上了英国《泰晤士报》,被指受到了中国政府的资助,随后他在短视频中回应了这件事情,国际受众在评论区参与了讨论和互动,共同影响事件的进程。其次,基于社交媒体平台的短视频媒介形式体现了对话和交往的生产逻辑,为使用者提供了一种主体间性的媒介网络,这一点体现在以下方面:1.主播和观众(虚拟“在场者”)不断互动。在华外国人主播在视频中询问观众感兴趣的话题,然后制作相关内容,也会专门制作视频回应评论区的留言。2.短视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易于分享从而容易转化为社交资本[13],这也体现了其交往的属性。部分在华外国人主播在别的社交媒体平台(例如Twitter和Facebook)也发布了其在YouTube平台的短视频链接,方便人们用短视频来获取信息和社交。3.主播的身体、声音出现在视频中,而且还与被拍摄对象互动,他们不再是传统纪录片中客观的观察者,而是交往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打破了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关系,他们在交往中互相形塑,共同构建社会现实[14]。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同的社会行动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互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媒介景观,他们的交往和对话共同形塑着中国故事。

但同时,这些视频主播也注意到新的媒介技术并不是中立的。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价值观往往已经嵌入到相关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中[15]。YouTube作为美国资本控制的视频平台,其大数据智能分析已经实现对涉华信息的监控,不少外国主播揭露西方媒体虚假涉华报道的视频被平台“以限流、控制点赞数和限制订阅用户的方式加以把控”[16],如主播“Nathan Rich”在一个视频中提到自己视频的订阅用户数量不升反降。尽管如此,本研究选取的视频账号仍旧在YouTube平台拥有数量可观的订阅用户,涉华视频观看量动辄数十万。

在传播内容方面,在华外国人短视频中国叙事呈现出与西方主流媒体中国叙事明显不同的叙事框架。基于中西的跨文化沟通经历,在华外国人通过短视频媒介形式建构了一个政治上区别于西方、规划长远、执行力强,经济/科技创新发展、充满活力,文化上多姿多彩,社会层面国治民安、安居乐业的中国形象。他们打破了西方主流媒体“他塑”中国的刻板印象,同时又为中国政府、媒体“自塑”中国的神化和美化进行驱魅,较之于中国“自塑”主体的宏大叙事,这些短视频中国故事通常从个人真实的经历出发,用更小的切面、个人化的叙事和真实的情感展现了一个更加贴近普通人生活的真实的中国。这种叙事更容易实现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和认同,有利于构建一个更为客观、真实、可信的中国形象。

跨文化传播的困境在于意义在话语呈现过程中的流失、消解甚至误解[17]。讲述中国故事当前面临的一个挑战,即超越“自塑”和“他塑”的二元冲突框架。

西方教育和成长背景使得在华外国人主播精通西方文化逻辑、思维习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在华经历又让他们对中国文化、社会、政治和价值观等有着深入的了解,中西文化的碰撞形塑着这些主体的中国观。在华外国人主播超越“自我”和“他者”以及去西方中心主义的主体间性身份特征,使得他们往往能跳出西方主流媒体中西二元对立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以一种新的关系视角去解读中国和西方。

本研究通过分析YouTube在华外国人主播的200个高点击率视频,探讨他们讲述中国故事的内容特征和叙事特征。从整体上看,在华外国人的中国故事呈现了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科技快速发展、文化丰富多元、社会安全有序的现代中国形象。基于见证、阐释和反驳三种叙事策略,这些主播在视频中体现出“在场者”“中国通”和“评论员”三种讲故事角色。基于这三种身份,YouTube在华外国人主播已经呈现出“主体间性”的特征,超越了一般外国人的自我认知角色,将自己视为中国“在场者”和观察者的身份,树立自身“中国通”和“评论员”角色的文化权威。研究发现,在传播主体、媒介平台、传播内容和效果等方面,在华外国人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讲述中国故事的叙事对传统中国故事的“自塑”“他塑”叙事范式实现诸多突破。对于中国来讲,这种从中国事实出发,针对外国受众的叙事弥补了中国“自塑”主体的局限。在华外国人主播为中西交流对话搭起了桥梁,让“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更加立体、饱满和生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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